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没有批准张的辞呈。
1961年2月，蒋介石看时机已到，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彻底肃清CC派，所以批准了张道藩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长”一席完全与CC派绝缘。
CC派们并不甘心失败，既然失去了院长的宝座，便急功近利地争取副院长的位置，以求得心理平衡。
这下，新的斗争又出现了。本来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副院长候选人是倪文亚，而CC派却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
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
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
蒋介石特意点出CC派立委杯葛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这还能算革命干部吗？而中央纪律委员会也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重新登记工作仍迟至一年以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力求平息CC派成员的对立情绪。
软硬交攻的结果，终于促成了CC派的分崩离析。
以莫营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立法委员”，不愿意过分地得罪蒋氏父子，他们从CC派中分化出来，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
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中社”。这批人与“立法院”的主流派“座谈会派”保持距离，但也不认同CC派开明“立委”的“反对派”立场。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杂志社派”。
另外一些较年轻、政治野心较大的CC派“立委”，力求仕途发达，逐渐向主流派靠拢。
这批人以潘衍兴、张斋哲、王大任、陈桂清、黄强、武誓彭、丑俊坡为主要成员，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与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的CC派成员则日益疏远。由于这批人向国民党中央认同，故被称为“新中央派”。
这两派脱离CC派以后，还有以梁萧戎、吴延环、张子扬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坚持开明立场，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
但此时这些人在党外失去“自由分子”的呼应，在“立法院”也居于绝对少数，实际上已成不了什么气候。在国民党不断加强党纪，不断逼他们在“忠诚”和“反对”之间选择时，只有个别人如费希平在受到“停止党权一年”处分期满后，拒绝重新办理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会议决定分3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等，共约1800余人。
第一批登记期限为12月ZI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的省议员；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
这次登记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
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也以脱党记。
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为99．99％，只有0.01％没有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为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愿意接受重新登记。蒋介石称之为“获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所以乃得转部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原本蒋介石设想的“总登记”，是要每个登记都作在签署“实践规约”以外，还要当众宣誓，后因许多党员反对，便把宣誓一项取销，而以“实践规约”为“信誓之所在”。
“实践规约”的基本内容，除了“遵奉总理遗教”、“实现三民主义”等套话外，主要是强调“服从中央”、“严守党纪”、“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实际上是要求每个党员做蒋介石的驯服工具。
登记之后，国民党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进行编组，并注重党小组长的甄选和辅导，加强党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还提出把每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之后，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
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当总登记以后．大家亦皆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还讲道：“目前小组会议。据报半数由假记录所取代，小组一部分几乎名存实亡。大批农工党员因为不会托人签名，不会制造记录，而被开除了党籍党员规避小组义务，视小组活动为儿戏，小组长竟有连任到23次之久者。”
上两段话，充分表明“总登记”及其后国民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使CC派就范。即所谓：“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此后，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梁肃戎。吴延环等虽仍被人称为CC派，但其实应该说是CC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开明派”；而且他们既然签署了“实践规约”，等于已向中央屈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批人的“反对派”角色日益淡化，有时在“立法院”内，反对“行政院长”，搞搞‘叫、骂大帮忙”，有时在党内为“民主自由”呼号几声，如此而已。
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国民党“宪法”规定，只要有一名“监委”提议，9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弹刻案。
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但还可以呼风唤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5名“监委”对雷震进行复查，使国民党中央颇为不快。
因此，这次复查虽然查出大量问题，但最后结论都仍维持原判的“确定性”与“既判力”。
从主观上讲，这是CC派不愿与“中央”过分对立；从客观上讲，它也不具备否定原判的实力。
此后，在蒋介石一连串的指责恐吓下，CC派的“监委”心惊胆战，实施总登记时，他们全部参加。
“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开除“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理由是他在《自由晚报》上撰文，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倾向，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分子”。这是对“监察院”内CC“开明派”的当头一棒。
10月，“监察院”副院长改选问题提人日程，国民党中央提出张维翰为候选人，而CC派的于镇洲却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
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而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多数的赞成票。
蒋介石闻讯大怒，原投于镇洲的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开除出党。
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鞭”的挥舞声中当选。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开除于镇洲党籍。
次年2月，又开除了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
这些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整顿党籍、压制CC派确实下了决心。
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反击，在20天之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急修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全岛的巨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连压带哄，阻止了“监委”们对另外三位政策性贷款案的追究。
9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金案。
顺藤摸瓜，又发现在降低黄金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央民意代表”总受不法海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其中“监察委员”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涉嫌。
9月底，于镇洲等人被逮捕，次年判刑。
1968年1月，这些人因服刑被取销“中央民意代表”资格。
于镇洲、孙玉琳等“监察委员”被判刑，虽然有卷人“黄金案”的原因，但也可视为台湾当局对“不听招呼”的“中央民意代表”开始大动干戈了。
此案以后，“监察院”年度纠弹数目直线下跌，所纠弹官职级也明显降低，派系之间的分争也随之淡化。
至此，CC系的势力完全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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