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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8.20 争抢头功眼光短浅

  日军再蹈徐州覆辙

  10月中上旬,万家岭战场沉寂下来。淞浦师团长虽率近千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106师团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师团,已不复存在。

  但出乎中国军意料的是,10月中旬,日军突然分兵华南,以一个舰队加2个陆军师团的兵力,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部战前准备不周,抵抗无力,不出10日,华南重镇广州便陷落日军之手。

  海外支援中国战场的南大门被封闭了。武汉即使守住,也失去了战略价值。

  10月11日,冈村宁茨军司令官渡过长江,来到了盘踞田家镇的第6师团部。他在田家镇的突然出现,预示着江南及至整个武汉战场将面临一个突然的变化。

  冈村中将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事到如今行此下策,也是万不得已的事。

  他要改变11军的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进取武汉。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东京的军部要员看自己的笑话。

  促使他下决心的是淞浦第106师团在万家岭的覆没,但又不仅仅如此。江北大别山,东久迩第2军已接近信阳、宋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而他的第11军主力,仍在南浔线上被薛岳死死缠住,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第6师团虽一路顺利攻下田家镇,但因损耗过大,又无后援,无法向武汉方面挺进。

  会战至今,他不能不承认,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的恶梦更让他大丢其丑。他甚至在战场上就已听到了师出华北,又倾向于华北军的现任陆相板垣,和军部那些“北进派”高官们幸灾乐祸的笑声。这曾一度难煞了他这个颇讲职业修养的日本军人。

  改变战略,把主力投入第6师团方向,自然有利于11军急得头功,早日进入武汉。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这种破坏战役协同的后果。合围如果不能达成,几十万中国军主力将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

  但不改变战术,南浔方向尚看不出能击溃薛岳这20多个中国精锐师的迹象,战事久不能决,拖了全军的后腿,对他这个老军人来说也是耻辱。

  司令部里,冈村宁茨绕室彷徨,思前想后,就是拿不定主意。焦躁烦恼,使他对薛岳既痛恨又无奈,怎么偏偏碰上这么个冤家对头。

  10月10日,淞浦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尤如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倒。这是他几十年指挥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惨重失败,从未遭受过的耻辱。

  但这一棒却打醒了他。失去的,毕竟像眼前的长江之水,永远流去,但尚能把握的机会,却不该再从眼前消失。尤其11军参谋长的一句话,他更是认为说到了要害:“你要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眼前的一切过也就不为过了。再说东京方面并不了解中国军人的不同,他们是永远不会相信薛岳将军的战斗精神……”

  说的不错,如果再不改变战术,即使最后击溃了薛岳的主力,东京军部并不会认为他比波田干得更漂亮,虽然波田一个旅团击溃的是十余个师的杂牌军。想到此,冈村打定了主意。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波田支队,如果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11军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的。

  冈村宁茨是个不错的军人,但仍未能摆脱名利世俗。南浔方面虽仍与薛岳部接触,但冈村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田家镇的稻叶师团,先后3次得到加强的兵力超过万人。补充的新锐,战斗力甚至已超过第6师团本身。

  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转眼得到3个支队的加强,兵力大增至2万多人,于10月中旬重又发动进攻。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5战区的军、师将领,都已成惊弓之鸟,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军残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眼,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一个小小的牛岛支队,就撼动了江北第5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算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10月18日夜,一路未遇激战的牛岛支队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突破中国守军防御,22日,身材粗矮强壮的牛岛满少将趾高气扬地率队开进浠水城区。

  武汉一时震颤。

  22日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茨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逃军对战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该支队不负第6师团先锋的称号,向黄陂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主力。

  冈村与东久还争功,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老军人,他没忘了自己的职责,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国军,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当即派佐野联队长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阵脚。后撤的中国军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佐野大佐颇有斩获,仅野炮就缴获了80余门,这个数甚至比日军1个甲种师团的火炮总数还要高。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对付散兵游勇有余,要想成师、成团地围吃中国军后卫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第2军尚未前出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一条通向复生的道路。

  直至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才打下河口镇,与东久迩第2军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中国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退去。

  冈村宁茨的权宜之计最终没有得逞。常言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冈村既然争得头功,先进武汉,就必然有第6师团的孤军突出,惊动天皇裕仁垂涎欲滴的几十万中国军主力,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冈村宁茨虽然出色,但仍难免世俗名利的缠绕,并最终为此所累,失去了一呜惊人的战争良机;

  东久迩宫稔彦王,身为助攻军司令官,所部攻势凶狠,反客为主,体现了日军能征善战的特点。但第2军身为助攻部队,没能与冈村的主攻军密切携手,仅以匹夫之勇独自猛攻,也是缺乏远见的近视战术家;

  田俊六大将,虽为武汉战场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任由第11军中路突出而未加节制(事实上,第6军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导致全局失调,结果使李宗仁再次循徐州足迹,从日军铁网中安全澈出数十万大军。

  李宗仁虽未能再扭转武汉战局,但再次安然撤出被围大军,也算是再创奇迹。

  这奇迹是冈村、田俊六、东久迩,是日军战场统帅目光浅近,胸无大略所带来的。

  李宗仁是中国军虎将,却也是员福将。

  据战后中国军战区一级官长、幕僚总结说:“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田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陨汉两水的交通。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喜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力量,一定受到严重损失。综观武汉会战,我100多个师,日军没有歼灭我们任何一个整师,相反,我们对日军第106师团却给予了歼灭性打击。”

  这份总结说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后期,数十个中国师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没的经历。但日军太注重功利,太看重近在咫尺的武汉空城了,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中国整军、整师的机会。

  武汉后期打的是一场乱战,无论对中国军还是对日军。乱战中,奇异的场面自然层出不穷。

  黄陂东侧,佐野的快速支队突然杀出,顿时使撤退的中国军乱了方寸。但佐野大佐看着漫山遍野的中国溃军,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各中、小队枪炮,截击守军的忙着截击,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原地傻等着。佐野支队自己也是阵脚大乱。

  花了大半天时间,佐野大佐才把部队重新稳定下来。排好兵阵,他拉上部队又向西追击,想多截留些中国溃军。但留下看守近千名俘虏的,只有一个班八九个人。结果中国被俘官兵在1名中校的带领下,一阵哄乱,打死2个看守的日军士兵,向北面山林逃去。

  佐野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与佐野大佐比较起来,东久迩宫稔彦王放走的就不再是鱼虾之流,而是曾使他吃尽苦头因而一心想吃掉的一条大鱼——宋希濂的中央军精锐第71军。关于71军2万人马摆脱险境的前后经过,还是听听宋希濂将军本人的说法: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 击,致使敌人死亡约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敌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5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应为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两万多人(我所指挥的36、88两个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左翼的61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87师及直属部队,以4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3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一)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华园向孝感方面去了;(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三)友军的第44军萧之梦部,约有两个团和1个山炮连及没有眼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水、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在敌人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俟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第87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行进。

  “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入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2千多包(每包200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一)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二)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三)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地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2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要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进。我率军部队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喜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 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各来电表示感谢。”

  比起宋希濂,第5战区司令长官,被日军和西方军事家评价为“狡猾的南方将领”的李宗仁上将的经历甚至更惊险、更幸运。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率长官部自夏店撤至平汉线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到达陈村后,长官部与刘汝明将军的68军突然失掉联系。

  入夜,李宗仁绕室彷徨,心绪烦乱。他既为68军担忧焦虑,更惦念武胜关、平靖关的安危。两关若失,就不是68军能否撤出战场的事了,也许将有数个军、数十个师被日军截住。焦虑烦躁使他辗转反侧,终不能眠。他披衣而起,来到户外。夜幕下的陈村静极了,只有偶尔传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荡。此刻陈村尚未沦陷,应该是安全的。

  但空旷的静谧和黑夜的大幕,像裹着的死神向地压来,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李宗仁是个很相信第六感觉的人,越静他越是觉得不安,觉得不妙。当下,披衣向屋内走去,叫醒随从,通知长官部迅速整装,向西转移,

  刚刚入梦的参谋长徐祖贻将军突然被叫醒,深感突兀。当下步入长官室问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李宗仁匆匆束装,答道:“走吧,祖贻。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参谋长见状不便再问,便也回去整装。半小时后,第5战区长官部一行百多人踏入了西退的漫漫黑夜。

  2小时后,日军快速部队千余骑兵冲入陈村。

  李宗仁命不该绝,心血来潮救了他一命。如果李宗仁陈村遇难,长官部被歼,那武汉会战的成果对比就将大不一样。李宗仁身为中国高级将领,他的生死安危自然也不再是他个人的事。

  中国抗战,还从未有过兵团以上级别将领遇难,这曾是蒋介石和中国军以弱击强,向世界吹嘘的资本。

  没有高级将领遇难,自然就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被消灭。李宗仁托上帝之福,大难不死,也替蒋介石保全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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