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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2.3 读《盛世危言》

  13岁到15岁时,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还是努力找书读。他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作“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入世入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①

  郑观应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一件事,同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关。毛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斋念佛。“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自幼年始,毛泽东也曾迷信过神佛,并且同母亲一道,想将不信佛的父亲“转变过来”。他自己的彻底转变,同韶山私塾来了一位新派教员李漱清有关。这位“过激派”极力反对迷信,劝人把庙宇改为学堂。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李漱清在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同毛泽东共过事,全国解放后,他们还有过书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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