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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5.2 主席夫人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贺子珍成为主席夫人。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图为毛泽东离开板凳站起来发表意见。这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号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

  贺子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

  杨荣连对此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虽然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子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子珍当作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子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两个要贺子珍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

  他让贺子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子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子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程,不忍离开。贺子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瑞金时期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比鱼水还要亲。

  在叶坪,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子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挎包就拐进贺子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

  有时候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子珍。贺子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这个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子珍的家去,向贺子珍诉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子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子珍家来了。贺子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子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子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子珍的手,感谢说:

  “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作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子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人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子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子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子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我们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取消这门亲事。”

  办喜事的人家当然感到很意外,顾虑很多,想法也很多。贺子珍和钱希均轮番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终于把这家人说通,取消了这桩婚事。

  于是,贺子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机关去,找了地方让她住下,对她说:“你不要着急,好好休息.我们替你找个工作,让你自谋生活。”

  第二天,贺子珍又同钱希均到苏区印刷厂,为那个女孩子联系工作。工厂把她安排在装订车间。贺子珍又亲自把她送到工厂,路上嘱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学习。那个女孩子热泪盈眶,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我原本想,退婚不成,只有一死。没想到今天竟走上革命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贺子珍说:“不是我们哪个人救了你,是共产党救了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翻身解放。”

  这个童养媳从此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她留下来打游击,一直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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