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①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 （注：遵义会议决定是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②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
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
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
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建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建新根据地。徐是一九三〇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
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会理会后，张国焘分裂和反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又来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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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
②王家烈，贵州军阀。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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