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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4-25章 晋中酣战

  解放军转战中原的3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在1948年3至7月,先后攻克了国民党军强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洛阳、开封等城市,进行了宛西宛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共歼敌16万人。山东地区的解放军,连续出击胶济线,津浦线和潍坊、兖州和济宁地区,歼敌15万,使山东省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华北解放军于3—4月份出击察南、绥东、冀热辽和平保线,5月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南完全解放。

  5月上旬,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华北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分别为军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华北又成立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央赋予徐向前一兵团的任务是:发起晋中战役,在晋中打阎锡山,直至攻克太原。徐向前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中战役。

  阎锡山召集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梁化之等军政大员商讨办法。赵承绶表示愿率部开往晋中作战,高倬之愿率领第三十四军打先锋。于是赵承绶率野战军从太原开到晋中。

  阎锡山在晋中有3个集团军,3个总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之众。而解放军作战部队是第八、第十三两个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陕北警备旅、晋绥、太行与太岳及北岳军区部队各一部,共46个团,约6万人。在装备上,阎锡山军队优于徐向前部队。阎锡山的战略是以守为攻,即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隘口要地,以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架势。阎锡山扬言,以照这种布防,可以永保晋中,万无一失,退一步说,一旦晋中不保,太原城有兵有粮,固若金汤。

  徐向前的战略方针是:战役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6月上旬,徐向前派遣吕梁部队进入孝义和汾阳地区活动,同时部署太岳部队由南向北挺进,相机攻占灵石县城,他率兵团主力由太岳山区东倒隐蔽向晋中敌侧背地区开进。

  6月11日,吕梁军区部队一部突然出现在汾阳、孝义以西的高阳镇地区,威逼汾阳、孝义两城。12月,沿同蒲铁路北上的太岳军区部队一部,解放了晋中南端的灵石县城。次日,阎锡山指派其34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战术,向心合击高阳镇。解放军坚守阵地牵制敌人。阎锡山又派其“亲训”的第72师和“亲训”炮兵团增援。

  徐向前见敌军主力已被诱调出剿,当即率兵团指挥所向子洪口要隘兼程进发。子洪口是两山狭谷的咽喉之地,阎锡山构筑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其中最为坚固险要的白狮岭据点,在子洪镇南侧,居高临下,控制着公路的出入口,阎军称为坚不可破的“金钢岭”。

  徐向前避实击虚,暂不取子洪口。是时,敌“闪击兵团”被吸引到汾河西高阳镇地区,祁县及其南面平遥敌人的守备空虚,徐向前令主力第八、第十三两纵与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据点,并前出同蒲铁路东南平川作战,意在诱引“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予以包围歼灭。徐向前令第十三纵队于6月19日黎明前,乘黑夜绕过白狮岭,直出山下,以37、39旅,分头突袭守敌不足一个团的菩萨村与元台沟两据点,以38旅插至东观镇与子洪镇之间,监视、阻击东观镇敌人的出援。

  19日晨4时30分,解放军发起进攻时,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仓惶应战。因山上无动静,以为不过是“小股游击队”活动,便凭借坚固工事抵抗,等判明是徐向前野战部队奇袭,顿时惊慌失措,军心动摇。激战12个小时,两处据点被攻占,守敌全部被歼。敌人的子洪要塞被隔断在后。八纵和太岳部队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口的东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重创阎军第70师,毙其师长侯福俊。

  徐向前指挥主力拔除据点,歼灭封锁山口的小股敌人,打开了晋中敌人的“大门”,即乘猛虎下山之势,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作宽正面展开,近迫同蒲铁路,给敌人以严重威胁。北面解放军部队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攻歼小据点,斩断铁路交通线,牵制敌人。

  阎锡山绝没料到徐向前部会大踏步前进,向自己的腹心杀来,更没想到徐向前对子洪要塞置之不顾,而“金钢岭”守军,又竟然连眼皮下面通过的大部队也没有发现,失守了门户。阎锡山为保住老剿太原的绝对安全,急命高倬之回师东“跑”,并强作镇定,令榆次、太谷驻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观动静。

  徐向前得报敌34军已开往介休,便以第八纵、太岳部队一部堵截,并以主力追击,在运动中歼敌;又令第十三纵队主力转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切断平、祁间的交通,以隔绝南北两敌的联系,布下了“口袋”阵,等敌来钻。21日晨,阎敌“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以多路纵队,经张兰镇沿同蒲铁路回撤,进到平遥的大甫村和曹村后,果然钻进了徐向前设置的“口袋”。预伏的第八纵队和太岳部队,采取中间突破和前后夹击的战法,将敌人压缩到铁路西与汾河东狭窄河滩地区,同敌激战了3个多小时,“亲训师”被全歼,副师长白玉崑,参谋长刘国祥等大批军官被俘,师长陈震东被击伤后逃回太原。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于平遥东北之北营村又歼灭阎军暂40师师部及其两个团、暂45师1个团,并击毙暂40师副师长辜和鸣,击伤师长曹国忠。

  徐向前决定打开子洪口,拿下白狮据点,使后方的粮、弹等物资,能通过白晋路运来。白狮岭据点由敌人一个营300余人凭险防守,地形复杂,工事坚固。徐向前从缴获的敌《金钢岭守备方案》中,选择恰当的突破点和隐蔽的突击道路,于7月1日5时发出进攻令,步、炮、工兵部队协同作战,攻克白狮岭要塞,敌营长率10人逃往师部后,被赵承绶就地枪决。

  6月30日,敌33、34军由祁县沿铁路东开,利用沿线据点作为依托。7月2日,敌33军主力集结太谷地区,34军及第10总队也抵东观镇一线。徐向前随即决定以“前牵后逼”

  战法,诱歼赵承绶集团。

  7月2日,太岳部队奉命昼夜兼程,北进至榆次和太谷间的铁路沿线,协同太行部队展开破击战,并构筑工事。赵承绶发现铁路切断,侧背受威胁,急令一部兵力攻击东阳镇解放军阵地,并以33军主力,暂编第九总队在飞机和装甲车掩护下,轮番猛攻董村。赵承绶和33军军长沈瑞亲临指挥。不料,连续4昼夜猛攻董村,伤亡近千人,仍无指望。赵承绶遂指挥其主力撤离铁路线,妄图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

  徐向前当即命令第十三纵和第八纵一部,跟踪追击由东观镇向徐沟逃窜的敌34军,插入徐沟、尧城镇以东、子牙河以南地区,切断敌往徐沟逃路;以肖文玖集团由东阳侧击,西插车辋东西一线,与第十三纵队接通,切断敌向榆次逃跑;以太岳部队在东阳以南地区堵击敌33军,以吕梁主力部队自汾河以西东进,位于榆次西南永康地区打援堵溃;留第八纵的两个旅攻下祁县后,兼程北上投入战斗。

  7日晨,吕梁部队解放了交城,逼退清源之敌,控制了太汾公路北段,独立第3、第7旅向永康地区急进。当日下午,第八纵队经4小时激战,攻下祁县,俘敌37师师长雷仰汤以下3200余人。当晚,第十三纵队与第八纵22旅赶到指定地点,与车辋东西一线的太岳部队和晋中部队接合,宛如两臂环抱,将赵承绶集团包围于大常镇东西长10余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

  阎锡山发觉前景不妙,电令赵承绶立即从小路和田埂撤回太原。赵承绶无心恋战,意欲逃跑,找副司令、第10总队头子原泉福商量,原极力反对,骂阎锡山胆小鬼,要赵承绶把部队集中起来,“同共军决一死战”。赵承绶无奈,只好听原泉福摆布,不但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3路向解放军进攻,企图一决雌雄。

  7月8日,敌34军73师及第10总队企图攻占榆次以南的东辋村,打通由榆次退往太原的通路,结果被解放军在戴李青村一带歼灭。11日,赵承绶命沈瑞率2个师及装甲汽车队沿大路打通榆次道路。沈率部队行至胡村时,与34军会合,继续往北打,结果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尔后,解放军将敌34军围困于徐沟县东南的大常村。12日拂晓,第十三纵队向大常村发起猛攻,激战到晚上,攻入村内,敌34军军长高倬之见大势已去,便丢下部队换上农民服装,趁混乱之机逃往榆次。大常村一战,歼灭敌34军军部及73师,师长王檄鲄被俘。

  解放军立即进攻小常村,小常村驻有赵承绶的野战军总部及沈瑞的33军军部,原泉福的残部也龟缩在这里。阎锡山得知赵承绶部陷入重围,即电请蒋介石增派飞机助战,命赵承绶全力突围。同时组织了3个师又2个总队分别由榆次、太原向南挺进,援赵承绶突围。

  16日下午,赵承绶率部在敌轰炸机的掩护下拚命突围,赵部虽有小股突出小常村,但随即又被解放军在野外歼灭,而赵部大部在猛烈火力封锁下,无法突出。赵承绶仍想组织抵抗。是时,一颗炮弹落到赵承绶指挥部的院子内,原泉福小腿被炸伤,他在绝望中即开枪自杀。7名日本军官也纷纷拔枪自杀,赵承绶见此情景,听任部下四散逃命,自己与沈瑞束手就擒。

  晋中战役从6月14日开始,至7月16日结束,徐向前兵团6万人歼敌10万余人,其中包括赵承绶1个野战军总部,5个军部,8个师又1个师部、4个团、2个总队、4个保安团。解放了孝义、汾阳、文水、文城、徐沟、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清源、晋源、灵石、忻县等晋中地区14座县城,从而使太原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中共中央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度,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毛泽东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建立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计750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100个旅的具体任务。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开始运筹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并首先在东北战场上拉开序幕。从此之后,中共中央的活动更紧张了。以前,虽然也常开书记处会议,但次数还不太多。现在几乎天天开会,每天晚上8时左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来,集体办公,有时作战部和宣传部的有关人员也来参加。会开得很长,几乎每次都是通宵。会议重要的议题是研究三大战役。

  五大书记中,朱德年纪最大,已年过花甲,并且他在平常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10点钟睡觉,早晨起来散步打拳。毛泽东等为了照顾朱德的健康,有时劝他早点回去休息。朱德不肯,说:“这么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但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他在开会时打盹,醒来时总是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

  毛泽东关切地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精力更充沛,是件好事嘛!”

  任弼时患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和劳累容易头晕,他每当感到不舒服时,就靠在躺椅上闭会眼休息一下。毛泽东等怕他太劳累,有时劝他早一点回去休息,他却说:

  “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都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一点事情才对呀!”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3人的身体都很好。三大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们晚上开会,白天随时见面,有什么新情况或新问题,随时交换意见。

  经五大书记研究定过的决策,或毛泽东同周恩来临时商定的对策,多数由毛泽东起草电文,少数由周恩来起草,发送出去。在中央发送的军事电文中,多数是五大书记商定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发出,但也有一些是先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经其他书记阅后发出;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时,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先发出去,再送其他书记传阅。

  9月7日,毛泽东拟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遵照此方针,集中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约70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发起了辽沈战役。

  蒋介石于1948年8月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主要将领和高级幕僚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会议开张这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蒋介石提出“起死回生”,改造精神,改革生活,明廉知耻。蒋介石表示:“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何应钦在会议的第3天作了全盘军事形势报告,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消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300多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多门、追击炮小炮1.5万多门,以及战车、装甲车、汽车、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等。会议议论纷纷,充满了悲观和疑虑。

  蒋介石于次日登台讲话,要止住失败的气氛。他说:“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会议的最后一天,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速编练第二线兵团。”

  会后,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宴请参加会议的人,散发了《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品。又分别召见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亲信将领,布署新任务。要杜聿明去徐州剿总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蒋对杜说:

  “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转举渡江的。”

  徐州的“剿共司令”原是顾祝同,因顾祝同升任参谋总长,蒋介石要蒋鼎文继任徐州“剿总司令”,蒋鼎文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认为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于是,蒋介石想起了寂寞已久的刘峙。但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遇事迟疑,不能委以重任。蒋介石则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虽然缺乏果断,但辅之以杜聿明、郭寄峤这样的虎将,可收短长互补之效。刘峙对于蒋介石的再次任用受宠若惊,表示“义不容辞”,尔后赴徐州就任。对刘峙的上任,时人有言:“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蒋介石要宋希濂去汉口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兵团司令,他对宋说:“华中剿总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

  蒋介石要黄维到平汉路的信阳编组一个兵团,他对黄说:

  “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

  蒋介石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为5大战略据点,企图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其具体部署是:

  东北剿总布4个兵团约55万人。总司令卫立煌率30万人防守沈阳,副司令郑洞国率10万人防守长春,副司令范汉杰率15万人防守锦州,以保持与华北的联系。

  华北“剿总”布4个兵团,约55万人,分布于北宁路和平绥路沿线的山海关至归绥一带,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北平。

  徐州“剿总”布4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共约60万人,分布在徐州及其附近的津浦路和陇海路沿线,刘峙坐镇徐州。

  华中“剿总”布兵75万,分布于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总司令白崇禧坐镇汉口。

  西安“剿总”布兵30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总司令胡宗南坐镇西安。

  毛泽东等策划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首先打响的是辽沈战役。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曾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指示林罗刘:为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这样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军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实行中间突破,使东北的卫立煌与关内的傅作义相互孤立。

  果然,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有人提出“干脆撤出东北,集中军力,可作他图”的主张,并建议第一步撤到锦州,视时局变化,进可以“恢复东北”,退可以安全撤出。

  但蒋介石对美国出兵抱有幻想,举棋不定。

  蒋介石同卫立煌在战法上也有争执。卫立煌主张采取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当。”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飞抵沈阳,建议卫立煌趁沈阳暂时稳定之机,以精锐部队打通北宁路沈锦段。卫立煌坚决反对,派副司令郑洞国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说:“目前各军均疲惫不堪,正在休息,若侧敌长途行军,在兵法上有破绽,至为不妥,东北实地指挥将领均不同意出兵辽西方案。”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蒋介石颇为不快,坚令卫立煌执行原议,并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郑洞国快快回沈复命。

  郑洞国向卫立煌转述蒋的意见后,卫立煌仍坚持己见,再派赵家骧等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是时,蒋介石不想在军事上造成大的动荡,方才允许卫立煌在东北暂时维持现状,加紧补充训练,待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不久,蒋介石把卫立煌召来南京,要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见卫立煌如此固执,决定制定矛盾,架空卫立煌,以实现他的撤兵计划。他暗示廖耀湘,许以西进机动兵团司令,率领沈阳精锐开赴锦州。随后,又命令范汉杰建立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委以指挥东北全军之全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蒋介石拙劣的手法,使东北国民党将领各揣心腹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剿总”内部一片混乱,无明确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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