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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163章 吴佩孚衡阳撤军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吴师撤防是从9年5月20日开始。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吴有《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师于5月20日开始撤防北归,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吴师于5月29日过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湘军骁将赵恒惕是他心仪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所以吴师整装待发的时候,就是湘军执戈待动的时候。不过,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很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勇将,他的军队已经扩充到7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可是他所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重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县人,出身是徐淮间的流寇,后来入伍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时,他随李纯入赣任第六师的团长,由此擢升为第七师长。老袁称帝前,他在北京同兴饭馆对人扬言说:“大总统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谕就成了,干什么还要研究和请愿?”有人把这些语报告袁,袁生气说:叫这个老粗不要乱讲话。可是心里则喜欢他的憨直。护国军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后,他又向张勋递门生帖子。复辟失败,他倒向皖系,成为对南方主战派的中坚。他是反直系长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于他是跟李纯起家的,他骂李纯最有力量,他的通电大骂秀帅夫子(李纯字秀山),以讨好于芝老上将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赏识他头脑简单,所以把湖南督军宝座送给他。

  据说张在督军任内时,曾文正的曾孙女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的父亲是文正长孙老翰林曾广钧(重伯)。宝荪从小就跟英国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国留学。张竟动念头到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谈。曾广钧到督署见到张,口呼督军老伯,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邪念为之大减。曾辞出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被招安的。

  吴师撤防以及北归的经过,及抵河南布置情形,兹特抄录张一麐所编《直皖秘史》一段,其中叙述甚详,张文云:

  “吴佩孚将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军队分水陆两道陆续开拔后,遂于廿五日由衡阳乘舟启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欢送。经过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欢迎。至廿八日上午,直军前队已开到省垣,人民站立观看者,大有牵袂成帷之势。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而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络绎而来,前后共过廿一班。然后红旗招展,气笛呜呜,而吴氏所乘之‘新鸿运’火轮至矣。于是岸上军乐大作,军警均行举枪敬礼。吴氏船上亦频频鸣号答礼。湘督张敬尧亲自出迎,以吴氏不肯登岸,即率军政要人分乘火轮,驶近‘新鸿运’,随即过船,与吴氏谈叙十分钟之久,始返棹而回。

  吴氏由长沙启碇,于廿九日上午抵岳州,仅带骑卫队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镇署为行台。午餐后与地方各长官步行至岳阳楼上参观名胜,随即绕道游视城垣,至西门新修处(系前岁直军攻岳时以轰城炮击倒伤毙数百人之处),吴氏触目惊怀,回行台后,谕军需处备具祭品,于卅日就岳阳楼开追悼会,奠祭直军死义将士,至卅一日午前,直军大队人马数近二万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满布江中,俱向刘家庙登陆,吴氏则押军后行,所有省垣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均预先渡江赴刘家庙迎迓。至下午一时,吴氏到汉,傍晚由王督军欢迎过省宴叙,其所带军队则暂住刘家庙车站。

  吴氏离湘之初,原拟抵汉后俟所部到齐将车辆等部署粗定,即轻车简从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风云骤变,南军进占吴氏前驻各地,尤应请命曹锟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电敦促即日北上,而吴氏则以无款开发船价及交通部不拨车辆为搪塞之计,依旧屯驻汉口。盖静以观变,别具深意也。

  吴军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谣言蜂起。而政府以吴氏按兵武汉。实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归无效,即电由曹锟转饬速行。吴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拟将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其欲暂驻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举动可疑,暗中已有出师筹备,必将军队分布豫境,则北贯京畿,南扼武汉,京汉道上必非皖派所得问津矣。吴军驻屯豫境之计划既与赵倜双方商妥,遂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共到五列车,驻札地点之支配则以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吴佩孚在衡阳吵着要撤兵的时候,段祺瑞当然认清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止是撤防问题,而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问题。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平原,以策应直军北进,因此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刘镇华的军队是镇嵩军,他奉到段的命令后,即向奉军挑衅,只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所以冲突未扩大。

  5月17日,段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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