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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3.2 熟读韩文

  从在东山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很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不但由于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以梁文为范本,也是很能写出这种笔法的论文的。

  进入第四师范,教国文的是袁仲谦老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做“袁大胡子”。这位清朝的举人,可是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跟当年许多老学究斥梁文为“野狐禅”一样,贬之为半通不通。袁老师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只是认为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主张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不论论说驳难记事抒情,无不佳妙;作文以为师法,门径就正了。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实韩愈其人其文,主要还是宋人欧阳修等抬举起来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也是过分夸大了的。韩愈本人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按现代学者的研究,唐宋古文和唐宋传奇文乃孪生姊妹,前者鼎盛之时,也是后者风行之时,而古文巨子又多传奇大家。传奇文实是古文运动另一支生力军。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韩愈也写传奇文,《毛颖传》即最著名者。风气所及,传奇文成为唐代士子干谒的敲门砖。唐代古文运动有其时代意义,韩愈乃是主将。不过韩愈虽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在宋儒眼里,他仍然是一个相当驳杂的文人。从文章来说,他虽极力推崇秦汉古文,实际上自己不仅能写富有辞采的散文,也能写铿锵上口的骈体文;他继承遗产,融合众体,既不失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有名的歌颂隐者、讥讽豪门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600字,骈散为一,偶句铺陈,间夹韵脚,并以歌词结尾。古今论者都称道这篇杰作,实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的先河。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工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①

  经过理解的诵读熟记,就如钱存在柜中,可以随时取用。“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①

  《讲堂录》的后部分,有大量关于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一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毛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以为现在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人们听到过的。他对韩愈的诗也有好感。在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文章格局和思想方面的影响,这里就不举例了。

  和韩愈并称的古文运动柱石是柳宗元,后人以韩柳为古文宗师。柳宗元一生坎坷,因参加“势必失败”的王叔文一派党争,被贬后处于蛮荒之地十多年,死在柳州。他的文章精练整洁,尤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精如珠玉;他的胸襟与视野都比韩愈广而深。章士钊以半生精力研究柳文,于20世纪60年代写成100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从多方面论证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跟韩愈对比,称颂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以民为仇”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书兴致很高,曾通读一遍,还表示过要读第二遍。给别人的信中,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1965年7月18日复章士钊的信中说:此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①“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流行过尊柳贬韩的说法:柳是唯物主义者,韩是唯心主义者;柳是“法家”,韩是“儒家”。由于毛泽东的关怀,此书于1971年得以问世。

  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还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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