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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007章 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作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子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个彻底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个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绔、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

  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廿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廿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

  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廿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满清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抵制法国,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廿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

  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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