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琴
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到来的前夕。
1966年6月1日，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又公布了北京的一张大字报。一时浓云聚拢，电闪雷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草原气候多变幻，内蒙古被迅速卷进这场风暴中，大字报、大标语潮水般涌来，揭发和批判的活动勃然兴起。
作为一个新党员，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片赤诚，在运动一开始便没有任何犹豫地积极参加了进去。那时的口号是反修防修，这谁不愿意？谁愿意走回头路？我感到精神振奋，决心在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6月末的一天，单位里有几个人来，交给我一份揭发材料，要我去北京想办法交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告诉他们：“我不一定能见到毛主席。”
他们说：“见不到毛主席，就交给刘主席好了。”
能为“文化大革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况且来找我的人中，就有我们支部的负责人，这算是组织派我去的。1966年6月30日，我带着这样一个紧急任务，乘车赶到北京。
当晚8点钟，我见到了父亲。
父亲仍如往常一样，严肃，镇定，从容，精神饱满。他看了我带去的材料，然后从许多方面对材料的内容作了深刻的分析。
我当场要求父亲对我们揭发批判某些领导人这件事表个态。父亲说：“如果他们有错误，那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登报，登报就会受到中央的批评，就要犯错误。”他还说：“斗不要斗多了，争取改正，现在斗就顶牛了，容易打入。有些事不交待，可以慢慢再检讨。”
我对父亲说，现在我们满腔热情，只是不知究竟怎么搞才好。父亲说：“将来文化大革命，中央会有安排的。”
当我告诉父亲，我们那里已经出现两派间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有人做出了某些不适当的行动时，父亲沉吟良久，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任何人都可以贴大字报，不要有限制；但不能泄密，不能动武装，档案不能动，工厂机器不许破坏，否则就是反对革命的行动。双方都不能动武装！”
谈到我个人，父亲说：“你个人参加运动是好的，要参加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锻炼；但是不要搞自己的小圈子，不能抱个人目的，否则就要垮台的。”
我把父亲的话一字一句记到本子上，到谈完，已经是10点钟了。
第二天早饭时，我们又说到了个人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亲除强调了头晚所谈外，又补充一句说：“你不要有侥幸心理。”
对父亲的话，我当时是不是都理解了？我以为是理解了的，要积极参加运动嘛，这还不明确！我想：我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去做，我们那里的干部群众也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做。
这天是党的生日，父亲很忙，我也没有跟他告别，就匆匆地回内蒙古去了。——这就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它太简短、太匆促了，使我至今回想起来，犹悔恨万分，痛心疾首。
我回去立即向同志们传达了父亲的谈话，大家都感到党中央支持了我们，所以要下定决心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争到底。我们煞费苦心地搜集领导干部们的“黑材料”，把大字报一批又一批地贴出去，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愤怒声讨“黑帮”们的“滔天罪行”。学生，职工，干部，市民..整个社会组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呼啸着，滚滚向前。我一颗单纯的心，为这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景象而喜悦而欢呼，这场运动不仅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而且也得到我父亲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呀。
然而，两派斗争的阵势叫人眼花缭乱。开始，我跟着所谓“保守”派跑，因为我觉得自己所熟悉的这些“保守”派人物并不坏，我也看不惯所谓“造反”派们对干部进行围攻甚至虐待的行为。父亲曾嘱咐不让这么干。这时有人警告我：你得注意，不要右倾！
8月2日，我们挤在会议室里听录音，那是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和我父亲在首都大中专院校学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对父亲的讲话，我作了记录，大约是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大中专院校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总方针，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进行，你们不知道，就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其他党中央委员也不知道。就是要搞革命，怎么搞主要靠你们各校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学会革命。他还号召广大师生：在运动中要读毛主席的书，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能在遥远的内蒙古高原听到父亲那坚定、清晰的声音，我好像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自己暗暗向父亲表示决心：过去女儿对政治运动不够关心，现在不同了，女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到革命的实践中会学习革命。但有个问题从我心头闪过，我很纳闷，既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连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呢？
急剧变化的岁月啊！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十六条”公布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开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了，“红卫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城镇乡村。人们惊奇地从报纸上发现，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父亲，忽然排在了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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