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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

  拙作《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节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馆编蒋介石命他写的自叙《西安半月记》,思想上很矛盾,戳坏了几枝笔头。这一事实陈布雷日记中并未明载,只说是“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说白了,就是陈布雷自到侍从室后,确实把自己整个身心依附在蒋介石身上,凡蒋介石想要向国内外表达的意思,几乎都要用陈布雷的一枝笔表达出来。不料,宁波有一个人,从陈布雷亲属中借来日记后就著文在报上不指名的指我,“美化”陈布雷,其理由是,陈布雷在日记中并未有反对蒋介石的话。从陈布雷来说,自从他跟上蒋介石以后,其政治立场当然与蒋一体,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观公正的,并未有任何美化之话,陈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杀,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视为是自己的主公,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这位先生意谓我这几十字描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界比较自由和开放,不会无限上纲,扣上我什么帽子。其实,我这几十字描写还是有依据的,这就是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陈静娟,当时都在杭州,看到陈布雷心情烦躁,都劝说过他,而最早把这一细节用文字公诸于众的是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也就是五妹陈静娟和翁祖望的长子。我认真查看了陈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之后,陈布雷虽没有明说,却屡屡记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陈布雷从内心讲确实是不愿从政的,只是因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是在报纸中写文章出名的,当时的思想是颇为自由的,人格也是独立的,进入侍从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实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终处于心理的矛盾状态中,日记中也略有反映,不过比较隐晦,有时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记中就有记载:

  ……代拟致各省府注重水利行政及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要点一电,自晨九时着手至下午四时仅成其半,心思拙滞,不能下笔,因此文同一题材已重写三次也,遂暂置不复再写,往山下散步约四十分钟而归,觉汗出呼水擦身,晚饭后继续为之,至十时卅分始完,内容夹杂、文字之恶劣,为余生平所仅有,思之怅然……

  陈布雷还只是写指示国民经济要点等一般文件,尚且“心思拙滞,不能下笔”,“思之怅然”,如果政治性大文章,有时那就更加难以下笔了;试想,一个人,一年到头,整天到晚,绞尽脑汁,为蒋介石一个人写文章,蒋介石此人并非文盲,也有文字水平,但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有他的思路,叫陈布雷改来改去,有时改了十七八遍,这叫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有时非要按蒋介石的思路去写,陈布雷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只好徒呼“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过了两天,8月9日日记中又有一记载:“……委员长核定致各省政府治水利及国民经济建设之电稿即交××等(字迹不清),分缮数份,下午四时拍发,一面专送中央通讯社发表,并交与秘书译英文,数月来几经斟酌之一篇难文章,今日告一段落,心中为之一快,然此后如何实行,又一难题也。”这篇难题文章算暂时批准通过了,可是今后还有“难题”,此难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样文章是否能实行?一是今后这种难题文章是否还有,陈布雷后来还是碰到许多次,陈布雷所以心中始终想脱离侍从室,跳出这一圈子,这种心迹,在日记中多有反映,何况不仅仅是写文章,还有政治圈子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使这个书生难于应付,如1935年11日30日日记中记载了“一中全会后之中枢政局兼华北情形”有一段记载特别明显:

  ……邹海滨先生来访提出意见十项,除积极对外及中枢改造外,其余皆为人事问题,而蒋先生有所要求予,不愿参加意见,允为转达,但心中非常不快,以为天下最苦之人莫过于有权可以给人一些什么的人,而天下最舒服的人乃是昂头天外可以伸手向人家要求什么之人也。趁火打劫有挟而求则又当别论矣,对付此等人之办法唯有请君入瓮,使之易位而处,俾不复得站在圈子以外,以名位自居而也要尝尝“被人家等逼迫,被人家责骂,还要忍气吞声来敷衍人家”之痛苦,但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更迭上下亦既多矣,忽而参加中枢,不负责任而去,忽而倦于反对,又思不负责而来最丑劣之局面,无过于民国二十一年之春,然而当时拂袖离京,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之政治家,至今仍腆然列中枢要地,而不知愧也,此负责者所以终不能将国事整理之总原因欤,在政治舞台静观若干年,大抵皆“只见和尚吃馒头,没有看见和尚受戒”之垂涎者流,苟知僧必受戒,此次中委选举,亦不致光怪陆离,有此现象,至如余者明知做了和尚必须受戒,且自知这一副皮肉是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不由己之香灯侍者,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乃蒙此不白之大冤也。……十二时寝。这一长段日记并非是指蒋介石,而是指中枢中一翻来覆去之大政客,我疑是指汪精卫,因有十几字被用墨笔涂掉了,这一段日记的关键是陈布雷自拾做了和尚必须受戒”可是“自知这一副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非皆不由己的香灯侍者”,而且还大发牢骚“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陈布雷不愿从政,而已经从政,卷入了政治圈子,心中懊悔不已,这就是后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最根本的原因。

  紧接着1935年12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就记下了想辞职的想法:

  ……以昨晚谈话太迟,且闻有将任予为中政会副秘书长消息,心甚紊乱,予自审作一秘书,承命为例行工作,必勤必慎则就为之,若责以周旋肆应,综览会务,则个性绝非所近,数年来浮沉人海,唯赖心无希冀,得免他人之忌,今必强之,居繁要之地,几何其不公私两毁乎,念之殊为悒悒……

  但是,蒋介石一定要陈布雷这个“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的”“香灯侍者”上台,陈布雷真是苦恼极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记中记下中常会、中政会选出中常会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汪精卫为主席,“均以蒋先生副之”,下面就是有关他自己的事了:“中政会设正副秘书长,顾孟余为正秘书长,而以予副之,昨晚专函辞谢,竟不发生效力,今日在大会又不便单独言辞,任务日重,孱躯如故,念念殊为惴惴,会毕后偕佛海回寓,谈商久之,终不得摆脱之法,”下面还记下了程沦波、蒋伯诚、邵力子夫妇与其谈话,陈布雷辞职之心还不死,“夜八时赴军校官邸,谒蒋先生,对中政会事仍拟恳辞,未获允许……”以后,陈布雷心情一直很坏,且看12月13日日记:“……昨晚虽睡定八小时,但连夜多恶梦,心思烦乱不宁,今晨虽强起,精神疲倦已极,闻电话声及户外电铃声,辄觉心跳不已,晌午又觉体中发冷,手颤脑晕,心思极度烦躁,午饭时勉强到餐室对食欲呕,急上楼休息,念近日中枢改组之际,人事必极纷繁,散乱如此,勉强留京,必致疲于应付,而心病势必加剧,与其公私两误,不如暂时请假,遂决意向蒋先生陈明实情,请假一月,四时作函一缄,命学素至军校,托汪秘书(按:汪日章)转呈,六时卅分,学素偕汪秘书来,得蒋先生覆函,准假一个月,汪秘书言,蒋先生接阅余函,叹喟不已云……”12月14日,陈布雷想动身去上海转杭州休养,他在日记中还是叹息:“……偌大首都除力公(按:邵力子)及佛兄(按:周佛海)外,竟无真切知余者,处世之拙如此,自思可慨甚矣,回首都门,惘之无尽,此行情绪与二十年冬离京时又不相同矣……”12月17日在上海日记中记:“返沪休养已三日,每睡必梦,自知此种症候,完全由于忧思太过之故,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予之所患即在此心太不空闲,无事时忧有事,有事时虑其事之恶化或扩大,甚至某事略有朕兆,而予已觉其事必演成不可收拾之景象,大哥昔日评余所患为‘怯帛,年末虽勉自克制而痼已深,终不克完全解除,读书数十年,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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