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韩瑗上朝后回家，坐在饭桌前一直发呆。
饭菜早已凉了，他还没有动筷子。最后，他让仆人干脆撤去饭菜。他一点食欲也没有。
自从他的好友褚遂良被贬到荒远的潭州以后，一直没有一封信来。这当然是遂良怕给他惹麻烦，不敢写信。但他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敢给遂良写信。他知道任何文字落到有关方面的手中都会给自己今后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可是，遂良的形象时时浮现在他的心头，这令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和自责。
他知道，遂良在立武昭仪为新后这件事情上在朝中力谏，是代表长孙无忌和自己的意见的。可是遂良却在几千里地以外的山区受苦；而自己呢，却仍然在京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虽说表面看来，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可是自从武后得势以来的这一年，他简直是度日如年。因为他自己和中书令来济也在立武后以前在皇上面前上表极谏过。他已感到厄运就在他的头上徘徊，不知什么时候落下来。
他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遂良还笏于朝那次谏争之后，他还找到一次机会向皇帝哭诉、劝谏。但皇上没有采纳他的谏言。
第二天，他又去面见皇上，力陈立新后的危害，以致激动悲伤得更加厉害。但皇上不但没有被打动，反而很反感，竟然让太监把他拉出宫去。后来他又上了一本正式奏疏，疏上说：
“臣以为就是平民百姓之家娶亲，也要慎重选择新妇，何况天子呢！皇后母仪万国，对天下的风教影响极大。所以嫫母辅佐黄帝，天下大治；妲己左右纣王，殷室倾覆。《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每鉴前古，常兴叹息。如果陛下不取法古圣贤之道，臣恐定会被后代耻笑。
“臣知道这样大胆冒犯圣意是罪该万死的。但臣以为只要是为国效忠，臣死而无憾！以前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谏，结果姑苏城变成麋鹿奔逐的荒原。臣私下确实担心，如果陛下一定要这样做，就会引起四海黎民失望，大唐的宫廷也可能变成荆棘丛生的荒园，皇室的宗庙也会得不到后代的祭祀供奉。臣以为这一天的到来并非遥远了。”
上疏以后，韩瑗日夜盼望皇上的回复，但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上面的沉默令韩瑗更加紧张。看着皇上对自己漠然视之的样子，更使他感到，不定哪一天他也会得到老友褚遂良同样的下场。
不久，武昭仪立为皇后的大典如期举行了。
韩瑗已经向家人做了交待，准备随时被捕流放。可是，有一天皇上突然召见他和来济，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其实他的上疏，武后早已过目。之所以皇上没有批复，是因为武后将这个奏疏压下来，留中不报。她准备将来老帐新帐一起算。
当她看到韩瑗借古讽今，把她比做妲己、褒姒时，柳眉倒竖，脸带冷笑，心中早将韩瑗判处了死刑。不过，她又觉得自己尚未登上皇后的宝座，目下还不可太露锋芒，于是就耍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
在她当了皇后不久，她就向皇帝上了一表，说：
“陛下以前欲立臣妾为皇后，大臣韩瑗和来济曾在朝廷上多次谏争反对。臣妾认为他们都没有私心，只是一味深情为国。乞请陛下对这两位大臣加以褒奖。”
高宗看到武后上的这份表奏，大为赞叹。俗话说，宰相的肚里能撑船，高宗觉得武后既往不咎的海量简直无人可比。所以今天才召来韩瑗和来济，并把武后的这张表当面拿给他俩看，夸耀武后因公忘私的贤德。
但是，饱经宦海浮沉的韩瑗和来济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甚至由共生疑窦发展为更深的忧惧。他们觉得这件事太反常了。
他们知道，按道理讲，应该先召回流放在外的褚遂良，使他先受到褒奖。但是上面这样做的一点迹象也没有。可见，以武后的阴险毒辣决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现在故做这个姿态，只不过一方面用来迷惑皇上，一方面将他们稳住，等待时机成熟罢了。她为了达到攫取朝廷大权的目的，能够不动声色地掐死自己刚生下来的亲生女儿，惨杀自己的恩人王皇后，难道她反而会饶恕竭力反对她的人！
他们越想越觉得可怕，几次向皇上申请辞去大臣的官职，告老还乡。但是每次的请求都被皇上驳回不准。
他们已经感到武后手中的铁鞭正高悬在他们的头上，何时给他们致命的一击，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这正是韩瑗不思茶饭，噩梦缠身，显得更加苍老的原因。
特别是他的心里话没有人听他诉说。因为上朝时武后的耳目众多，言语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拜访老朋友的路也被堵上了。他知道，大臣府第的内外都有武后布置的暗探在活动。无忌家原来每周的例会更不能开了。无忌和来济等人也都像他一样被一道道无形的栅栏给分割开，人人都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可是他还有一个幻想，这也是封建士大夫的通病，那就是寄希望于皇上的回心转意。他想皇上总是先帝太宗的亲生儿子，在他身上，总不会没有一点太宗给他留下的睿智明察的遗传因子吧。他总是一个大丈夫吧，总不会长久受制于一个妇人吧。只要多向主上进献忠言，也许会促进主上醒悟。如果真是如此，不但会给他自己和忠于朝廷的同僚带来好运，也会给大唐的重新振兴带来希望。
于是他精心构思，拟好疏奏一本，想再找一个机会面奏皇上。
一次快退朝时，韩瑗忽然走出行列说道：
“臣韩瑗有疏上奏。”
高宗命太监将疏奏呈上，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右仆射褚遂良，忠心报国，捐身忘家。其节操如风霜之高洁，其心志如铁石之刚烈，实是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去年因劝谏得罪，斥去朝廷，内外官民，共感嗟叹。臣听说晋武帝宽宏大量，不对忠臣刘毅加诛；汉高祖仁心爱臣，不给直言的周昌定罪。
“遂良被迁谪后，已经一个寒暑，南方瘴蛮之地，令他备受苦楚。违忤圣意，已受惩罚。臣伏请陛下开恩，体恤遂良老迈小过，令其回朝，为国效力，以安民意人情。”
高宗看后说：
“遂良的情况，朕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个人的脾气实在太执拗，又喜欢犯上，所以才罚他出京。你这样说似乎是把小事说大了吧。”
韩瑗说：
“臣并非小题大做。遂良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社稷的重臣。他被阿谀逢迎的小人诬毁而蒙冤。陛下应以史为鉴：微子愤然出走导致殷朝灭亡，而张华能在位辅政而朝纲不乱。陛下无故弃逐老臣，臣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祉。”
韩瑗说得越来越激动，几乎把一年来压在心头的愤懑不平都发泄出来。
高宗的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但是就是拿不定主意。他回视御座后小帘内，也不见武后有什么表示，只得支吾着说：
“好了，朕会处置的。退朝！”
韩瑗的头上真像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跟。
他回家后又连夜写了一本奏章，辞官乞归田里。但是高宗批复仍是“不准”二字！
可是，不久他就意外地得知：贬官做潭州都督的褚遂良又被发落到更荒远的桂州去了。
而朝廷同时却给李义府加官，让他兼作中书令。来济的中书令彻底被架空了。
这分明又是武后的大手笔！
武后此时已感到自己手下的人开始羽翼丰满，可以真正动手了。
在显庆三年（公元６５８年）的秋天，七月，她授意许敬宗、李义府向皇帝上奏，诬称：
“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想以遂良所在的桂州作为武装叛乱的根据地。”
八月，圣旨下来：将韩、来逐出京城。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并规定他们终身不得来京朝觐皇上。又进一步贬褚遂良到更荒远的爱州当刺史。王皇后被贬的舅父柳也跟着被贬为象州刺史。
这分明是把这四个人划在一个阴谋集团的圈内了。
封建时代官吏的升迁本是自然现象。但如果谁和“谋反”二字粘上边，就等于判处了这个人政治上的死刑。
韩瑗对皇上能心回意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只有带着家小和简单的行李离开京城。
在郊野，只有凄厉的寒风为他送行。
他绝望地回望着上空笼罩着一片愁云的京城，不禁老泪横流。但又怕被押解的官员发现，就只有低头上车，踏上那漫漫的流放之路。
韩瑗一去，许敬忠就立即升为侍中要职。自此朝廷大权已尽归中宫武氏了。
远在桂州的褚遂良已陆续地知道了京城发生的事情。但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头上不但栽赃为“谋反”，而且更恶毒地被定为阴谋集团的领导人物。这时的遂良才真正尝到了武后手中的铁鞭打在身上痛入骨髓的味道。
一纸公文又把他押到更远的烟瘴之地──爱州（今越南河内）。
他已对当朝的政治完全绝望。不过，在他灰黯的心中只剩下一点点希望的火苗，那就是唤起高宗最后对他的同情，能让他的那把老骨头埋在自己家乡的祖坟地里。
他精心地修了一个表章，简短而充满感情。他相信即使当今的皇上已经是铁石心肠也会被软化的。章表上说：
“陛下大概记得，当年濮王和承乾争太子位的时候，臣不顾生死，倾心于陛下。当时大臣岑文本、刘洵奏请先帝准立濮王为太子，臣又抗言坚争，这都是陛下当时所见的。最后终于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
“先帝弥留之际，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先帝将陛下托付给臣，令臣忠心辅佐。陛下在先帝驾崩之际，不胜哀恸，臣又以社稷为重安慰陛下。当时陛下手抱臣的脖颈失声痛哭的情景，臣至今历历在目。
“在处理先帝大丧之际，事无巨细，皆由臣与无忌操办，一点没有失误疏漏。大丧前后，海内安宁。
“现在臣人老力衰，待罪天涯，每思有忤圣意，追悔莫及。如圣上念臣旧情，哀怜臣的蝼蚁微命，让臣骸骨得葬故里，则日后地下魂魄当永念万岁盛德大恩！”
这个章表呈上以后，仍是泥牛入海，一去无回。
其实，武后首先看到了这份章表。她怕高宗旧情复萌，而更重要的是目下正要把她的政敌一网打尽。褚遂良已暂定阴谋集团的“首恶”，如果对其宽宥，其他余党如何处置？这岂不是功亏一篑，自乱阵脚！于是留中不报。高宗当时闹头疼风疾，日渐严重，武后只将筛选过的奏章让他过目，走走形式。而高宗乐得轻松，以为奏章日少，正是天下太平的表象呢！
显庆三年冬，许敬宗又加官为中书令。
这一年褚遂良忧病交加，悲惨地死在爱州。
显庆四年，武后觉得支撑着长孙无忌这快大磐石周围的“土”已基本挖空了，推开这块拦路的大石以攫取更大权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密令许敬宗找机会陷害无忌。
正巧当时有一件案件可以被利用。
有一个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阴结朋党事。高宗派许敬宗和辛茂将去审理此案。
许敬宗在提审韦季方时，动用酷刑，逼季方诬陷长孙无忌是他们的同党。季方虽然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坚决不承认无忌与他们有任何牵连。许敬宗大怒，动用的刑具一个比一个厉害。被酷刑折磨的季方痛不欲生，找机会抓起身旁一把匕首向自己的胸部刺去。但是由于没有刺到要害处，经抢救却没有死。许敬宗得不到他想要的口供，于是他就假造了一个韦季方的口供诬奏道：
“季方勾结长孙无忌陷害忠臣、近戚，使长孙无忌掌握朝廷大权，伺机谋反。因审问时季方吐出实情，所以畏罪企图自杀。”
高宗看到这个奏章，非常惊讶，说：
“怎么有这样的事？舅舅（指无忌）被小人离间，心生疑惑或许还可能，怎么竟然发展到要谋反呢？”
许敬宗奏道：
“臣详察此案始末，反状已暴露无遗。陛下如果还怀疑，臣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高宗听罢落下泪来，说：
“这真是朕自家的不幸，亲戚中竟多次发现有二心的人！往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朕的舅父也想谋反，这怎让我有脸面见天下的人！这件事要是果真属实，叫朕怎么办呢？”
许敬宗回答说：
“房遗爱一个乳臭小儿，想同一个女子勾结谋反，根本成不了事。可是长孙无忌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大人物。他曾与先帝一起共同谋取天下，天下谁不服他的智谋！他做了三十年的宰相，天下谁不怕他的权威！如果他一旦发动阴谋造反，请问陛下能派谁去抵挡他？现在有赖列祖列宗之灵，赖皇天有眼，让我们在审一件小案时发现了大奸情，这实在是朝廷的大幸，天下苍生的大幸！
“请陛下想想，如果无忌知道他的同谋因泄露真情自杀，他必然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要是振臂一呼，定然有不少恶人集合在他的周围，这必然酿成国家的大祸。
“隋朝灭亡的事实陛下一定知道。当年臣年纪还小，但是亲眼见到宇文化及和他的父亲宇文述被隋炀帝宠爱重用。甚至炀帝还和他家结了亲，并把重权交给他们。可是万没有想到，宇文述死了以后，宇文化及却狼子野心，带着皇家禁卫军在江都作乱，杀了那些不依附于己的官吏，臣的家父也在此难中被杀。这时，大臣苏威、裴矩也倒戈了，在宇文化及的鞍前马后煽风点火，最后终于把隋朝葬送了。
“前事不远，后事之师。希望陛下速决！”
高宗仍然信疑参半，就又让许敬宗再审。
第二天，许敬宗又把编好的情况上奏：
“昨晚臣连夜提审韦季方，季方又供出了一些无忌谋反的事实。
“臣问季方：‘无忌是皇室的至亲，长期得到朝廷的重任，他为什么还谋反呢？’
“季方回答：‘大臣韩瑗曾跟无忌说：“褚遂良、柳都曾劝您（指无忌）出面力主立梁王忠为太子。现在太子被废，皇上一定也怀疑您。”因此，无忌忧恐，渐渐定下保身之计。后来无忌看见韩瑗、来济得罪被贬，所以才和我密谋反叛。’臣反复审察其口供，正与事实相合。臣请陛下批准，逮捕无忌。”
高宗听到这里，又哭着说：
“舅父如果真是如此，朕也决不忍杀他。如果朕杀他，天下人将怎样议论朕！后世人将怎样议论朕！”
许敬宗紧逼一步地说：
“陛下，自古做君主的最忌感情用事。陛下想，社稷和血亲相比，哪个重，哪个轻？臣恐怕陛下行妇人之仁误了大事。
“汉文帝挥泪斩薄昭的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文帝由代郡入京最后继了帝位，薄昭是立了功的。可是薄昭后来犯了杀人罪，于法不容。文帝并没有因为是他舅舅而感情用事，在斩薄昭的那天，文帝与百官都穿着素白衣服，挥泪下了斩首的命令。事后人们是怎么议论的呢？还不都认为文帝是一位重法的明君！
“现在无忌完全忘记了两朝主上对他的大恩，竟犯了‘谋反’这十恶不赦的重罪。其罪的性质和严重性怎能和薄昭的一般罪过相提并论！所幸的是，奸状暴露得快，又有逆党的口供俱在，陛下您还怀疑什么呢？
“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国家安危，正系于一发。无忌正是今世之奸雄，是王莽、司马懿一流的人。陛下如果再拖延此案，臣恐怕就在您的肘腋之下生出乱子来，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高宗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哪里经得起许敬宗这如簧之舌翻云覆雨，指鹿为马！于是也就默认了许敬宗编造的谎言。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召来无忌当面对质。
就在这年的夏四月，在武后多次催促下，高宗下诏削去无忌太尉官职和封邑，降官为扬州都督，但令无忌到边远的黔州上任，并且规定无忌享受一品官的待遇。
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处置！
但是就连无忌本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场斗争中，他碰到了一生中第一个比他强的对手。他知道他是大势已去，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也许是他已老迈，早已失去了盛年的锐气。他一味求稳，想要引而不发，以待时机。他太自信，小觑这个妇人。他以为武氏当上了皇后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他想在她享受后宫荣宠之时，再暗蓄力量，然后再想办法制服她。他想遇事不出头，不表态，深居简出，不与人交往，她就抓不到任何把柄。他还相信朝廷总有法可依，总能有他说话的地方。他总觉得高宗对他的敬畏不会消失，高宗总离不开他。他认为朝臣中拥护他、听他的人总大有人在，如果他一号召，总会应者云集。只要他在京城，朝廷就不会乱到哪里去……
但是现在他承认，他错了，完全错了。他怎么没有想到，兵法上说的“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呢？
多少年了，只要他咳嗽一声，朝廷上就要发颤。多少年了，他已习惯于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前呼后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现在，他只能被人押解出京，名为一品大员，实际上却成了阶下囚！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哪里受得了这口气！但是有气也只能往肚里咽，不受也得受。他感到唐朝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不知什么时候，他将埋在这大厦的废墟里。
果然，形势变得更加险恶。
许敬宗又上奏高宗：
“无忌谋逆，都是由褚遂良、柳、韩瑗等煽动而成。大将军于志宁也暗中党附无忌。”
于是诏书再下：追削褚遂良官爵，除去柳、韩瑗名籍，免去于志宁官职。
大将军于志宁在立后问题上向来未表态，保持中立，但就是这样也遭到武后嫉恨。特别是他握有兵权，武后认为这块绊脚石非得搬走才心安。
这年的秋七月，武后命御史到象州追捕柳，到振州追捕韩瑗，带枷解送京城，并命所在州县抄没他们的家产。
接着，命许敬宗、辛茂将等再审无忌谋反案。许敬宗根据武后的指示，派中书舍人袁公瑜等到黔州，就地鞫审无忌。无忌的家宅遭禁锢。袁公瑜要无忌供出同党，无忌严词拒绝。袁公瑜就把事先拟好的供词念给无忌听，并且强按上无忌的手印。接着丢给无忌一条白绫，让他自裁。长孙无忌就这样在黔州的家里自缢身死了。
追捕柳和韩瑗的御史在途中又接到新命令，改让他们就地处死二人，不必再解送京城。于是柳在象州被杀。韩瑗在此前已死，御史发棺验尸，证明确系韩瑗正身，于是回京复命。长孙、韩、柳三家均被抄，家人除被杀的外，与近亲一起均被流放到岭南为奴婢。
这时年仅十八岁的燕王忠，本来长期遭软禁，一无所知，却也被罗织到这次大冤狱中，被诬称无忌等要拥他为帝。他被废为庶人，也被流放到黔州。当他知道无忌等重臣勋旧都遭杀害，自己更惴惴不安，常常换穿女人服装来躲避刺客，精神失常。只是他作为武后用来诬控谋反的一个筹码，还有使用价值，所以才留他一命。
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台州刺史后，一次突厥来犯，来济领兵拒敌，因对生活彻底绝望，冲入贼阵而死。
自此，在武后的操纵下，在许敬宗等的结构罗织下，大唐的开国元勋、大臣名将在这大冤狱中几乎被肃清殆尽。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手中的铁鞭已把大唐这匹“狮鬃马”打得血痕累累、元气大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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