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的历史使陈氏家族成为一方的望族，湖州的风水宝地孕育了陈其美，从而成为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光芒，而且还以光亮昭示了下一代走向辉煌显耀的道路。
陈姓据考证出自（左“女”右“为”）姓，远祖为虞舜，至周武王伐纣时，舜32代孙遏父为陶正，周武王依靠遏父的帮助才取得了伐殷的胜利。由于遏父功勋卓著，武王把大女儿太姬嫁给了他，遏父和太姬生了一个儿子名满，被封于陈，于是以封地代姓，满的子孙们便姓了陈，这就是陈氏的由来。
湖州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缜，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传到第17世陈应恪（宇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治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着手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陈丰，陈家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教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24世陈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猖者之流”及“矜式乡阎”的匾额。
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中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第25世陈延佑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陈延佑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吴兴望族。
陈家真正显赫起来应该说是二陈父辈的事。陈延佑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宇英土。三子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生于1870年，走的是科举取仕的道路，据说他“少年歧岳，有声库序”，在中秀才后，痛恨清政府“政纪不纲”，因此，对声名利禄失去了兴趣，“自适恬淡，无意仕进，惟以大义训迪子弟，教授乡里。”陈延佑死于1891年，这时陈其业刚20岁，陈其美15岁，陈其采11岁。既要经营父亲留下的产业，又要照顾寡母幼弟，陈家并不富有，他必须管理好父亲留下的资产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陈其业是个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读书--科举--做官，是一般富家子弟寻求出路，光宗耀祖的门径。陈其业最初走的也是这条路。他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直上到学府，每月领取府街所给的四两银子。
陈其业本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但在上了学府之后，他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再也不愿读书做官了。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正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虽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也掩饰不了老大帝国的疲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输给了东瀛小国，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虚弱的本质。如果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人们更多的是看到清朝腐败的话，那么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方的胜利则使人们对这个东瀛小国刮目相看了。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日俄战争中体会到，要想富国强兵，抵抗西方列强，应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发展工业。在这种思潮下，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术。陈其业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其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研益。但回国后却因种种关系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是陈家的长子，自小所受的又是旧式教育，在一腔热血报国无门的情况之下，又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故乡，继承家业，经营丝绸。
在故乡，陈其业虽对政治日渐淡漠，但对地方公益颇为热心，做了不少好事。
为了低制洋布的倾销，他用所学到的知识，改良蚕丝。
为了使民间资金流动畅通，他又降低典库的利息，以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
为了减少当地的洪涝灾害，化害为利，他又倡导河流的疏通。
但是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陈其业最多只能算是吴兴小县的一个开明士绅。在二陈的帮助下，这位原本不愿步入仕途，淡漠政治的前秀才又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先是领导浙江一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在打倒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之后，召开国民会议，陈其业被选任为国民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为日军占领。陈其业被迫率家人跟随二陈入川。被选任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发动内战，又不顾政协决议，非法召集“国民在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又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随后又担任了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其业随蒋介石仓皇逃窜孤岛。此时陈其业已是80高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故乡虽近在咫尺，却难以归乡。在浓浓的思乡愁中，陈其业病了，1961年病死于台湾，时年91岁。
陈其业死后也甚风光，蒋介石明令褒扬。国民党官方机构也为其立传颂德：“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让湖州陈家取得显赫声名的是陈其美，而陈其美取得的功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陈其采，陈其采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先显露头角。
陈其采，字蔼士，1880年阴历九月生，幼时受的也是传统的科举教育。16岁那年，中秀才。
19世纪末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亡国灭种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救亡图存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1894年，正当陈其美入府学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辽宁也几乎被放弃，巨额赔款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浙江杭州等内地城市也被迫向列强开放。对于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径，少年陈其采自是十分愤慨，但如何才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陈其采却还是朦朦胧胧。
已出外经商的二哥陈其美，由于经常阅读报纸，对世界时事，中国国情颇为熟悉。他写信回家劝告陈其采要“勤习西学，以求实用”。从此，陈其采对于西学开始注意。
1897年底，列强又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卫、九龙。时局顿时紧张，赴国难成为燃眉之急。国土沦丧，人心思救治之策。任何一个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有了康有为所倡导的变法。但陈其美并不以为变法即能抵抗洋鬼子的枪炮。他认为要抵抗列强的侵略，武备必不可缓。为此，他力劝陈其采去日本学习陆军。1898年，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让这些人回来以后支撑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国大厦，时年19岁的陈其采入选。当时清政府给各省都下了选派留日学习军事留学生的名额，可由于人们对留学学习军事抱有偏见，一些省没人去。这次选派留学生，浙江省人选的学生是比较多的，在人数上仅次于湖南，共有4人入选，除陈其采外，其他3人是吴锡冰、舒厚德和许葆英。在哥哥的影响下，1898年，年仅19岁的陈其采东渡日本，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不久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两件事颇令陈其采受刺激。
一是有一次在与一日本友人闲谈时，友人提到，“我们日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却不是这些从你们那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陈其采点点头。友人接着又说道：“中国人是个优秀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圣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变法图强吗？”陈其采无言以对。但变法图强的想法却是深植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道：“岳飞、文天祥是贵国英雄，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许就不会亡于满人手中。”顿了顿，店主又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可惜你们现在还没有。”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在默不做声地买下店主所荐的两本书的同时，陈其采已暗暗发誓要成为岳飞、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统治。
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陈其采在军校学习更加努力了。闲暇时间，别人去游山玩水、留连舞场，他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四年的留学生生活结束之后，陈其采回到了故乡吴兴。这番陈其采可谓衣锦还乡了。按他的条件，在浙江省府谋个美差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经历，他毕竟是个热血男儿。在故乡短暂停留之后，他来到了湖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曾是一个革命的中心。陈其采在这里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升任标统。在这期间。他还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暗中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准备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直活动于军界中，1907年调任南京第九镇参谋。后以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阴谋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协助同盟会策划倒清。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上海洪帮地位最高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洪帮老头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据说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宇。陈其采和范高头本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范高头的手下都是些输打赢要的流氓，为了免于和其它帮派以及自己之间争强夺利，各有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技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毕业回国时，曾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在此时，范高头的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的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劝解。不想这个英国人太蛮不讲理，对芮德宝也动了手。芮德宝劝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当流氓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将这个英国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洪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没想到官司落到了陈其采的手里，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款，承担经济损失了事。
陈其采对芮德宝一案的处理，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这使范高头对陈其采非常感激。后来，陈其采的哥哥陈其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范高头的大力支持，范高头还和比他小近30岁的陈其美结异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拥戴陈其美。由于和范高头的结拜，陈其美成了洪帮的“小老大”，其辈份比黄金荣还高一辈，这就是同盟会时期的上海革命党人和以后的国民党人与上海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起因。
1908年春，陈其美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策动革命。陈其采回到上海后，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事为上海道台刘燕翼所知，刘燕翼以陈其采“私通革命党徒阴谋推翻朝廷”的罪名，企图逮捕他，陈其采闻讯逃去，刘燕翼遂对陈其采加以通缉。
19if年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其采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府咨议。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陈其采离开了总统府，于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
在袁世凯的打击下，陈其采内心极为苦闷。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随后而来的一件事改变了陈其采的一生。
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有一个叫冯耿光的同学，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正当陈其采苦闷之时，他发了一封邀请函，请陈其采北上任中国银行总文书。在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陈其采欣然同意北上任职。从此，陈其采由军界转入了金融实业。
但好景不长，冯耿光不久即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之职。随后陈其采也辞职南归。适值清末状元张春在南通创办的大丰公司缺乏主事者，陈其采遂应聘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从事棉垦，经营实业。陈其采本以为下半生就以经营实业以富国民为己任，不料好事多磨。由于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处，滨海啤湿，陈其采即到此地，水土不服，遍身患疹，痒痛不止。虽经一年多的治疗，却无成效。无奈陈其采只好离开南通回上海就医，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陈其采虽已离政治数年，但对政治仍是倍加关注，1923年，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乃下令撤去卢永祥浙江督军之职，并令江苏军阀齐燮元督部剿办，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陈其采不顾顽疾在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阮性存、褚辅成、张一敖等奔走呼吁，力图化干戈为玉帛。陈其采以其军事、经济阅历和复杂的政治背景，逐渐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到本世纪20年代初，他脐身财界高层，与张静江、虞洽卿、叶葵初、蒋抑厄、李馥苏、陈光南、宋汉章、张嘉廒等人齐名，共为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
1924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负责筹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电邀陈其采赴粤任职军界。陈其采到了广东，却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使命。
他说：“我虽军人，但脱离军界已经很久，有些事情已很不熟悉了。若勉为其难，恐怕会误大事”。蒋介石却很坚决。因为他知道陈其采既留学日本多年，又曾在军队多年，在军界有很多是往日的同学、同事，甚至学生。蒋介石要利用的是他的影响。更何况陈其采之兄陈其美曾提拔了蒋介石，如今蒋介石是该报恩了。他对陈其采说：“先生自幼矢志革命，为国家做一番事情。如今国民革命在即，正须借用先生这样的同志相助，先生岂能坐视，请先生万勿推辞。”
陈其采见蒋介石如此“诚恳”，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不出。再三思考之后，他回答蒋介石说：“年来滥竽银行界，对于金融略有认识。北伐筹饷，愿对此效力。”
蒋介石只要陈其采能出来为他办事，倒也不在乎他是在金融界、军界。于是同意了陈其采的请求，任命他为全国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浙江省分会会长，负责与金融界联络，筹切助北伐。
当时江浙尚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孙传芳又是北伐对象，在他的老窝里筹饷，甚是艰险。陈其采化名“陈安”，通过种种渠道，屡屡往返于广东、上海及浙江的普陀一带，使大批款饷源源不断流向广东，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同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至此，直系军阀孙传芳彻底溃败，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蒋介石却叛变了革命，举起了屠刀，向革命群众挥舞。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
自此之后，陈其采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历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筹创超然主计制度，陈其采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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