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凌晨三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四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
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洗换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
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侯。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
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
“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六人登上了飞机。该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有幸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又叮嘱：“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个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由于是头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之间，都显得陌生与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
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象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象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象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迎送基辛格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八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地招摇过市，驶往五十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作，去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事先经过舒尔坦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授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在基辛格到北京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七月九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讯。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好几个晚上都为此睡不着觉。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一六五一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接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一八一六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帘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没有派基辛格去磕头，——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磕头。周恩来会不会为了十七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行报复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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