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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4 警示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主席说:那好!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指8月24日、25日、26日——作者注)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  

  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六)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略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讨。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  

  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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