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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1-34章 虚情欢会

  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

  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

  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

  “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堕为罪魁,心怀惭德,愧对振武;三罪国基甫定,法权未张,乃有杀张之事,以致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黎元洪保证对张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参谋总长及鄂军都督职,又向参议院辞副总统职。

  黎元洪是否真的认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不是,恰恰相反,黎元洪凶相毕露地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张、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北,鄂人士甚震骇,军人尤不平。谣言四起,黎令武昌戒严益甚。各界人士群情愤激,莫可名状,黎竭尽全力削弱革命党人力量,首先派亲信部队将张、方统率的将校团包围,令即日缴械退伍,实即遣散。又召集军界人员在都督府开会,强词夺理地说,杀张振武,实出于万不得已。元凶既除,余党自解。此后我军人务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党见。

  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设军务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即连张振武创办的民国男、女公校也下令取缔,后经教育司力争,才决定将两所学校收归公办。黎元洪加派军警巡逻市街,缇骑四出,暗探密布,都督府周围长期处于戒严状态。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

  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

  黎元洪得悉参议院要弹劾自己,非常紧张,连忙策划对付手段。他采纳饶汉祥献计:“假用鄂军人联名挽留为要挟地步,又用商会、教育会名义,电责参议院不应弹劾,恐摇动大局。”于是,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各级军事学校校长、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第1师师长黎本唐领衔,在黎元洪提出辞职的第2天发表通电(梗电),对民社派参议员提出的质问书进行了逐条驳斥,为黎元洪辩解。未过一日,湖北军界再次气势汹汹地发出通电,语气尤为激烈,点名痛骂刘成禺、张伯烈等,说他们“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是为丧心病狂,玷辱祖宗”。还威胁说:“参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24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

  

  在黎元洪及其亲信的煽动下,又有湖北教育总会、商会,武昌、夏口、汉阳议会,以及“湖北保安社绅耆暨全体士民”、“旅沪鄂人”等,也纷纷致电北京,斥责参议员,挽留黎元洪。稍后,鄂省议会也致电北京。这些电文,均系黎元洪左右舞文弄墨者所为,那军界之恐吓电,更开武人干涉议会之恶例,为此激起参议院和舆论界的不满。

  黎元洪作贼心虚,连忙致电袁世凯,说是“军界通电,措词激烈,元洪往阻无及,索稿未获,深为惶歉。伏念元洪于振武案办理委曲,未能事先遍晓,致启诘问,故谨请失察之罪,临颖彷徨,泪随电堕”。黎怂恿军界攻击参议院,又自请“失察之罪”,可见其已捉襟见肘,黔驴技穷。

  黎元洪的这些活动,确实发生了作用。参议员们害怕动乱,袁世凯除亲自接见湖北议员外,又暗中运动共和党的非民社派议员,要他们说服民社派议员不要再坚持弹劾政府,一旦弹劾无效,则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稍后,袁世凯命参谋部次长陈宦、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等宴请民社派议员,劝其勿迷于张振武私情,而与政府为难,即要求他们放弃弹劾案。民社派议员终于软化。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只是没有公开撤回弹劾案,而是消沉下去。

  到了22日下午,参议院经过辩论表决,赞成弹劾陆征祥、段祺瑞者为多数,于是弹劾陆、段案得以成立,并举定由张伯烈、时功玖、刘成禺等为起草员。但是由于袁、黎收买和串连参议员不出席会议,使到会议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使弹劾案不能成立。28日,拖延了1个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弹劾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4人提出,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覃振、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卢士模、周珏、殷汝骊8人连署。该案仅把袁世凯不经审判,捕杀张振武、方维的违法举动,归罪于陆征祥和段祺瑞的“辅佐乘谬”,“陷临时大总统于违法地位”,要求临时大总统依约法将陆、段即予免职。与此同时,同盟会籍议员刘星楠提出《咨请政府查办参谋长黎元洪违法案》,指控黎元洪恃有全国军事上之大权在握,对张振武、方维不依法手续,坚持其就地正法之蛮横办法,屡电北京,强陆军部以必行,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咨请政府严行查办。这两个避重就轻均未涉及黎、袁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杀害张、方的提案,袁世凯和参议院中拥袁、黎参议员,仍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弹劾陆、段案未能通过。

  革命党人遂将斗争重点放在查办黎元洪身上,认为张、方一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泄其夙愤,破坏约法,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此案黎为造因生祸者,袁为黎连带,而陆、段当代负其责者也。故陆、段可递咨减罪,而黎元洪则万不可不问。黎元洪杀张、方非以参谋长电杀之,乃以鄂督电杀之,乃改查办鄂都督案,举陈家鼎起草。

  但查办黎元洪案同样遭到袁、黎势力的反对,他们出于共同的打击革命党人的立场,出来袒护黎元洪。9月3日,陈家鼎提出了查办鄂督黎元洪案,连署20余人,列出交参议院。拖延到9月13日,陈家鼎始得在会上报告,列举黎元洪十大罪状,要求讨论通过。十大罪状从杀祝制六等到封闭《大江报》,通缉何海鸣、凌大同,逼走王宪章、杨玉如,到杀张振武、方维,以及外云军民分治,内实大权独揽,滥用刑讯,唆使鄂军界干涉政治等问题均涉及到,虽然也是从法律角度提出问题,但接触到了黎屠杀革命党人的政治问题,说明了黎杀张、方非出于偶然违法,而出于敌视革命党人的一贯立场。

  报告甫毕,刘崇佑、刘国珍等大声反对,不待议长宣布散会,纷言延会而去。至此,参议院中环绕着张、方事件的所谓弹劾与查办也就不了了之。但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声讨下,不得不为张振武开追悼会。他亲往致祭,并致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的认识,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张、方被杀前,袁已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面商国是,调停党争。16日,张、方被杀,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力阻他们只身进京,误入圈套。但是,孙中山对众人道:

  “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袁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以防突然。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孙中山从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号轮船。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10余人。

  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团团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劝他不要贸然进京:“公世界伟人,历经险阻,岂怯于民国成立之后,惟此行以有益无益为断。观北方情形,似即行亦无大裨益。”

  但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于是,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改造中国。

  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美丽、年轻的女子,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安平号轮。在安平轮上,她趁人不注意,把孙中山请进一间船室内,尔后关上门,正当孙中山愕然之际,她掏出一把寒光阴森的尖刀,道:

  “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

  那年轻女子说着,便举刀刎颈。孙中山见是个女志士,慌忙拦住,从她手里夺过尖刀,掷于地上,然后慰言再三,劝止百般,那女志士才肯下了安平轮,怏怏而去。

  8月18日下午,“安平”号轮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载着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去北京会见袁世凯。22日下午,“安平”号轮抵天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去北京。

  袁世凯以欢迎元首的礼遇进行隆重的欢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将自己的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使用。

  孙中山下了专列,只见北京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如林,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都来迎接。由于北京市民早就期望看看这位革命领袖,加上袁世凯有意隆重接待,欢迎群众达数万人。孙中山举帽从人丛中穿过,频频向人们致意、然后乘袁世凯的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进中华门。孙中山的马车前呼后拥,沿途军警林立,军警背后便是人山人海。孙中山在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下榻。

  袁世凯命令对孙中山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袁世凯为接待孙中山来京,筹划甚久,用心颇深。他把孙中山的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即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还便于警卫,而他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故意把总统府腾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原准备在第二天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就派人邀见,并举行晚宴欢迎。孙中山去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时,袁世凯早迎于厅下,互相礼毕,手拉手来到大厅。在晚宴上,袁世凯亲自执盏于孙中山,致词道:

    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浅,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

  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说,便道:“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筑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

  袁世凯忙道:“极是,极是!”

  孙中山原只准备作短时间的拜会,但同袁晤谈后,即“欢若平生,恨相见晚”,即留驻府中与袁畅论时事,至夜半犹未辍谈。

  次日,孙中山宣布自己北上的宗旨和政见7条:(1)男女平权。(2)大铁道计划。(3)尊重议院。(4)南北不可分离。(5)大局急求统一。(6)报界宜造成健全政论。(7)决不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孙中山,特派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文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人支派使唤。孙中山如公出,即有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袁世凯又特别命令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马队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

  孙中山每次外出,见途中总无一人,甚为诧异,得知是袁世凯特意安派之后,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1、2日即他去矣!”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心思,忙将军警撤除。

  孙中山住在袁世凯的总统府,石大人胡同一时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府成员,有前清遗老,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有新闻记者。孙中山应酬不暇。

  28日,袁世凯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孙中山,并邀请各部总长、各高级军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孙毓筠、沈秉坤、章太炎、王赓、孙武、宋教仁、张绍曾,还有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致欢迎词,道:

  “孙先生游历海外20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袁世凯举酒向孙中山致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深感谢。”他称赞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宴后,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国内外重大问题举行秘密会议。

  由于孙中山在北上前就认为,中国无论由何人来执政,都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国力日竭,外患日逼,现实的政治状况犹如一团乱麻,谁也一时难以措手足,如果只从党争下手,结果反而会越搞越乱,难以解决问题。现在既已让位给袁世凯,就应该努力去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支持他推行利国福民的政策,争取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的问题。他对袁世凯失去警惕。来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又对他极为尊重,孙缺乏同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很容易受袁世凯的欺骗。袁世凯在张、方事件后,很需要孙中山的支持,来稳定革命党人的不满情绪,因而表现出极其尊重孙中山。他们俩人这才相互高呼“万岁”来。

  孙中山与袁世凯初次晤谈后,就向自己的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

  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

  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像盼孙中山一样,也盼黄兴能北上,他坚请孙中山特电黄兴即日来京商议要政。孙中山致黄兴的电报,就是应袁的请求发出的。

  黄兴在孙中山的敦促下,于9月5日率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徐少秋等10余人,乘铭新轮离沪北上。

  9月7日,黄兴还在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上将衔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

  黄兴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20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事经国务会议,金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谓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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