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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2.果夫东瀛求医

  1913年3月29日陈果夫自沪乘“春日丸”出发,31日早晨抵长崎,下午乘火车向东京进发。当时车船票价都极便宜,船价二等舱每人不过19元,从长崎到东京的头等车,亦只37.7元。4月1日到名古屋,下车在金君鹤侪寓所下榻,3日下午继续前进,当日抵东京。5日到东京有名的杏云堂医院求诊,第二日由该院院长亲自诊察,断为肺病,当即开药方,打了一种反应针,嘱咐过几天再去看。11日由李浩生陪同到帝国大学教授木村德卫博士处诊治,木村看法与杏云堂不同,即肺病地位亦有出人,因此反对杏云堂打针办法,木村仅说身体比较弱,嘱三日后再去。第二次复诊,断言除体弱之外并没有什么病,只要多游历,不难复原,这话对他发生了力量,胆子为之一壮。从此很安心的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各地,参观了不少工厂。因陈果夫学过3个月的日文,学会了几句普通话,买物时只能讲讲价钱,必要时再请一位日本人作翻译,陪同游览,所以到处参观,并没有感觉到不便。在日本两个多月,陈其美因为准备讨袁,来信催回上海,约集军校同学,协助革命。6月13日,陈果夫由神户启程,15日抵上海。亲友见面,都说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亦有因此称道日本医学之高明的,其实借游览得到养身效果则有之,何尝切实治病。陈果夫第二次出国留学的计划,又告失败。

  陈果夫这次出国治病,还参观了东京芝浦制作所、箱根水力发电所、石渡电机制作所、玻璃厂、大阪织物株式会社、东洋获膜株式会社及川崎造船厂。陈果夫说:“我看了织布机之后,越信我家的织布厂非失败不可。他们一个人可以管理两部机器,全厂有五六百机,每日出布可达4万码,既快且好,而我们的还不脱手工时代,规模又小,怎样与人竞争?参观东洋获膜株式会社,才知道造橡皮之法。他们初期出品低劣,不能和外国货竞争,先后失败三次之多,而每经一次失败,主持人总是处以忍耐,不断研究,到底给他成功了。厂中有一位技师和龊叔同学,他把橡皮配合的成分告诉我们,我曾随手把它记下来,可惜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开一爿橡皮制造厂,否则,例是一件重要的参考资料。参观川崎造船厂,厂址甚广,资金雄厚,有工人8000名,这时正在建造2.4万吨的战舰二艘。在厂中遇一工程师,谈话中知道他对中国的感想很不坏,对于厂中情形,他扼要告诉我们。他们训练人才,和派人出国考察的方法,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据说该厂厂长副厂长之中,经常有一位在外国考察,随时把外国的长处带回来,作改进厂务及技术的参考。厂方又规定,每年选拔各校高材生10名,到厂学习两年,成绩好的选派出国留学,每年以5人为度。凡到各国学习的人,都负有考察的职责,可是在表面上尽可能成外行的样子,例如自称商人,或在学校中会习某科某科,而决不承认曾习造船或机械工程,这样可以避免人家的顾忌,容易得到人家的教导。后来,日本的造船量足以和列强并驾齐驱,正是他们虚心求进的结果。足以矫正国人,惯以外行充内行,向人家学了一些皮毛,便自认有高深造就的恶习。”

  陈果夫在日本的游踪,遍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西京等名城胜迹,历时二月。陈果夫在“游日观感”中写道:“日人提倡早起,从乘电车着手,颇为有效。照章在早晨7点钟之前,票价打七折,所以在那个时间,乘客最拥挤。对于学生和工人,尤为便利。稽查极严,绝无不买票乘车之事。火车中乘头等车的很少。我们初次从长崎到东京,竟未见一人长路乘头等车,其有短路客坐头等的话,侍役往往喜欢指告我们说那一位是某公司经理,那一位是某商会会长,却很难得有普通人民或官吏在内。头二三等火车的侍役,对客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大致可从他们鞠躬时身体弯曲的度数,分别出来,日本人吸香烟,很不容易得到外国烟,如果得到的话,那么,就坐在包车上昂首而吸,其得意的神气也就与平时不同。我们在名古屋,只参观了一个勤务场,据说是以前博览会的旧址,陈列品大部分为蚕丝、瓷器、花纸之类,以由中国运出的为多,而搜罗之富,甚为可佩。从长崎到东京,火车经下关东驶,沿路山坡上,梯田纵横,遍植各种农作物,无一隙地,日本土地之宝贵由此可见。但日本农人之勤于种植,亦有可佩之处。4月1日,车经距名古屋尚需一小时之一小站,龊叔发一电给名古屋金鹤侪君,要侍役投交站上收报员,侍役嫌电报字数太多,代为修正,因此节省一元数角,足见侍役有相当教育程度和日人的崇俭精神。到了名古屋,以为金君必来接,不料到站未见,在路上才无意中碰着,知道电报还没有到。金君陪我们到他的寓所,电报才送来,照章人到电迟到,要发还电费,龊叔等根据交涉,将电费如数退还,亦见重法治之一端。……日本人爱好中国货,我们出国时,带了一些土产作礼品,日人得之,如获至宝,无不喜欢异常。日本政府,限制外国货进口,极为严格,在关税壁垒之下,欲购不得,得亦非出重价不可,偶然得到了,其欢喜自无足怪。东京有一个发明馆,顾名思义应该一看,可是所得印象只有‘空虚’两字,原来馆内的陈列品,真正由日人发明者只是一些小件的改良,并无特殊成就。东京的植物园,范围相当大,所种花木,都标有科名,但这与他处所见的并无多大区别,而奇花异卉之来自他处者亦不多。我因此想,中国各地如果要建设植物园,只须开发山野,艾芜留精,再向他处移植若干名种,依科学方法,分科编名,也许比日本的植物园还要精彩些。经过某路,居民正在动员从事扫除,但自动的不多,警察只好挨户强迫参加。日人采用的是分区轮流扫除制,轮着的多少总带一点强迫性,其时期与方法都不及中国旧历年自动大扫除来得整齐。……参观靖国神社之游就馆、列室四十余,想见规模之大。陈列着许多战利品,日人以为光荣,但在东亚同种的中国人,却可当作国耻馆看。我们在日本参观过两个帝室博物馆,一个在上野,一个在京都。两馆所陈列的,均以中国古物为最多,可知日本文化无非孕育于中国文化,在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化自身进步的迟缓,亦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最使中国人愤慨的,是上野博物馆把中国有关礼俗之古物,和朝鲜、印度、安南的并列,且均非优良之模型。甚至于以中国古钱、古军器,和朝鲜亡国会会长的献物排在一起,这是黩武侵略思想侵人日本文教界最显明的标记。日本乡下的妇女,对中国人是客客气气,而城里人就大不相同,……对中国人多露出傲慢的气焰。从日本工程师的口吻中,知道他们都想到中国来,这也无非以帮助中国振兴实业为名,暗地里却在多方活动,经济侵略,亦可见日本侵略意识人人之深。有一位中国画家,画工极平常,而长于活动,很受日人的欢迎,由友人介绍,曾来访问我们。据说:他利用新闻记者帮他宣传,对于重要的记者,每人送小画一幅,并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他的大名常见报端。某次他画了一幅竹林七贤图,托人送给某元老,待接受之后,把这幅画的照片,制成铜版,在报上登出,数日之内,求画的纷至沓来,约有100起之多,不得不延助手,专画这幅七贤图,这也可见日人风尚之一般。日本商店兜揽顾客之法,在礼貌周到,颇像我们的北京,顾客进门,即使一物不买,出门时,店伙也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陈果夫曾追述说:“那时正是日本欣欣向荣的时期。人民勤勉刻苦,崇尚节俭,敬爱国家和虚心学习的精神,都值得令人敬佩。可惜偏狭自私的黩武主义,也同时在滋长,阻凝了国民创造性,由虚心渐转虚骄,所以几十年后,虽得跻于列强之他.终于制不住侵略野心,以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东亚元气,耗损殆尽,只好留给今后建国者引为戒惧罢了”。

  陈果夫的留学计划三度未成,对此,陈果夫在《求学》文中写道:“心里不免烦闷。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得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的可以长进。还有一层,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的一知半解,这样,又怎能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到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购阅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凡属问到留学回来的亲友,他们在外国所学的,只要在书坊中有这一类书,总要翻阅,其有重要意义的买来。这样的过了若干时间,自觉长进不少。可惜中文翻译的书籍太少,像我这样不能直接看外国书的,知识总不易扩大。我在陆军小学时,对于各课的教科书,因为比较容易,往往不加注意,却翻读我从前没有读过的中国书,如五经、诸子书之类。有一年回家,看到二叔从日本带回来的警监学校讲义,大半属于法律、政治、卫生的书籍,我也带到学校里去看了。最不值得的是一部很厚的《战时国际公法》,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光阴才看完,可是至今没有应用过。二叔在日本,不断的寄来宣传革命的书刊报纸。我自己又拿学校给我的津贴向书坊购阅各种书报。这都是使我常识进步的源泉。民7(注:原文如此)以后,因为种种关系,进入钱庄及交易所做事,于是关于经济及金融的智识,就成为我所需求的对象。后来为黄埔军校招兵,又不能不讲求社会智识了。接着办党务及参与政治工作,都是随学随做。例如办水利,我本来可以说是外行,及做了相当时间,亦就明了。我曾办过教育,经过情形大致相同,接着办人事,亦无例外。固然我没有一件事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总不致于办不像。我以为任何学问,只要肯用心切实去学,没有学不会的。而且只要学,在眼前的和在几千万里之外的,一样有价值,有时也许更为适合现实环境。因此,凡是眼前有可学的机会,我们切勿轻易放过才好。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外国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因此,我的留学机会-一的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的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在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有名无实与有实无名比起来,我总想后者胜于前者。我很希望有些没有得到留学机会的人能自求进步。我又看到有些人,年轻时文字很好,到了老年,甚至写一张便条,都写不像样。也有大学毕了业,过了若干年,他的知识还不及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因此,我想,如果大学毕业后,五年或十年,不温故知新,向上进步,一定会遇到和中学毕业生的知识差不多了;再有五年或十年不向前进,也许会和小学生相等了。照这样看来,虽然保留着一张文凭,又有何用呢?换一句话说,虽然没有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恰在此时,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决定兴师讨袁。于是在叔叔的指导下,陈果夫决定放弃去美国留学,将一些有志青年招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奋勇军。陈果夫任副司令长。

  1913年7月18日,上海起义爆发后,陈果夫率领奋勇军与钮永建所率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猛攻龙华制造局,一举拿下。后又与沪军会攻高昌庙,攻而不克,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吴湘炮台。不料,原来保持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讨袁军开战。吴淞口外,海军舰队大量集结,舰上猛烈的炮火向吴淞炮台压过来。奋勇军抵挡不住,许多人阵亡。陈果夫不得不率部退到闸北。

  真是祸不单行,此时的英帝国主义也站到袁世凯一边。英租界当局与袁军勾结,派兵越界,趁奋勇军子弹还没有得到补充之际,把他们的枪都缴了。上海最终完全为袁军所控制。上海革命失败了。其他各地革命也先后受挫。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士气低落,情绪消沉。许多原来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也改变态度,闭口不谈革命。惟有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不谋屈服,决心重振旗鼓,继续举起讨袁大旗。陈果夫也没有退缩,他积极协助叔叔陈其美在上海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全国反袁失败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袁世凯下令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使他们不得不流亡日本。

  陈果夫在上海革命中表现突出,此时也成为袁世凯密探们跟踪的对象。一次外出执行任务,他发现有一熟人跟踪自己,这人就是他在南京陆军四中的同学,后投靠了袁世凯。起初陈果夫未曾知道该同学已成为袁世凯密探,后发现始终尾随自己,鬼鬼祟祟。陈果夫立刻警觉起来。此时刚好有一辆电车经过,他忙跳了上去,将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次讨袁失败,使群众革命热潮大减,革命处于低潮。陈果夫原住在表叔祖扬信之家里,杨信之对他颇为热情。此时亦因革命失败而翻脸不认人,陈果夫被迫离去。

  但失败并不能挡住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其美继续讨袁,而陈果夫亦不甘气馁,追随陈其美活动。担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

  1915年陈其美受命回国.发动海军举义。经过多方争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肇和”、“应瑞”两支军舰愿意协助革命军起义讨袁。

  12月初,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海军司令突然下令,要将“肇和”、“应瑞”两艘军舰调离上海。于是陈其美决定军舰起义提前。命令发现后,“肇和”舰士兵已全部上舰,而“应瑞”号有一半士兵因巡捕干涉而不能上舰。陈其美希望把滞留分散的士兵招集起来,租小船送上军舰,但因江面戒严而未能成功。

  12月5日,“肇和”号对“应瑞”号发生的情况不了解,仍按预订计划打响了起义第一炮,但“应瑞”号未能发炮响应。北洋海军迅速派“通济”舰近战。陆上革命党人听到炮声后,便按计划向电报局、电话局、巡禁局、工程局等机关进攻,但力量悬殊,伤亡惨重,只得退却。为调整布置,统一行动,陈其美把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陈果夫等革命党负责人招集到渔阳里五号自己的寓所开会。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异常,与会者都被冻得直跺脚,于是陈果夫便下楼取柴生火。正好有人敲门,陈果夫以为是革命同志,就去开门,谁知门口站着的竟是持枪巡捕。为使楼上人知道情况立即逃脱,陈果夫想方设法弄出各种响声,以引起楼上注意,就在这时,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从门外进来,陈果夫示意他离开,被巡捕发现,两个巡捕便向俞剑光走去。俞剑光拔腿就跑,巡捕边喊边追。楼上人听到喊叫声,知道情况不妙,纷纷从阳台越房而逃。待巡捕再上楼搜查时,已人走楼空。他们抓住陈果夫进行审问,毫无结果,便将其锁进房中。正巧房子的窗户没扣上,等巡捕出走后,陈果夫就跳窗逃跑了。

  12月5日下午,战斗仍在进行。黄浦江面上不断传来隆隆炮声。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租界冲出后,回到华界。然而此时,各路起义已宣告失败,道路两旁布满军警。他们正准备赶回渔阳五号寓所,但远远望见那儿有生人来回走动,又急忙逃离。

  由于陆地已无法站住脚,陈其美遂决定雇条小船,登上“肇和”舰,然后凭军舰,再作抵抗。因舰上既无粮草,又缺燃料,于是派陈果夫负责采办。陈果夫分派人去市内采办后,自己就去雇条小船到指定地点待候。然而等了几个小时,仍沓无人影。他眼看无望,悻悻而归。

  “应瑞”号军舰官兵,由于被袁世凯派人用大量金钱收买,竟背叛革命党人,配合“通济”号对“肇和”号进行夹击。“肇和”号指挥官杨虎等人以为“应瑞”舰也参与起义,对它不存戒备,结果“肇和”号被连击数炮,官兵死伤无数。杨虎见大势已去,潜水而逃。“肇和”举义失败。陈氏叔侄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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