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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