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路六十六号是一家兼做苏式点心的淮扬面馆。五开间门面，一楼一底，青砖粉墙大红柱，规整气派。这里原先是省内百年老字号恒通面粉厂大老板傅有恒三姨太的私宅。这个恒通面粉和它的老板傅有恒，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省城很有些名气。一九四九年这位傅老板带着几位姨太太和姨太太生的孩子，带着全部的金银细软美钞股票，甩下大老婆和那些不动产，也甩下“饥寒交迫”的员工，跑香港去了。这些不动产后来自然也就充了公，包括这所大宅子，一律归房管所分配，做了民居。前些年，傅老板仙逝，他在海外的一个直系亲属，好像还是亲侄儿辈之类的人，回省里来做巨额投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回这座“大宅”。那时候，对这一类事情的处理，中央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更无法可依，谁也不敢做主，便逐级上报，捅到了省委统战部，又由省委统战部报省委常委集体画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归还傅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议论和“骚动”，说法无非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又回来了”，“现如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等等。但事实证明，当时那个省委集体画下的这个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明”的。它的英明，不仅在于给省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美元投资，而且对适时适度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观念、心态，启动一个必须的法理体制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那位“侄儿”也已年届古稀，在大陆港台，以及美国等地都有生意，他自己自然是不会入住那样的老宅的。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样的老宅阴气太重，老年人本身阴阳失衡．阳气虚亏，是不宜住这样的老房子的。说实话，这老宅几十年来被一二十户人家分住，早已破旧得没个样子了。老人把“回归”的老宅给了在大陆的一个亲外甥女，又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把老宅重新翻修过，开了这么个非常有特色的“和顺面馆”。这外甥女的丈夫原本是省检察院的一个助理检察员，转业军人，后来面馆的生意渐做渐大，这位助理检察官索性辞了职，一心一意相妻开店．看来又成了这面馆的正式“法人”。于是圈子里的人开玩笑说，老宅忽悠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那外甥女婿免不了在省城的公检法系统中有不少上级同事朋友熟人。公务上常有应酬交际。俗话说，在哪花钱不是花?肥水还是别流外人田嘛：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些宴请挪到和顺这边来做。它虽说是“面馆”，需要的时候却同样可以做宴席。或者，话这么说更准确：对外营业，它的确只卖“面”。只有公检法系统的朋友因公因私，需要了，它才为他们专办酒席。价钱比外头的正一级餐馆还要便宜一半以上=但菜谱和菜的色香味绝对是照特一级餐馆的水平制订和制作的：还有一个特别让这些公检法系统里的朋友称道和放心的是，那位外甥女婿在后院精心装修了三个包间，专为这些公宴使用，完全和大堂隔绝。甚至人车的出入，也设了专门的通道。久而久之．这些公务员把私人间的重要会见、晤谈，都放到了这儿来举行：需要时。只须先打个电话，这边绝对能把后院其他那两个包间的生意都停了．整个后院都由您独自享用。因为有这样的保全条件。市公安局曾借助这儿，设套“密捕”过两个嚣张一时而又好吃狂赌的黑社会头目：
这个和顺面馆在省城公检法系统里如此有名，但邵长水却也还是头一回光顾。跟着赵总队一走进面馆那幽静雅致的后院，他就被那几丛青竹和一泓碧波荡漾的池水“震惊”了，禁不住大声叫道：“嗨，稀罕。稀罕……实在是稀罕……”
赵总队自然是这几的座上常客了；说“常客”似乎还不够，应该说是“贵客”才对。从他进门那刻起，店主夫妇俩就赶来亲自招呼，陪伺左右。邵长水还听到那位女店主在院子里吩咐手下的人：“告诉前台，别再往后院安排客人了。”邵长水忙低声对赵总队说：“我俩也就随便吃一点夜宵，有必要让人整得那么隆重吗?”赵总队却满不在乎地朝邵长水挥了挥手，那意思是说：这你就别操心了，让他们操办去。老规矩了。他俩刚在酸枝木的仿明靠背椅上坐下，茶就紧跟着上来了。那是八十元一壶的明前毛峰。茶具也是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套具，紧接着又上了四个冷碟，四个干果盘，都是赵总队平日里爱吃的那种酱猪蹄、扒猪脸、手撕猪肝、大料卤肥肠和无花果干、柿饼、油炸龙虾片等，还有一大盘出产在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儿，粒儿大皮薄油多仁儿香。自然也少不了一碟剥得白润娇嫩的蒜瓣儿和一碟紫红鲜亮的油泼辣子。然后，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又笑嘻嘻地，仿佛取来什么宝贝似的，双手捧着一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厂的简装红星二锅头，照直走到赵总队跟前，小心翼翼地把酒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下，仿佛在展示一瓶窖藏百年的“路易十八”似的，压低了嗓门声明道：“最后两三瓶了。这可是专门为您赵总队留着的。”赵总队却说：“我操。八年前就听你说过这话了，你这到底是第几个‘最后两三瓶’了?你就跟我这么瞎忽悠吧。”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忙抱屈地笑道：“您瞧瞧您瞧瞧，您当总队长的说话都这么不实事求是，那我们这些人就更没个活头了。我连头带尾才做了这三四年生意，您咋能在八年前就听我说过这话呢?实话跟您说吧，这可是真正的最后三瓶了。以后您就是打死我，也给您找不来这样的二锅头了。再想喝，只能给您上茅台五粮液了。”不怎么喝酒的邵长水知道，省里不少老公安都特别爱喝这“简装版的二锅头”。或者应该这么说，都特讲究这一点。现在，市面上二锅头多的是。从七八元十来元一瓶简装的，到三百多元一瓶精品特酿的，应有尽有。但绝对再找不到这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的简装版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一定得五十六度。六十度不行，五十度的也不行)。这样的二锅头在产地北京都很难再找得到了。而省城的那些老公安偏偏都以能搞到喝到这样一瓶二锅头为胜事，幸事，并纷纷以此为荣。真不知道这位前助理检察官是怎么搞到它们的?居然还能时不时神秘地宣布一下：“这是最后两三瓶。”
吃夜宵，还要喝酒?而且还要喝这样的烈酒?邵长水犯疑地悄悄打量了一眼赵总队，只见他已经端着那同样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小酒盅，在那儿默默地抿了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这几乎跟烈火一样在烧灼人嘴唇和喉管的烈酒，好像在品尝什么天堂人间的甘露仙泉：好大一会儿．他都不说话，也不吃那些他爱吃的肉菜，只闷着头拿那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下酒。这让邵长水，也让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都觉察出，总队长今晚肯定有心事，似乎是在“借酒浇愁”哩=邵长水不摸深浅，不敢探问，也只管自己闷头喝茶吃菜：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在一旁不尴不尬地胡乱编了几句，但见赵五六总也不搭理他俩，便赶紧抽身上外头忙他们自己的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总队长便喝得满面通红，两眼放光，热汗直顺着他粗短的脖梗往下流淌：而那瓶一斤装的烈酒，也只剩了小半瓶：
“咋光喝茶不喝酒呢?算啥嘛?!”总队长突然抬起头来责问邵长水。
邵长水一愣，忙端起酒盅干了一盅，赵五六却直瞠瞠地看着他，问：“你觉得劳爷死得冤不冤?”因为没想到总队长今晚还会跟他“探讨”这么敏感的话题，对此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邵长水不觉愣怔了一下。赵五六见他傻愣在那儿，便有点不高兴了，吊起眼梢批评道：“小老弟啊小老弟，别老想着你那点定岗定职的狗屁事。人都调到省厅来了，老婆娃娃的户口也都给你办妥了，还犯啥愁呢?知道你对我有意见……老大鼻子的意见……”赵五六斜起眼乜眄着邵长水，发出一声声冷笑=
“我有啥意见?我咋会对您有意见?”邵长水忙连声解释。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意见才是不正常的……劳爷就是憋着这一肚子意见才去陶里根的……他心里不痛快……不痛快得很呐……可我没想到他去了陶里根还那么痛苦……人呐……”
这时，那位男店主推门进来，问能不能上热菜了，却没料，遭到赵总队的一顿臭训。他瞪大了眼，冲着这位男店主破口大骂道：“谁让你进来的?我跟你交代过没有，不经我允许，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随随便便往屋里闯?你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吗?你想偷听我们的谈话?嗯?!你活腻歪了?”吓得那位前助理检察官目瞪口呆，瞬间工夫便傻愣在那儿了。邵长水知道赵总队确实喝多了，忙冲着那店主挥挥手，让他别跟总队长计较，赶紧回避了，然后摁住死活要站起来去继续追问那店主的赵总队，哄劝道：“哎哎哎，人家是来给我们上菜的。你干啥呢?您这么折腾，我们还吃不吃这顿夜宵了?”
赵五六呆呆地看了邵长水一眼，这才渐渐安静下来，然后又呆呆地朝店老板离去的方向看了看，翕合了两下嘴，似乎是有话要说，但又没说得出来，呆坐下，问：“我刚才跟人耍态度了?”
邵长水笑道：“岂止是耍态度?!差一点没把人家生吞活剥了。”
“……”这时思维已然变得非常迟钝的赵五六翻了翻眼皮，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忽然说道，“那……那……那咱们该给人家道个歉……那得……得道个歉……”
邵长水笑道：“行了行了。你别再去吓唬人家了。”
赵五六着急地嚷嚷道：“干吗吓唬人家?我得跟人家道歉!这老板过去是咱们公检法系统的同志，在部队正经还当过侦察参谋。我们一直处得挺不错的……别……别伤了他啊……”说着，强挣起身，摇摇晃晃地就直向门外走去，逼得邵长水赶紧上前把他拽回椅子上。但赵五六还是嚷着要去找老板道歉。邵长水只得支使一直守候在门外的一位男服务生，跑步去把老板叫了来。再经过一番折腾，等老板走了，那酒劲也稍稍过去了一些，赵五六才再度平静下来。邵长水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喝下去了，便赶紧通知老板，没上的甜点和水果统统都别上了，不由分说地把总队长拽出了这和顺面馆。等发动了车，把赵总队送回家，再回到龙湾路，已是后半夜两点时分，哪还顾得上洗脚刷牙，赶紧脱了上床，但脑子里却翻来覆去地回响着赵五六说的这些“酒话”，闪现着他“愤世嫉俗”的神情，捉摸着总队长今晚突然酒后失态的深层次原因……汶一切，颠过来倒过去地纠缠着已然非常困倦的他，只是睡不着，就只能硬挺着……一直到天明时分，眼皮才渐觉沉重，脑子里也跟灌
满了一盆热浆子似的，迷迷糊糊地刚有了点睡意，电话铃却突然间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本能地一个鲤鱼打挺般蹦起，扑过去抓起电话。是赵总队从总队部办公室打来的，让他立即赶到总队部．“有话要跟你说”。
邵长水赶紧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夺门而出时，下意识地瞧了一下墙上的电钟，这时还不到凌晨五点。
……省厅大院这时自然寂静无人，邵长水急冲冲赶到总队长办公室，果不其然，他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看那模样，也是一夜没好睡，眼泡整个儿都浮肿着，加上酒后的病态，再加上室内又没开灯，他似乎显现得越发的虚弱和憔悴=自调到刑侦总队来，邵长水还从来没见过总队长如此“颓丧”过。
“坐。”赵五六指指另一边的沙发低声说道。那边沙发前的小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沏好的茶，还在袅袅地冒着热气。这是总队长特有的“待客”之道：找部下谈话，事先总会替你沏好一杯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疏忽。
“昨晚我出洋相了……”他有气无力地自嘲道。
“没有。咱两个还没把那一瓶二锅头喝了，能出啥洋相?”邵长水忙回答。
“我绝对喝多了……那一瓶二锅头，你就没喝几口……”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杯茶，意思是让邵长水喝茶，然后又问道，“当着和顺老板的面，我说啥出格儿的话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就好……”赵五六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邵长水，低下头去，闷坐了一会儿，“昨天我心情不好，知道不?”
“我说哩，怎么突然拉我去吃夜宵，还喝那么些烈酒。”邵长水笑道。
“有些情况，昨天当着那么些同志的面，我不好说……”赵五六说着，自嘲般苦笑了一下，然后他告诉邵长水，前天有个领导——我们暂且先别去问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反正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左右你我的命运的，突然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说事儿，其实也没啥要紧事儿，东扯葫芦西扯瓢地，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劳爷这案子上来了，他郑重其事地“提醒”我，侦破劳爷这案子，应该“适当”地放慢侦破速度，应该“适当”地“前瞻后顾”一下。“我说放慢，不是要你们不去侦破，更不是要你们放过那些案犯。那当然是不应该的，不允许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千万别误解了我这个‘放慢’的意思。我说这‘放慢’，是希望你一边破案，一边得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事态的发展。”然后这位领导同志又故作神秘状地问我，“我说的这个‘另外一方面的事态’指的是啥，你明白不?”我故意跟他说：“不明白，请首长明示。”对方还笑着捶了我一拳说道：
“别逗了。你要不明白，那就傻死你吧!”
“他担心啥?”邵长水问。
“还不是担心将来万一上头查下来，顾代省长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我们这么干，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赵五六答道。
“劳爷这档子事，真得跟顾代省长牵扯上?”
“那天听泉英嫂子说事的时候，你没带耳朵去?”
“那我们就不往下查了?”
“人家并没有让你不往下查。只是希望你放慢进度。一边查着，一边得留神观察上头的态度。别闷着头傻查。”
“那位领导他代表谁?代表省委?省政府?还是代表咱公安厅党组在说这话?”
“他谁也不代表。就代表他自己。”
“那请他少扯后腿。”
“人家还真不是要扯我们后腿，也是在为我们着想哩。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不能想得那么简单。在省里办案，确实跟你过去在县里在深山沟里办案不一样……”
“那您说咋办?我们就听他的，放慢步伐?”
“唉……”赵五六苦笑着叹了口气道，“放慢?怎么个放慢法?放到什么程度才算慢?”
还有个让赵五六心烦的新情况，因为涉及厅党组内部的分歧．他还不便跟邵长水“透露”=厅党组内，近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劳爷并不是死于谋杀”，认为赵五六在这个案子上的侦查思路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
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在事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劳爷或公开，或私下间，对顾代省长在陶里根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这和他在“密件”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如果凶手是因为劳爷秘密调查顾代省长，才要“杀害”他的，那么当劳爷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顾的看法和态度时，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杀他?逻辑上完全说不通啊。
二，虽然那个肇事司机已经“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在，但，现在没有任何旁证物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方向盘上，除了那个醉酒司机外．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人的指纹和掌纹。档把上也找不到其他人的指纹和掌纹。你当然可以认为，凶手当时戴着手套。但这也只能是推测。没有证据就不能推定有另一人存在。肇事司机一直不承认驾驶室有另一人，后来突然改口，又承认了，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
三，有一些证据在表明．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处于一种“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让人会产生一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这里的原因待查，但是，为此，对他在“密件”中所讲的。如果我出事，那肯定是他杀”这一点，和在邵长水手掌心上留下“谋杀”二字一举，都得加以特别的质疑。
四，即便从谋杀的角度去破案，我们也不能局限在陶里根寻找答案。车祸固然是发生在陶里根，但劳东林一生破了不少的案子，抓了不少的人，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对劳爷进行报复。这些人大部分服刑后，都流落到社会上去了。他们有的在陶里根，但大部分都不在陶里根。如果把侦查的范围只局限在陶里根，给
人的印象还是只重视“秘密调查”这条线上的事。好像我们这个案子，是有什么政治目的似的。这样不好……
还有一种新冒出来的说法就更“邪乎”了，有人认为，劳爷是自杀的……这些同志特别看重上边的第三条看法，他们确认，在事发前的这段日子里，劳爷的精神状态确实有些恍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处在两可之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内心特别矛盾，常常流露出一些对人生没有把握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认为，也不排除那天，老人家一时糊涂，便迎着摇摇晃晃驶来的那辆卡车走了过去……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听了赵总队关于“劳爷自杀论”的讲述后，邵长水跳了起来，大声反驳，“幸亏他出事那天，我还见过他，还跟他在一起待了那么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又是我目送他被人推进急诊室手术间的。他不想进手术问。他要我救他。那天，他的确显得有些沉重，也可以看出，他内心思虑过多，但头脑非常清醒，对问题的分析判断都十分自信和果断。啥自杀么?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在搅混水。查一查，好好查一查说这种话的人的背景。”
“别激动……别激动……案件还在侦破中，不管人家说什么话，我们都得耐下心来听嘛。不能因为被害人是我们的一个老刑警，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如果是自杀，他能在我手上写下那样两个血字么?他故意在耍我们呢，还是他的精神真的已经处在分裂状态?但我可以以我的人格和党性来担保，劳爷当时神智是清醒的，神经是正常的。如果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有人要上我家去盗拓片?为什么要去炸他藏材料的那个保险柜?为什么还要杀害那个保安?后续发生的这一切，又说明了啥?”
“别激动……别激动……”
“我激动个球：我就是觉得我们一个老刑警死得太冤了，一心报国保民，却落个这样的下场……”
“别说着说着就没边没沿了。报国保民，跟‘这个下场’没有必然联系!”
“操，反正这国家也不是我们这几个刑警家米桶里揣着的，谁爱咋整咋整去!”
“邵长水，你瞎说个啥?越说越没边了，是不?”赵五六吼了一声。
邵长水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不太高兴地问道：“半夜把人从床上催起来，首长到底有啥吩咐嘛?”
“下一步，你有啥想法?可别跟我说‘我听领导的’那种屁话。”赵五六说道。
“你们领导的态度当然重要。我们只不过是干活的……”
“行了!”赵五六立马打断了邵长水的话，逼问道，“有没有想法?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前一阶段工作思路总体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绝不为风言风语所动摇。当然，这得您这样的大树给顶着才行……”
“少跟我来这一套。说实在的：”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袁厅长制定的总方针英明无比：咱们就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的，咱一概不碰：啥省长不省长的，咱们碰不起。人家不想让我们碰，我们就不去碰它：不碰它，我们才能把劳爷这案子继续查下去=袁厅长他妈的太有辩证法了……”
“下一步!”
“没啥下一步的，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行。如果说要有一点变动，就是要在搞清劳爷后期的思想状态、认识状态和精神状态上下更大的工夫=同时不放过车祸和银行爆炸和拓片被盗这几个案子。还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真不敢说：”
“你操!”
“那我可就说了?以后心里再不痛快，就别喝那二锅头了。爹妈又没给你那酒量，白遭那罪干吗呀?!”
“滚滚滚。管天管地，还管我喝啥酒来着?滚!”
两人说到这里，天早已大亮。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和院子里也已经有不少人在走动了。赵五六和邵长水早已饥肠辘辘，正想下楼去找个地方吃早点，传达室值班人员打来电话，说大门口有人要找刑侦总队的负责人。
“干吗的?想报案?让他们找110。这儿不接受直接报案。”赵五六答道。
“他们说他们不是来报案的，就是来找您赵总队的。还说您派人去找过他们。只要一说他俩的名字，您就知道他们是谁了。”传达室的值班员答道。
“是吗?他们叫啥?”赵五六问。
“曹月芳、尹自力。”
“曹月芳……尹自力……谁啊?”赵五六慢慢地念叨了两遍这名字，突然想起这好像是劳爷留下的那份名单里的人。邵长水也马上证实了。
“这些人不‘是都不愿搭理我们了吗?怎么又主动找上门来呢?”赵五六和邵长水都暗自疑惑道。
两人赶紧去吃了点早点，赵五六回办公室等着，让邵长水先去传达室见一下那两人，搞清真实来意。这两人，邵长水原先都见过。这一回一见之下，邵长水却完全傻愣住了。那个“尹自力”没错，还是原先的那位；但自称是“曹月芳”的却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变成了二十来岁的女孩。而这个女孩还不是别人，却正是区图
书馆的那个曹楠，那个让他一直还在心里为她打着问号的曹楠。看到邵长水一下愣在那儿，久久地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她，曹楠赶紧解释道：“我是曹月芳的女儿，本来我爸爸应该亲自来的。他突然重感冒了，让我替他……对不起……”
“有……有啥事吗?”邵长水问道。他一下子还不能从“曹楠就是曹月芳的女儿”这个意外中挣出，神情上自然就带着相当的戒心和疑虑。
“上一回真不好意思……”尹自力先为他们上一回对邵长水等人的不热情行为表示了歉意。
邵长水挥了挥手，表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它了，接着问清他们今天也是为劳爷这档子事来找赵五六的，便马上跟赵五六通报了情况，得到赵的应允，把二位带到了总队长办公室。在通报情况时，因为考虑到赵总队一会儿要亲自跟曹楠打交道，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些日子来对曹楠的疑惑都跟赵五六说了。赵五六倒没批评他早不报告这些情况，只说了句：“这丫头还有这么一些事呢?那倒要见见。”
赵五六跟尹自力和曹楠只谈了十多分钟，送走了他俩，就把邵长水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今天你安排时间，马上去见那个叫曹月芳的老同志。”
“怎么了?又愿意跟我们谈了?”邵长水问道。
“他们认为劳爷不可能是被谋杀的……”
“是吗?”邵长水一惊。
“你马上带个人去。做好详细记录。注意态度。别把老人吓着了。”
当天下午，省城又下起了小雨：邵长水带人再次来到曹月芳老人家的时候，曹楠已经在并不宽敞的门厅里等着了。普通的公寓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说是客厅，实际上也就是个略大一点的过道而已：上一回来，邵长水就觉得这客厅的种种陈设中总有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非汉族”味道．比如那纹饰鲜艳的旧挂毯，洁白整齐的瓷挂盘，还有那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雕花镜框，还有那个特别古老敦厚的铜茶炊……现在他明白了这里的原因了——只要仔细看一看那些镜框里夹着的老照片．邵长水就发现有好几张照片上的主人公竟然都是长裙曳地的俄罗斯妇人和身穿燕尾服，手持文明棍的俄罗斯男人。听曹月芳老人介绍，他们都是曹楠外祖母那一系列上的亲人。认真品味，泛黄的老照片还颇带了些西伯利亚旷野上那种冷冽、执著和博大的气息……
曹月芳早年也当过几天警察，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那点“海外关系”，“文革”前就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后来改行学了一门手艺——修钟表。总以为，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城头上变换什么样的大王旗，都不能太亏了手艺人。原想，这一辈子就凭这手艺吃饭了，却不料，挡不住他为人的厚道和正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
被上头看中，提起来当了一家钟表店的副经理，当然是负责修理部工作的副经理一直干到退休。同样爱好摆弄旧钟表的劳爷可能既看中了他那点手艺，也看中了他当年的警察出身，两人多年前就成了好朋友。至于他这么个大老爷们怎么取了个娘儿们的名字，据曹楠她爷爷解释，她这父亲生下后长到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突然开口说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只叫“月芳”，而且叫个不停。管什么都叫“月芳”。怎么教他，怎么利诱和威逼相加，也扭不过他这让人“惊骇”的叫声。家里从来也没人叫“月芳”，也没人教过他这么叫过。难道这老房子里曾住过这么一个叫“月芳”的屈死女子，她的冤魂附在孩子身上了?但四下里向那些老街坊打听，却谁也记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么连续叫了几个月，众人正无奈时，突然间又不叫了，正常了，“爸爸妈妈饭饭屁屁狗狗鸡鸡……”叫唤得跟常人完全一样了，全家人也就放心了。随即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一直到他六岁那年，说是得替他报名上学了，取个学名吧。爷爷突然说，还是让他叫“月芳”吧。原来这么些年，爷爷一直还记着这档子事，只是没声张而已。爷爷认为，不管当时是否真有这么个屈死之冤魂附身，孩子张嘴说话发的第一个音就是这个“月芳”，应该把它看做是冥冥中的一个谕示，谕示这孩子应该叫着“月芳”度过这一生。不管这个天生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祸福，都是前世注定的。就让他带着这个天生的名字，走完他一生要走的路吧。就这样，定下了这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
“上一回挺对不住你们的……”老人一上来也为上一回的失礼道歉。
“没事没事。人嘛，都一样，一回生二回熟。”邵长水宽容地笑了笑道。
“真的很对不住。当时我们的确有胆怯的地方。俗话说，不摸深浅，切勿下水。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哪是十年。是三年。您别瞎夸大。”曹楠笑着纠正道。
“是十年。”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在别处兴许三年就够了，在中国得十年。”
“如果没啥忌讳的话，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各位前辈究竟胆怯啥呢?”邵长水微笑着问。
“嗯……”老人迟疑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却冲曹楠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回避，他想单独跟工作组的同志谈。
曹楠显然有点不大愿意“回避”，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的意旨，只得悻悻地上外头待着去了。
正式开谈前，邵长水向曹月芳征询道：“您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下笔录。您不忌讳吧?”
“记吧记吧：”曹月老满口答应道．“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规矩，找人谈话总是要做笔录的=不过，你们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下来，最后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那当然。按规定，所有的笔录都要经当事人过目，还要请当事人签字认可才行。”
“那就好。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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