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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人生哲学》5.5 博览群书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泽东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7]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毛泽东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

  毛泽东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毛泽东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毛泽东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住ⅰ獭ⅰ酢、=、▲等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毛泽东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毛主席书房》和《毛泽东读史》,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8]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当然,毛泽东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泽东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9]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毛泽东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晚年虽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仍不愧为我们全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典范。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10]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毛泽东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泽东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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