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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友人和妻子回忆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有一些了解他的人,从另一角度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程沧波在《重诉生平》一书中说: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亦非有负领袖,有负党国,有亏职守,而一死以明心迹的自弃的愚忠者之所为;更不是从政本非所愿而摆脱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实在是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大患又起,而国人醉生梦死,因循苟安,触目心伤,中心抑郁,难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荆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可绝不是消极与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陶希圣在《追念布雷先生》一文中说:“布雷先生死于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爱国的热忱与忧国的伤感,郁结而成。他追随蒋先生20余年,从北伐到抗战,专心致志,为国家服务。他久已忘记了自己。他的思想无有不是为了蒋先生着想。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为什么他自悲而死呢?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刚直而深于修养。布雷先生的行径是身居政治的中枢而心富客观的观察。他有深远的见解,坚定的主张,严正的批评,强烈的忧愤,但是这一切都郁结为自悲的情绪。布雷先生本于他20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他爱国的热忱,他忧国的伤感,两者郁结而为自悲的情绪,他毅然决然谢世人而去。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我们中国国民党在总裁蒋先生领导之下,25年的奋斗,其成败已与国家存亡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党的分崩离析就是国家的衰颓危殆。布雷先生谢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义者之多,失败主义者之盛,可伤可耻之现象,表现无遗。但是这些现象是党中久已蕴积的各种因素演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雷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20年来,布雷先生深感蒋先生中心领导方针,决无错误。这点在他留给家族的信里说得非常正确。他临终的日记中,寄托希望于总裁蒋先生为中心的团结。但是他为国效忠、为抗战宣劳,已使他的心力体力‘油尽灯熄’,他不能再为总裁分劳分忧了。这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结强化到了顶点。于是布雷先生便谢世人而去了。”

  陈布雷体质素弱,髫龄即患头痛。4岁时,“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仿佛忆之”。“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母常叱责之”。11岁从徐氏读,“以作课时间长,常思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这是陈布雷回忆中所记:“二十岁初秋,饮食不慎,致患痢甚剧,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学传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独余为最剧。入广济医院治疗一星期未愈,院医医术浅薄,态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设备及卫生均恶劣,臭虫满床席间,诘之尚不自承,愤极出院,迁居上城四明颐养庐。秉琳亦未愈,来同寓,最后请大哥友江山聂先生(亦谘议局议员)投中药数剂始愈,然已形销骨立矣。向学校请假归里养病,与朱清奇兄同舟归,以食蒸栗过多,归家又复发,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谙卫生知识有如此者。在家养病匝月,索居读书,暇辄游田野间,生活闲适,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为最勤,而四姊调护饮食,尤尽心焉”。22岁夏,“杭浙高举行毕业试,身体受气候影响,颇不支”。25岁“依仁公弃养,独负家计,为最痛苦忧患之期,神经不安。37岁秋,恶寒恶热,患伤寒;有时谵语不绝,诊治休养两月始愈。44岁,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46岁,“出席五全大会毕后,体力心力憔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延医诊治,投剂服药亦无效力,请病假一月”。47岁10月,“忽患腹疾甚剧,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48岁5月,“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书则畏烦。回京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益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1939年4月“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赴北碚休养一月”。11月“旧疾又作,百般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陈布雷回忆》)。1942年养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还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损,脑力益衰,其秘书蒋君章说:“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来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经衰弱,他自己叫做脑玻在我记忆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节,尤其以胜利以后为然。每年春夏之间,他总觉得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现出萎顿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本来非常温厚的性情,要比较的急躁些,本来很轻松和欢喜讲些笑话或遗闻轶事的,要比较沉默些”。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张道藩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责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如果过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进步不显著时,他的忧虑增加了,睡眠受影响了,健康的进步便益无希望了。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至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初离京时,只拟请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仅有两星期可住,因之甚为踌躇,预计非续假不可。故先以近况报兄”云云。函中并有“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等语。陈布雷是“身在山林,心在廊庙”,虽在病假休养中,在给友人的信中,仍无时无刻不以“党国大事为念。党国多事,放心不下,健康很难恢复。”

  陈布雷的好友张道藩回忆:“先生淡泊,与世无争。但政治场中,有些事情,书生是看不惯、听不惯的;书生既已从政,自然接触到看不惯的现象、听不惯的事情。心虽泰然,不免总有不快。先生生性不近政治,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以为不数月即辞归。民国十六年在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谓‘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劳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民国十八年‘春,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曾提议党龄不满三年不得当选中委,以绝幸进之风,以保持党的纯粹性。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当选后请辞,以无先例,未许。深忧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心戚戚焉’”。张道藩说:“布雷先生对于功名富贵之淡泊,为人所共知。当民国十八年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布雷、公展两先生及道藩同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吾等非常惶悚,盖当时中委名额甚少,名位亦重,布雷先生认为吾等不应占此名额,且以为不任中委则事无大小皆可担任,更易于报效党国,乃由布雷先生面请介公转达主席团,准予放弃,另补他人。后虽以事无前例,未获允准,但由此一事,足知先生之淡泊于名位及其让德之可风,早在廿年前已昭示于朋侪,更足证其从政廿年来,只求努力报效党国不计名位非偶然了。二十年二月,约法问题起,先生‘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民国廿四年夏先生随侍领袖于成都,‘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是年十一月五全大会毕后,先生‘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构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者争先,而曾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投剂服药亦无效力,不得已以书白蒋公,告病体不支,覆准病假一月’。

  陈布雷的秘书和副官回忆:“先生用笔多,笔底均关乎国家大计,考虑周详,思虑深刻,用脑呕心,为党国、为领袖尽心尽力,身心憔悴,常患失眠,须服安眠药片。药箱有五颜六色各种药瓶,装着各色各样安眠剂。夜十一时以后,先吃两颗,精神反觉旺盛,或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方能睡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就起床。”左舜生说:“布雷体弱多病,生活尤为清苦。忆胜利后某次,渠由沪回京,余适与之同车。见其精神萎顿,因问近来身体如何?渠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言下不胜慨然。”

  张道藩追忆说:“两年以前,先母弃养以后,国难家愁,交相逼迫,加以病魔缠身,致精神极度衰弱,生气毫无。某晚深夜与布雷先生长谈,灰心之余,曾有轻生之语。布雷先生闻之正色曰:‘你是否尚认为你是总裁的忠实信徒?’我答曰‘当然’。布雷先生复曰:‘你知道总裁对于自杀的人见解如何?’我答:“总裁当然认为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怯儒行为’。布雷先生即曰:‘你平素是很勇敢坚强的,为什么现在要有这种念头?我的精神身体大不如你,我过去偶尔亦有此种念头,但一想到如此做了不特示弱于人,倘身后世人发生种种无聊的误会,岂非于公家有害。因此我也只好再鼓勇气生活下去,以求尽一己所能,为对党国求贡献,听总裁之驱使。你正当盛年,应善排遣,善自保养,精神身体,自会早日恢复,为党国应作之事甚多,千万毋作轻生之想……’。此当头一棒,使我省悟。自此以后,又经其多次温婉劝导,我乃消除轻生之念,且数月之后,对于一切事,兴趣渐增,仍复能继续工作。布雷先生长逝之日,我正在沪,初于晚报见此消息,惊疑众生,与程沧波兄通电话后始知无误,悲痛之余,深自悔恨。盖布雷先生曾以理智情感使我泯轻生之念,倘我事先知渠将如此结束生命,若能以其劝我者反婉劝之,至少或可缓其死。今读其遗书,屡以轻生之不该而自疚,足见其非精神身体衰弱已至其所谓油干灯尽不能再图自效之境,绝对不致如此了却生命,更足见其死前种种顾虑之苦痛。”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今年夏季,先夫子体弱过度,养疴庐山。一日小坐闲谈,道及近来健康情形,偶谓:‘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不料当时无意一言,竟成谶语,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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