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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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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议救贫会章程

  郭得云是我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他曾在四十九标(清朝末年新军的标,相当现在的团,当时湖南有四十九标和五十标)当过兵,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当排长。他很有正义感,对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他都不满意。后弃职回家仍做皮匠。这个人倒有点穷骨气,也有一点文才,赞成组织团体灭财主,实行平产。想到此人许多优点,越想脚就越有力,也走得越快。

  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先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问我:“在哪里吃饭的?”我说:“昨早在潞口畲连部吃早饭的。”郭吐舌说:“近二百里了。”三老倌说:“还有一点凉饭,先吃一点,睡醒后再吃早饭。”郭得云拿着渔网说:“你睡觉,我去湘江打鱼。运气好打条鱼做早饭菜。”我就在楼上小房里稻草上睡着了。醒时,红日当空,已八九时了,三老倌端着饭和洗脸水,郭得云拿着一大碗鱼上楼来了。饭后郭问:“谁会到这来找你呢?”我说:“他们知道我跑脱了,张荣生和李灿过两天可能来,别人不知道这里。”郭对他父亲说:“张是个小个,做裁缝出身的,李是高个,学生出身。他俩来即告彭在此,其他任何人来问,答不知道。”三老倌点头,说:“我认识他俩,来过一次。”

  郭问我:“你想去哪里?”我答:“想去广东。”郭说:“人生地不熟,不如就在湖南。时局会变的。”我说:“现在身无半文,吃饭也成问题。”郭说:“我去军政机关打听,看有什么消息,也许下午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午饭不要等我。”我把秋大衣交给他,请他带去典当,买几升米回来。郭说:“不急,暂时可维持。今年有手艺做,每天可得三四升米钱。今年还特别,江里鱼也上滩,早晚可搞一两斤,能买两三升米。不过,你如去广东,路费就没有办法想。”他问:“现在你当连长,总可寄点钱回家吧!”我说:“是代连长。给祖母、父亲每月各寄二元,弟弟也大了,让他自立,他们艰苦些,将来好杀财主。”郭笑:“我也艰苦了大半辈子,还未杀到一个财主。”他问:“救贫会情形怎样?”我说:“发展了几个。”我问:“你发展得怎样?”他说:“有一个对象还未正式谈,只同他讲了要救穷人,没有团体不行。过几天,你可去他家住。在乡下比较安静,同他谈谈看。”他问我,同救贫会的人通信吗?他有办法替我送去。郭下午四时许回来说,驻军、县署都没有我的消息。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我们商谈了行止,我说:“我回家种田去。”他说:“暂时不宜回家,还是谨慎点的好。”我说:“不然就去广东。”他说:“找谁呢?”我说:“找鲁广厚。”他说:“回师部我即可写信,将你的情况告鲁,如他能设法找工作,要他回信。”李灿要我到他家去住,宜章离韶关近,与鲁也易联络。李告我,周磐给你寄来二十元。他自身也带来十余元,这样,路费就勉强够用了。

  李灿搭午班轮回长沙,走时说,过几天约张荣生、黄公略同来再商量,但先要和鲁广厚联系。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

  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

  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

  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推举郭得云对这四条原则加以研究,拟成条文。大家决定,这就是救贫会章程。准备在另一次救贫会全体会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作为正式会章。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在救贫会员中秘密地作解说,讨论和征求意见。由张荣生回队传达。

  现在看来,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中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时,只有李灿、张荣生、王绍南、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和我七人。黄公略是这次加入的。这次开会的成员,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两个是手工业工人,一个是贫农,都没有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讨论后,李桂生买回了鱼、肉、酒,他母子和我们共七人,大吃了一餐分别饭。午饭后,黄、李、张搭轮回长沙去了。这时大约是十二月下旬。

  这时我已满二十三岁,青年已过,进入成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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