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忙，真的，尽量不要请我演讲、座谈、写序或是什么推荐信。我真的很忙。
我寄居在一个岛上。这个岛的面积，如果不包括它旁边突出来让海鸥打个盹的大小岩石，大概只有7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直走个八里路，横行个九里半，再走就要掉到海里去了。
岛的位置，据说是北纬22度11分，东经113度32分。台湾的嘉义有个23度线，对，你往下走大约808.82公里，就会碰到我。
碰到我时，不要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正在忙，忙着望出我的窗外，盯着窗外这一片浓绿的树林。
是这样的。我搬来这北纬22度11分、东经113度32分的第一个春天，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天——你可以去查证日期；因为早春的风从西边非常轻柔、轻柔地弥漫过来，带着海洋的鲜凉味，我就不知不觉捧着书坐到了面海的阳台上。那是一本刚刚出版的德文书，一个德国作家写他从柏林徒步行走到莫斯科——那是1607.99公里——的纪实。读着读着，我开始感觉不舒服，心悸，难过。
放下书，眺望海面，慢慢地，像一个从昏迷中逐渐苏醒的人，我一点一点明白起来。让我心悸、难过、不舒服的，不是海面上万吨巨轮传来的笛鸣，也不是那轻柔的海风里一丝丝春寒料峭。是有一只鸟，有一只鸟，一直在啼。
从我高高的阳台到平躺着的大海水面，是一片虚空。所谓空，当然其实很挤，就是说，有夕阳每天表演下海的慢动作，有岛屿一重又一重与烟岚互扯，有黄昏时绝不迟到的金星以超亮的光宣传自己来了，有上百艘的船只来来去去，有噪动不安的海鸥上上下下，有不动声色的老鹰停在铁塔上看着你，有忙得不得了一直揉来揉去的白云——还常常极尽轻佻地变换颜色，有灰色的雨突然落下来，有闪电和雷交织、好像在练习走音的交响曲，有强烈阳光、从浮动的黑云后面直击海面忽闪忽灭、像灯光乱打在一张没有后台的舞台上。
可是整个空间像万仞天谷。在这万仞天谷中，有一只鸟，孤单一只鸟，啼声出奇地洪亮，充满了整个天谷，一声比一声紧迫，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放下书，仔细听，听得毛骨悚然，听得满腔难受，怎么听，都像是一个慌张的孩子在奔走相告：
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鸟，巨大的声音，跨越整个树林和海面，好像家中失了火，满村子哀告：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我飞奔进卧房里拿眼镜。我飞奔进书房里拿望远镜。我飞奔回阳台，像潜水艇浮出海面的侦察雷达，我全神贯注，看。
他的凄苦哀叫，离开了海面，穿越我的头上，到了另一头，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树林。我抓着望远镜奔到窗口，瞄准了树林。
他的啼泣，大到盖住了汽车行驶的声音。树林很深，他继续哀哭：苦啊，苦啊。我努力地看，却怎么也看不见他。窗外一片树林，成群的凤头雪鹦鹉我看见，悠乎游乎的老鹰我看见，但是，我看不见那家中出了事的苦儿。
我很忙，因为我一直在找他。我不知道他的长相，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如何从“苦啊苦啊”的声音，上网去查出他究竟是谁？
两个月后，一个上海老朋友来访。我泡了碧螺春，和他并肩坐在阳台上看海。蓦然间，一声晴天霹雳的“苦啊——”，从树林深处响起。我惊跳起来，朋友讶异地“唉呀”出口，说，“嗄，怎么香港有杜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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