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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潘汉年同志(3)

  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

  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

  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

  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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