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外交

中华民国外交志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沦落。民国初建,也未能阻止这一下滑趋势。民初政府面临着同样的外交困境,不得不继承了晚清的外交格局。屈辱的一系列“民四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外交滑至谷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外交的缓慢崛起提供了契机。在战后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开始系统地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北京政府后期所发起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南方政府所展开的反帝外交标志着中国外交已摆脱旧格局,进入新阶段。

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修订不平等条约成为其“革命外交”的中心内容。九一八事变中断这一进程,中国外交转而以应付由日本造成的民族危机为中心任务,中国努力与欧美列强调整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争取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时期内争取了德国的中立,获得了苏联最大规模的援助,并促成英美政策由中立向援华制日方向发展。抗战后期,中国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不平等条约终告废除。中国名列“四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仍未能真正与其他强国平起平坐,雅尔塔协定的出台与中苏条约的交涉便说明了这一点。

战后,中美关系与中国内政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美国曾出任国共冲突的调停人,但未获成功。美国卷入到中国内战之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和支持。在国民党政府败局已显之时,美国考虑采取脱身政策。白皮书的抛出,标志着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终结。

(一)民国初期

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开创了新的共和制度,这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无疑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但这一转折并不能在顷刻之间便显现出来。民国初年,中国的外交环境与清末相比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中国外交并未出现重大转机。

为了防止出现列强干涉革命的局面,起义后成立的各地军政府采取了尽量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的方针。1911年10月12日,即武昌起义爆发两天后,湖北军政府便派员向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送达照会,宣示军政府的外交政策。照会表明了继承清政府过去所承担的外交义务的态度。该照会称:“一,所有清国此前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赔偿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将一律保护;四,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10月13日,驻汉口英、法、日、俄、德领事举行领事团会议,各国决定保持中立,对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事不予干涉。17日,领事团将此意通知湖北军政府。18日,五国领事正式布告严守中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设外交部,王宠惠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1月5日,孙中山发表《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宣示了新政府的八大政纲。其对外部分的内容为:“一,凡革命以前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停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革命党人对于晚清外交格局的这一继承宣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曾坦言,“现值军书旁午,不宜多起交涉,重大事件虽断不可退让,其余自应暂仍旧贯,留待后图。”因此,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没有在收复国家主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而是恪守了承认旧约的承诺。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根据南北方达成的协议,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民国政府与清政府的更替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且此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两个对立的政府,因此,并不存在需要国际承认的问题。但列强却利用承认问题大做文章,以承认为筹码,要求袁世凯政府确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在英国的支持下,1912年3月,日本提出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细目(草案)》,要求中国新政府应事先“表明其抱有尊重各外国在该国所享权利、利益之意志,并正式做出保证”。

袁世凯虽然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但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以继承晚清的外交格局为代价,早日获得列强正式承认,便成为袁世凯政府稳定政局的方针之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通告“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

在是否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上,列强意见并不一致。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率先跨出了承认的步伐。191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提案。4月,美国政府通知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召开国会、组成议院之后,美国将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4月8日,中国国会在北京开幕。5月2日,美国宣布承认北京政府。在此之前,巴西和秘鲁已承认了北京政府。不久,墨西哥和古巴也宣布承认北京政府。

但日、英、俄等国仍然坚持要袁世凯政府对条约权利首先作出明确的保证。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日,中国外交部在将此事通知各国的照会中预先通告了总统即将发表的对外政策宣言的内容。当天,日、英、俄、法、德等13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0月10日.袁世凯在就职演说中按照事先的承诺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必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

列强还利用民国初期中国政局的动荡,趁机展开了新一轮的侵害中国主权和掠夺中国领土的活动,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空前危机,并产生了长远的、难以挽回的影响。其中最为危险的是俄国在外蒙古、英国在西藏所进行的分裂活动。

1911年11月底,由俄国武器所装备起来的蒙兵大批涌入库伦。俄国军队会同蒙兵将清政府驻防部队缴械,并将中央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赶走。不久,外蒙便成立了独立政府。俄国立即承认了外蒙分裂政权。中国政府对外蒙的独立表示坚决反对。孙中山多次电告蒙古王公,劝告他们不要为俄人所利用,立即取消独立。但外蒙独立分子对此置之不理。中国政府曾准备出兵外蒙,但俄国扬言,中国如出兵,俄国将采取“自由行动”,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独立政权订立了《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宣布终止过去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从此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地,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国将协助蒙古自治,帮助其编练军队。此后,俄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在外蒙获得了广泛的特权,使外蒙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1913年11月,在俄国的压迫下,北京政府与俄国签署了《中俄声明》。这一声明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设治、移民等,只能派办事大臣及属员卫队驻扎库伦。声明给予外蒙以广泛的自治权,并规定此后有关外蒙的政治、土地、外交事宜,中国政府得和俄国政府协商。这一文件实际上认可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但俄国终究没有达到将外蒙从中国完全分裂出去的目的。此外,俄国还派出大批军队,强行占领了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将它直接划入俄国的版图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在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支持下,此前逃亡在印度的达赖十三世派亲信潜回西藏,组织叛军围攻中央驻藏部队。1912年6月,英军以调解为名,强迫中央军队解除武装,并武装护送达赖回藏。达赖回到拉萨后,即宣布西藏独立。

达赖藏军还举兵内犯,进攻西康藏区。北京政府遂令四川和云南部队出击西康,大败藏军。正当川滇平叛军队准备乘胜人藏时,英国出面干涉,要求北京政府接受其调停。迫于英国的压力,北京政府下令停止军队人藏,并同意举行有西藏代表参加的中英会议。唯历史(www.weilishi.org)

1913年10月,中英藏会议在印度西姆拉举行(史称西姆拉会议)。会议由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所操纵。西藏代表和英国代表先后提出西藏自治和独立的提案,但为中央代表所拒绝。此后,西藏与英国代表私自签订《西姆拉条约》,并秘密换文划定印藏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北京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最初对欧战保持中立,日本则利用对德宣战的机会,谋求夺取德国在华利益。1914年9月,日本无视中国的中立和主权,出兵中国山东,并肆意扩大其军队的行动范围,进兵济南,强行夺取胶济路全线。待攻占青岛后,便图谋长期霸占。

不仅如此,日本还于1915年1月18日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允许日本在山东建造铁路;要求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期延长到99年,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居住、经营和土地所有权;要求将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要求中国所有的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在一些地方由中日合办警察或聘用大量日本警官,中国军械半数以上须向日本购买,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等。

北京政府曾将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以图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引起国际干涉,但未能如愿。当欧战正进行之时,列强不愿也没有实力对日本施加任何压力。相反,为争取日本的配合,英法等国曾暗中向日本许愿,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北京政府接受了最后通牒。5月25日,中日在北京签订了以“二十一条”前四号为基础的一系列条约和换文。这些条约和换文通称为“民四条约”。“民四条约”是民国时期所订立的最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地位持续下滑至谷底。

在袁世凯主政时期,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对外交涉,或在条约范围内为国家争取一些利益,或力图收回列强在条约外所夺得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权利。北京政府与列强先后进行了修改关税税率和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交涉,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二)北京政府中后期

在经历了谷底槲徊之后,中国夕卜交开始出现缓慢的回升,而造成这一回升的外部原因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爆发,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些活动余地,为中国挣脱不平等条约的密网提供了一个最初的突破口,这一契机由中国对德宣战而造成。

对于是否要介入欧战,北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出于对在未来和会中占据一有利位置的考虑,大部分人认为,协约国有望取胜,目前站到协约国一边对中国有利。1917年3月14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布告,宣布自即日起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对德断交后,中国政府随即取消了德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部分特权,如在华驻兵权、租界及赔款等。北京政府命令将所有德国在华驻军一律解除武装,所有可作军事用途的德国公私产业一律查封,或予充公。北京政府又令有关地方政府派警进入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收回租界,改设特别区。但是,德国侨民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并未取消,由荷兰领事代为受理有关德国人的各种案件。

在是否要进一步对德宣战的问题上,北京政府内各派系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府院之争曾导致张勋复辟闹剧的发生。最终,主张宣战的段祺瑞重掌政权。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并宣布在此之前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的所有条约,以及国际协议中与中德、中奥有关系者,一律废止。北京政府还决定原由荷兰领事代行受理的涉及德国人的各类案件,此后由中国法院行使其完全法权。于是,通过宣战,中国彻底取消了德奥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战后,中国与德国及奥国政府分别订立了《中德协约》和《中奥通商条约》,从双边法上确认了中国在战时的举措。中德、中奥新约是中国与曾经侵略过中国的西方大国所订立的第一批平等条约,它在不平等条约的链条上扣‘开了一个缺口。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北京政府向和会派出50多人的代表团。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席代表,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及驻比公使魏宸祖为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及各界对和会都抱有较大期望。中国首先期望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一权益在战争中被另一战胜国日本所掠取,其次是要争取废除日本利用战争之机胁迫中国订立的“民四条约”。此外,中国还希望向其他国家收回中国过去丧失的一部分国权。

然而,中国对和会所寄予的希望显然是太过乐观了。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的希望废除的外人在华特权,共分七大方面: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外国租界;七,关税自由权。但会议对此根本未予讨论。5月14日,由英美法等国首脑组成的和会最高会议复函中国代表团,称这一问题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应留待国际联盟成立后再加考虑。更令人失望和难以接受的是,中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基本要求,在日本的坚决反对下,竟然也未能为会议所接受。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遭挫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民众愤怒,由此而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五四爱国运动。出席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王正廷等中国新一代外交官顺应民意,拒绝签署对德和约。近代以来,“始争终让”似乎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通律,中国在巴黎和会所喊出的这一声响亮的“不”影响深远。巴黎和会是中国新一代外交官亮相外交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可以视为后来北京政府修约运动的先声。

巴黎和会构造了欧洲的战后体系,但远东问题却远未解决。由于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山东问题仍是悬案。因此,调整远东各方关系,确立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便成为当务之急。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英、美、法、中、日等九国与会。北京政府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和广州政府代表伍朝枢为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

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重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分别提出了要求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撤退没有条约依据的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取消外国在华邮局等提案。列强对中国的这些要求再也无法回避,不得不花相当时间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条约。作为核心条约的《九国公约》的第一条即明确宣示,各国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但在涉及具体特权的问题上,会议取得的进展是很有限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并未提及关税自主问题,而决定在三个月内另行召开一个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废除厘金和征收附加税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领事裁判权议决案》,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但认为须对中国法律和司法情况详加考察后才能采取有关行动。会议决议组织一委员会对此进行考察。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唯一实质性成果是取消外国在华邮局。

在英美代表的参与下,中日代表在会外进行了直接会谈,讨论山东问题。1922年2月,中日代表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收回胶州德国旧租借地,日本在获得中国相当补偿的条件下,同意将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1923年1月底,日方将胶济铁路移交中国,5月,铁路沿线的日本驻军撤回日本。

当西方列强在取消在华特权问题上仍持僵硬态度之时,一战中新诞生的苏俄却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场。从1919年7月至1923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以前俄国历次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北京政府最初对苏俄政府的这一立场迟疑不决,未能作出及时反应,错过了与苏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后来,在国内各方的强大压力下,开始与苏俄交涉。但苏俄在经历了极为困难的最初几年后,内外环境已大为好转,其对在华特权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经过并不轻松的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将在协定签订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着平等公平之原则,重订新约。

华盛顿会议上原本议定要在3个月内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与法权调查会议,因中法之间“金法郎案”的发生而被大大推迟。这一事件的起因是,法郎纸币在一战后严重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方改变历来的还款办法,改以金法郎来偿付对法庚子赔款。这样,中国将为此多支付关银6000余万两。北京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法国便以不批准《九国公约》等条约相要挟,逼迫北京政府在“金法郎”问题上作出让步。中法之间的这一争执持续三年之久,由于法国拒不批准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条约,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便迟迟未能召开。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英国巡捕悍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由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对北京政府的外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众对惨案的制造地——租界甚为痛恨,强烈要求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并进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决定顺应形势,发起“修约”运动。6月24日,北京政府向各国驻华公使团发出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照会指出,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已不适应于现在的情势,陈旧条约的束缚,对“彼此均有不便不利之处”,它还“常为人民怨望之原因,甚至发生冲突,以扰及中外和好之友谊”。

8月5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完成了交换华盛顿会议各有关条约的批准书的程序。至此,召开华盛顿会议所约定的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调查会议的最后障碍终于扫除。8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政府发出照会,邀请其派代表来华参加关税特别会议。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列强起初坚持把中国裁撤厘金作为实现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但北京政府认为,关税自主事涉国家主权,而裁厘乃中国内政,不能相提并论作为条件。同时,北京政府也表示愿自动声明裁厘。后列强稍作让步,关税会议遂于1925年11月19日通过决议,各国表示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的权利,允许中国国定关税条例于1929年1月1日生效。中国声明同时裁厘。这一决议案为以后国民政府最终实现关税自主打下了基础。

法权调查会议则于1926年1月12日召开。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分头到汉口、九江、南京、上海及东三省等地,参观了法院、监狱、看守所,考察司法制度的实行情况。各国代表陆续回京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通过了法权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在列举了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若干进步后,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种种不足。报告书的结论是:领事裁判权仍应暂时维持,待中国的司法建设达到相当程度时,再商议渐进撤废领事裁判权之办法。唯历史(www.weilishi.org)

在召集多国会议与列强共同讨论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的同时,北京政府还与有关国家就双边条约的修订问题单独展开交涉。在对一些条约期满国家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显示了过去少有的强硬立场。如在与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交涉中,由于这两国拒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让步,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止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中国政府敢于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这在近代以来是破天荒的,它显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

北京政府还进行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活动。1926年8月31日,江苏省代表与各国驻沪领事团代表正式签署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临时法院,除照条约归属各国领事裁判的案件外,租界内的民刑案件均由临时法院审理。凡适用于中国法庭的一切法律及条例,均适用于临时法院。临时法院的院长、推事由江苏省政府任命。在领事派员观审的案件中,中国审判官的判决,无须获得观审员的同意即产生效力。

在北京政府展开修约外交之时,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发起北伐战争,高喊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南方政府的“革命外交”在1927年初收回部分租界的若干事件中达到了高峰。1927年1月初,英国水兵与武汉民众发生冲突,造成民众死伤。

激愤的人群大批拥入汉口英租界。英方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军队进人租界保护。4日晚,中方派兵进驻英租界。5日,武汉政府决定建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内一切行政事宜。在九江,中国民众和英国水兵也发生了冲突。1月7日,北伐军进人九江英租界,正式接管租界。

汉浔英租界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即派参赞欧马利到武汉交涉。欧马利起初要求中国军警先从英租界撤出,但被中方拒绝。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汉口英租界协定》和《九江英租界协定》,两租界的行政警务权由此正式移交中方。3月4日,武汉政府公布《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局条例》,将汉口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国民政府外交部。

在其他一些地方,租界当局也感受到了北伐军所带来的强大压力。在江苏镇江,‘当北伐军于3月23日占领该城后,即于次日应英驻镇江领事要求接管了英租界的巡捕岗位。6月,镇江市公安局在租界设立特别区署,租界事实上由中国收回。在江西牯岭,有一外国人避暑地,但外国人自行在这里组织起行政机构——牯岭公事房,并设立巡捕。长期以来,这一避暑地俨然成为一个租界。1927年3月,牯岭公事房致函庐山警署,请其接管该地。7月,中方接管该区。厦门英租界在北伐军的压力之下,也于6月将租界的行政权交还中国。

1927年春夏,中国国内政治发生剧烈变动。4月,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清共”。8月,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国共分裂,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北伐军队在徐州战场也告失利,败退到长江以南。蒋介石在宁汉合流后曾东渡日本,寻求日本对北伐的支持,但未成功。日方多次表明其反对南京政府北伐的立场。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中国山东,阻挠北伐。5月3日起,日本有预谋地向北伐军队发动进攻,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军不仅滥杀和平居民和被打散的中国官兵,还残杀了从事交涉的中方外交官员。南京政府在济南事件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将军队从济南撤出,避免与日本形成更大规模的冲突。

日本在山东的军事干涉,并未能挽救北京张作霖政府倒台的命运。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张的专列在奉天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事先设置的炸药炸翻,张作霖不治身亡。关东军企图利用这一谋杀事件造成东北大乱,进而以维持秩序名义出兵夺取东北。但关东军的这一计划因未获日本内阁会议同意而未能实施。

在国民政府统一关内地区后,东北地区仍在奉军的控制之中。日本软硬兼施,力图胁迫东北当局独立于中国之外。子承父业接掌东北统治权的张学良顶住了日本的重重压力。12月19日,东北当局毅然宣布东三省“易帜”。南北统一至此终告完成。唯历史(www.weilishi.org)

(三)南京政府初期

南京政府最初几年的外交重心,是修订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由于存在多年的南北政权互相对立状态的消失和统一局面的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比北京政府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由此进入到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1928年7月7日,南京外交部就重订条约一事发表宣言,宣布了三条原则:“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考虑到新约的订立并非易事,它与废除旧约之间会有一段时间空档,7月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在这一过渡时期内,“在华外人之身体及财产应受中国法律之保护”,“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

南京外交部认为:列强各种特权中,最关重要而足制中国命脉者,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而在实现关税自主与取消领事裁判权这两大问题上,又以实现关税自主更为急迫。因为关税协定危害更广,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制约。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就关税自主展开了交涉。

国民政府将有约国家分为条约期满国和未期满国区别对待,条约期满国成为中国第一批交涉的对象。此时,中国与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日本等国的商约及中法关于越南的商约先后期满。中国外交部于7月分别照会上述各国,通知其与中国订立的商约已告期满,中国现声明废止,并提议其即派全权代表与中国另行商定平等互惠的新约。对此,各国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新约成立后旧约才能失效,中国宣布废止旧约的“手续欠完备”。尽管认为旧约不能由中国单方面废止,但各国还是同意与中方商订新约,只有日本持坚决反对态度。

当条约期满国家尚在犹豫之时,中国与条约尚未期满的美国有关关税问题的交涉已经走到了前面。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实现关税自主已成为全体国民的要求,是不可阻挡的。既然美国或迟或早要放弃这些权力,倒不如现在采取主动行动,以赢得得中国的好感,避免在其他方面更大的损失。1928年7月25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即告成立。该约第一条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此而得到明确的承认。

但中国所得到的关税自主权又是不完全的。条约规定:“唯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这是一互惠待遇条款,与从前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比起来,就形式而言,应该说它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国家尚未放弃协定关税,根据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美国实际上仍可获享低关税的好处。

中美关税条约的订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促动作用。作为条约期满国家,比、西、意、葡、丹五国再无推辞的理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代表国民政府分别与这五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经过数月的磋商,终于在年内完成了新约的商订。中国与有关各国分别于1928年11月22日签订了《中比友好通商条约》,11月27日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12月12日签订了《中丹友好通商条约》,12月19日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12月27日签订了《中西友好通商条约》。

上述五个新约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条文上略有差异。条约都包含了关税自主的内容。以最先成立的中比条约为例,该约规定:“对于关税及一切关系事项,彼此根据完全平等之原则,并根据此项原则约定,关于此类事项彼此完全以各本国之国内法规规定之。”但是,新约所给予的关税自主权也是不完全的,与中美条约一样,各条约也都有彼此享有无差别待遇的规定。

对于条约期限未满的国家,中国也积极展开交涉。由于与这些国家的商约仍继续有效,因此,北京政府只能就商约中的个别条款即关税自主问题展开交涉。双方所订立的是专门的关税条约,而非商约。总的来说,这些谈判并未经历太多的曲折。1928年年底前,新的关税条约陆续订立。11月12日签订《中挪关税条约》,12月19日签订《中荷关税条约》,12月20日签订《中英关税条约》(该条约同样适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及印度等国)、《中瑞(典)关税条约》;12月22日签订《中法关税条约》。这样,到1928年年底,在与中国有商贸关系的主要国家中,除日本外均与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然而,根据无差别待遇条款,只要日本不放弃协定关税权,其他国家便仍可获享这一利益。因此,与日本的交涉成为中国争取关税自主运动中最关键的最后一仗。中日间悬案重重,这些都成为订立新的关税条约的障碍。中日间的谈判只得首先从解决其中的重大悬案人手。1929年3月24日,中日达成解决“济南惨案”的协议。5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解决“南京事件”和“汉口租界事件”的协定。在这些谈判中,中方都作了相当的妥协。

其后,在有关关税问题的谈判中,日本仍然提出若干不合理的的条件,如要求中国在10年内不得改变刚刚实行的国定税率。这样的条件当然不能为中方所接收。中日关税谈判的进展非常缓慢。经过了1年多的艰难谈判,1930年5月6日,中日终于订立了新的《关税协定》。该协定规定:中日两国互相承认彼此的关税自主权;两国均给对方以最惠国待遇。,在作为附件的换文中,中国承诺对不同类别的日货三年或一年不增税,并废除厘金。这样,到1930年5月,所有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终于获得了自主决定关税税率的权力。

废除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希望达到的另一主要目标。中国与条约期满国家之间的交涉首先取得了进展。中国在与前述比利时等5国的商约中规定,“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然而,这种放弃也是有条件的。如中比两国外长的换文约定,“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而意、丹、葡、西等国的承诺是,当华盛顿条约的各签字国取消领事裁判权后,这些国家的在华人民将与各签字国人民一同受中国法律和法院的管辖。

中国外交部认为,欲废除领事裁判权,最为关键是那些条约期未满的大国。1929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发出同文照会,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8月,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其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有关国家中,只有墨西哥明确宣布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英美等国均采取了拖延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于11月25日分别致电驻美、英公使,令其促请英美政府尽快派人来华讨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办法,并表示英美如再延宕商讨,中国将于193()年1月1日起,自行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但英美等国仍未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12月28日,国民政府遂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特令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特令对美英法等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两天后,外交部发表宣言,在这一问题上作了明显的退让。宣言在重述了特令的内容后,表示中国政府深信各国“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固国民政府12月28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

尽管国民政府作出试探之后又在各国的反对面前作了退让,但特令的公布毕竟促进了有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的交涉。进入1930年后,有关改组租界法院问题的交涉首先取得了进展。1930年2月17日,中国代表徐谟与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及代办签署了《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该协定规定,租界法院完全适用中国法律,原临时法院特定的诉讼法就此取消;取消外国人的观审、会审权;废除外国书记官长制,由中国任命检察官、承发吏,负责办理具体事宜。根据同样的精神,7月28日,中法代表签署了《关于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取消了法租界内的会审公廨。

在此前后,中国政府还正式收回了一些租界和租借地。1929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及次年9月,中国与英国互换照会,正式收回前已事实上收回的镇江和厦门的英租界。1930年,中英签订《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中国收回威海卫租借地。

但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列强仍坚持渐进地分步放弃其特权的立场。英方在谈判中提出了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四项条件:1.保留移审权,即外人若对中国法庭的判决不服,可向本国法庭上诉;2.民事诉讼可立即放弃领事裁判权,刑事诉讼的领判权待保留若干年后取消;3.中方任用外国法官会同中国法官审理案件;4.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处50里周围区域的领事裁判权保留若干年后再取消。英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协调的立场,3月2()日,两国驻华公使共同拟就了一份草案。

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也遭到了日本的顽强抵制。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在谈判中表示,日本可以放弃对上海等五口岸的民事诉讼及轻微刑事诉讼的领事裁判权,但其条件是:对于中日混合案,中国应于各口岸设立特别法院,聘用日籍法官与中国法官会审;在上述五口岸,日本人民应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对日本在东三省特别区域的利益,中国应予承认。显然,日本的这一方案,其所得并不少于所失。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拒绝。

1930年4月,中国国内爆发中原大战。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如同意放弃移审权等,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5月4日,国民政府自行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主要内容为: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在有关地区没立特别法院,受理涉及外人的民、刑案件,外人的逮捕及其房屋或办公室的搜查均应依中国刑法典规定执行。《条例》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使外人完全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此后,有关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交涉步伐明显加快。数月之中,中国与英美之间先后达成了类似的妥协:中方同意将英美在上海的领事裁判权保留10年,将英国在天津的领事裁判权保留5年(美国在津领判权的放弃仍待协商),英美则将其他各地的领事裁判权立即取消。

不幸的是,正当交涉进人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形势的骤变,迫使中国外交的重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便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1931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命令,宣布“兹因本年各地天灾变故,所有应行筹备事项,尚未就绪,该项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应暂缓施行”。有关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至此半途而废。

南京政府初期,外交中另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这一趋势在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前便已出现。国共决裂后,国民党便决定改变其联俄政策,断绝与苏联的关系。1927年12月13日,南京政府发表《对苏绝交决议》。14日,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充当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为由,南京政府颁布命令:“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的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应一律勒令停止营业,以杜乱源。”南京政府要求苏联领事馆、商船、商务代办处须在一周内撤出。广州军队曾包围搜查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所有的领事馆人员被拘捕,并有部分馆员被杀害。此后,除东北地区外,苏联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均被迫撤退或遭遣送。唯历史(www.weilishi.org)

1928年12月,东北归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此后,围绕着中东路问题,中苏矛盾不断激化。,根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中东路应由中苏两国共管。但苏籍铁路管理局长独揽大权,机务、车务、总务、商务、财务、进款6个主要处的处长职务也为苏方掌握。1929年3月,中方提出铁路局长的命令需由华籍副局长会同签署及中苏平均分配各科、处、段、站管领人员等要求,但未能为苏方所接受,交涉陷入僵局。东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准备以强制手段解决问题。

5月27日,东北当局以清查共产党活动为名,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7月10日,中东路铁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下令:从即日起,铁路局局长的命令须有华籍副局长会签,车务、机务、商务等交由华籍处长处理。苏方人员对此拒不遵命。次日,中方宣布免除苏籍局长和副局长职务,由华籍副局长代行局长职务。中方还查封了中东路沿线的苏联各商业机关,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等组织,逮捕苏籍人士,并将包括铁路局正副局长在内的苏籍高级职员60余人驱逐出境。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声明召回其驻华领事馆人员、商务代表及中东路全体职员,并要求中国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也迅速撤离苏联。7月19日,南京政府宣布召回驻苏使领人员。中苏外交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中苏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阶段。10月12日,苏军占领中国边境要镇同江。11月中旬,苏军出动4万余人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扎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两地皆告失守。在此军事形势严重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寻求国际调停。由于国联不愿介入中苏冲突,中国遂将这一问题向《非战公约》各签字国提出。12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对中苏冲突表示关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苏联政府拒绝第三国调停,坚持中东路事件须由中苏两国的直接谈判来解决。

南京政府只得接受与战场上的胜利者苏联直接谈判这一不利的要求。12月22日,基本是在苏方提案的基础上,中苏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并将其驱逐出境;恢复苏联在东三省的领事馆及中国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领事馆,恢复双方的商务机构等。议定书还约定,所有合办中东路争议问题及恢复中苏国交问题,另由中苏会议解决。但这一原定于1930年1月举行的中苏会议,由于中国国内内战及苏方拖延等原因,迟至1930年10月才得以举行。谈判长时间内没有取得进展。九--/\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事实上不能保持对中东路的主权。苏联政府遂宣布,待东ItI'~J题解决后再继续举行中苏会议。中苏谈判就此中断。

(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夺取中国东北是日本军方蓄谋已久的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置在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上的炸药,随即以中国军队炸毁该铁路为名,向东北边防军发起攻击。仅一昼夜之间,日本便占领了沈阳等20余座城市。辽、吉两省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几乎尽告沦陷。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在关外的军队有18万人,而日军只有两万余人。日军进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们一是对日军的意图判断失误,低估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寻衅事件,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采取不抵抗主义。二是缺乏抵抗的自信,认为中国的军力现在难以与日本对抗,而把事件的解决寄托于国际社会的介人。因此,东北军得到了这样的命令:“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日军由此得以在旬日之间掠地千里。

9月19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求,请求国联依照盟约条款采取适当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以保持东亚和平,并保证中国将服从国联关于此事所作出的任何决定。21日,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照会,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措施,阻止事态扩大。22日,国联行政院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第一个决议案,授权行政院主席与中日两国代表会商,促使两国撤兵。这一决议对日本毫无约束力。日本继续在东北发动进攻,并声称中日纠纷应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9月25日,行政院再次讨论中日冲突问题。日本代表重申其中日直接交涉解决的立场,要求行政院不得干涉。

此后,国联分别在9月30日、12月10日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决议案,要求中日双方共同采取措施,避免局势恶化,要求日本将军队撤回到南满铁路区域内。但是,这些并无实际制裁措施的呼吁性决议对日本毫无作用。正是在国联的这些决议通过之时,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国民政府企图依靠国联来阻止日本侵略的策略宣告失败。

处于国联之外的美国既不赞成日本的武力侵略,也不愿对此采取制裁行动。国务卿史汀生在1932年1月7日致中日两国的照会中表示,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有损美国权利、有违须尊重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承认用违反巴黎《非战公约》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史称“不承认主义”。这一不承认主义明显是针对日本的,对中国有一定的道义支持作用。

当东北战事尚未结束之时,为转移国际视线,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1月28日,日军向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淞沪战事爆发。但日军在上海遭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三易其帅,一再增兵,付出重大伤亡。

在国际斡旋下,3月14日,中日就淞沪战事的停战问题非正式会晤。24日起,举行正式会谈。5月5日,中日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现驻扎地区,即昆山、苏州一带,日本军队撤回一·二八之前的租界越界筑路地带。协定附件规定,中方不得在浦东地区、苏州河南部地区驻扎军队。

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北加紧进行建立傀儡政权的活动。1932年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完全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3月1日,该会发表《建国宣言》。9日,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次日,溥仪任命了伪政府的主要人员。实际上,这些任命只不过是在关东军所拟定的官员名单上签字而已。“满洲国”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府。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实际上行使着伪满总理的权力,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省的次长、司长掌握着各部省的实权。

为了解远东冲突真相,国联派出了一个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国际调查团。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在关内地区进行调查访问。4月20日,调查团抵达东北,先后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调查。7月20日,调查团开始起草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正式公布。该报告承认中国对东北的领土主权,指出中国与各外国历来把东三省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报告书认为日军的行动是经过充分准备后实行的预订计划,其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1933年2月24日,国联联盟特别大会通过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报告书以更明确的语言确认了日本发动事变、制造“满洲国”的事实,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回到南满铁路区域内。国联大会通过这一报告书后,日本代表立即退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联的声明。

日本的扩张欲望是无止境的,东北得手之后,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2月21日,日军人侵热河。热河守军缺乏斗志,或退或降。3月4日,日军便占领了热河省会。此后,日本便开始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4、5月间,日军把战争推进到长城以内,北平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日军即将兵临北平城下的情况下,中方接受了日方苛刻的停战条件。5月31F1,《塘沽停战协定》订立。该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将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该线至长城线之间的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维持。《塘沽停战协定》订立后,冀东20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H本侵略华北的通道由此而打开。

国民政府仍期望缓和中日关系。1935年2月,南京政府先后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和《废除排日命令》,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5月17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将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6月10日,南京政府又颁布《邦交睦邻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尽管南京政府试图改善中日关系,但日本侵略之心未改,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1935年6月,日本以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东北义勇军一部分退人长城以南的停战区为由,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并调兵威胁。6月9日,华北日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提出了苛刻要求,要求中方罢免河北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取消河北省内所有的国民党党部及在中国禁止排日活动。何应钦以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的形式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人称“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利用察哈尔张北事件,迫使南京政府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随后,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的交涉中,日方要求将《塘沽协定》的中国撤军线延伸到察哈尔境内,中国军队从此线的以东以北地区撤军。6月27日,秦德纯对日方的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并同意撤销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党部。此为《秦土协定》。

日本在从冀察两省驱逐南京中央势力的同时,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1935年11月25日,日方策动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统辖停战区内的22县,脱离中央政权,实行“自治”。南京政府一方面宣布拿办殷汝耕,一方面又作出妥协姿态,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此后,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管辖冀察和平津。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发生变化。1935年¨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若以忍耐而求和平无望,则应“下最后之决心”。对于“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蒋介石在1936年7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遇有领土主权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办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略,就是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1936年9、10月间,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先后进行了七次有关调整中日国交的谈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唯历史(www.weilishi.org)

1936年11月,伪蒙军人侵绥远,中国军队予以抗击,给伪蒙军以重创。绥远抗战的胜利,给全国上下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面也渐趋坚定。南京政府决定不再与日本进行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12月7日,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中日间调整国交的谈判经过,宣布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结束中日间调整国交的谈判。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中国积极加强与欧美列强的联系,集中精力应对日本。1933年6月,中美签订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7月,国联成立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加强与欧美的经济联系,进而寻求在政治、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人侵。

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改善,日本表现出敌视态度。1934年4月1713,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针对西方列强的声明,声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日本单独的责任,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他国暗助中国,日本不能置之不理。“天羽声明”隐然有把中国视为不容其他国家插手之地的东亚霸主意味。

}j本的敌视并不能阻止中国与欧美列强接近的步伐。1935年9月,为帮助中国应对因白银大量外流而出现的金融危机,英国政府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进行币制改革。¨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实施币制改革的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新的法币制度。命令规定从次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来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此后一切支付以法币进行,不得再使用现银。所有银本位币或银币、生银限期3个月内兑换法币。尽管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英、美、日三国货币都有联系,但实际上只与英镑挂钩。

日本对于体现出中英接近趋势的币制改革表示坚决反对,指责此举未获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各国的谅解,目的是要使中国“隶属英资本F,同时更谋驱逐日本势力”,日本对此不能默视。日本政府指示日本及朝鲜等在华银行拒不交出所存白银,并尽力阻止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

此后,因美国停止收购白银,国际市场银价暴跌,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币制改革。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收购白银的紧急要求。1936年5月,中美以备忘录及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美国承购中国75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白银,作为20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白银协定的达成,稳定了法币发行的准备基金,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币制改革的成功与中国经济的复兴具有积极作用。它也标志着中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有长足发展。由于中德贸易具有互补性,中国需要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德国扩充军火工业需要从中国进口其必不可少的钨、锑等稀有金属,中德关系的发展势头极为迅速。到1936年上半年时,德Mxq‘华出口额已超过英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发展的三年计划》。为了帮助中国获得建设资金,中德于1936年签订了数额为一亿马克的易货贷款协定,其方式是在5年之内,中国每年可用2000万马克向德国购买军火和机器,而以向德国出口价值1000万马克的钨、锑、桐油等农矿产品作偿还,偿还期为10年。这实际上等于德国分期向中国提供了5000万马克的贷款。由于不愿引起日本的注意,这一协定一直未对外公开。

中德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合作是在军事领域。在中国30年代建立军事工业和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德国发挥了极为醒目的作用。它帮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并先后派出了以前国防部长赛克特和前参谋总长法肯豪森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整个中国军队都采用德式操典、训练和组织方法。中国的军火供应大部分也来自于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的28.8%,占中国自国外输入军火武器的80%。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德国提供其国防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其数额占德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中苏两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分歧,但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这一问题上,中苏有着共同的利益。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联苏制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1932年,中苏恢复了外交关系。

此后,中国开始考虑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的问题。1935年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立夫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订立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不久,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也表示了愿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的意向。1936年10月,蒋廷黻出使苏联,他在莫斯科与苏方要员讨论了订立中苏互助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苏方对互助条约反应冷淡,但表示愿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随着欧洲和远东时局的日趋紧张,苏联在欧洲鼓吹集体安全原则的同时,在东方也努力推行集体安全的方针。1937年4月,鲍格莫洛夫向中方转达了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谈判的建议。鲍格莫洛夫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进行了有关中苏在远东协调行动问题的详细会谈。苏方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中方对互不侵犯条约缺少兴趣,未作积极响应。

(五)抗日战争前期

1937年7月7旱,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不断扩大事态,迅速将冲突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是多方争取国际社会的对华援助,促成国际社会的对日制裁。

中国政府竭力向世界强调中日战争对远东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影响,期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借列强之力压迫日本,使中日问题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中国努力求助于有关国际条约组织,国际联盟是中国的首选目标。9月12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中国政府的申诉书,指出日本正以其陆海空军全力进攻中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根据国联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此种事件实已关系到国联全体成员国,因此,国联应受理此案,并对此采取必要行动。

9月13日,国联大会开幕。次日,国联行政院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它列入议程。9月16日,国联行政院组成远东咨询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问题。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由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决议。决议指责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职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反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决议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声明“大会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国在现时冲突中之困难之行动”。会议还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中日冲突。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布鲁塞尔会议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苏联、德国等共21国发出了邀请,但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于11月15日和24日分别通过了两个宣言。宣言针对日本要用武力“使中国放弃现行政策”的企图,指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动用武装力量去干涉他国内政的根据”。宣言向中日双方建议,“停止战争,并改取和平程序”。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无论是在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还是在对日实施制裁方面,都未能取得中国政府所期望的实质性的进展。但其对中国道义上的援助仍具有积极意义,它将为以后的物质援助打下基础。

除努力求助于国际条约组织外,国民政府还积极展开对各有关国家的外交活动。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方针,正如外交部长王宠惠所说,乃“多寻与国,减少敌国,其国家与我利害相同者,当与之为友,其国家利害相反者,当使之不至与我为敌”。

德国实为日本潜在战略盟友,但在中日战争初期,中国仍争取德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德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在战争爆发后的前16个月中,平均每月有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运人中国。其中,德国军火约占60%左右。在这同时,总数达30人之多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仍在中国继续活动,有的还参与了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还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活动。但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陶德曼的调停未获成功。

当中日和解的希望断绝之后,德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38年2月,德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承认“满洲国”。4月27日,德国以“中立”为名,提出了召回其驻华军事顾问的要求。尽管中国政府尽力挽留,但无济于事。7月,德国顾问离华。

5月3日,希特勒严令德国防部全面禁止军火输华。但这以后,仍有部分军火得以从德国运出。德国经济部反对全面停止与中国的易货贸易,因为德国也需要从中国获得若干物资原料。这样,中德问以货易货的交易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据统计,193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砂8962.2吨,占该年德国钨砂进口总量的63%,从中国进口桐油7293吨,占该年进口总量的99.7%。即使到1939年,德国从中国获得的钨砂在1一8月也达到了37()O吨,占同期进口量的50%。在这同时,德国的军火和武器等则通过易货形式不断流人中国的大后方。

抗战爆发后,中苏接近的步伐大大加快。8月23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双方还形成一口头约定,苏联承诺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8月27日,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法币的军事物资。,9月,中国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出使苏联。杨杰之行名义上为考察实业,实际上负有获取军援的重要使命。

由于国力有限,一时难以支付向苏联订购的大批军用物资,中国希望从苏联获得贷款。1938年1月,中国政府派遣立法院长孙科为特使,前往苏联争取贷款。3月1日,中苏签订第一次贷款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种物资。1938年7月,中苏订立了第二笔信用贷款协定,贷款总额仍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中苏订立第三次贷款协定,贷款金额为1.5亿美元。这样,在抗战前期,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数高达2.5亿美元。利用这些贷款,中国从苏联购得了大批军事物资。至1939年9月1日,中方获得的苏联物资主要有:617架各式飞机80辆坦克、330门反坦克炮、410门野炮、80门榴弹炮、20门高射炮、1200辆汽车、8520挺轻重机枪及若干枪炮弹。

在争取苏联物资援助的同时,中国还再三提出了希望苏联出兵参战的要求。尽管争取苏联全面军事介入的努力未获成功,但中国还是获得了苏联局部、暗中的军事支持。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来华作战,给日本空军造成了很大损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地面部队的抗战。日本曾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抗议,但为苏联政府所拒绝。苏方声称,来华志愿人员是以个人身份行事,苏联政府不便干涉其活动。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了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唯历史(www.weilishi.org)

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苏联还在中国开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到1939年底,苏联已帮助中国空军训练出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此外,自1938年始,苏联军事顾问大批来华,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顾问体系。在中央军事机关、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军兵种,都建立了苏联军事顾问组。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甚至在制订某些战略计划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欧洲战争爆发后,苏联远东政策有所调整,为避免将来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苏联考虑缓和与日本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1941年4月13日,苏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在作为条约附件而同时签署的宣言中,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条约暂时缓和了苏日矛盾,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成了双方妥协和交易的筹码。无论是苏联承认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还是日本承认被苏联实际控制的外蒙,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考虑到仍要继续争取苏联的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想因此事而使中苏关系大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对苏日条约的反应总体上来说是谨慎和克制的。

比较起来,美英是中国外交更为倚重的国家。但美英在战争初期力持谨慎的中立态度,国民政府抓住一切机会尽力促成英美从中立到援华制日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地区。11月3日,日本公开抛弃以前所承诺的“门户开放”原则,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所谓“东亚新秩序”,实际上是要推翻现存的远东华盛顿体系。中国积极推动美英采取行动反击日本。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批准已讨论多时的对华贷款。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英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步骤,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3月18日,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英美贷款数额有限,但作为战时英美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英美援华的开始,对于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3月,日本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实施占领的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其南进意图开始显露。利用日本所造成的这一机会,中国政府在不断向英法美指出日本意在南进的同时,开始提出与英法进行军事合作的要求。4月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中英法军事合作的计划草案。中方在该方案中允诺将尽量供应兵力、人力及物力,同时要求英法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进行共同作战,并要求参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其时,欧洲风声紧急,英法是不可能再在远东承担任何重大的军事义务的。中国呼吁军事合作的要求未能获得预期结果。

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仍在妥协和援华制日之间游移。1939年6月14日,日军为逼迫天津英租界当局交出在英租界内刺杀汉奸的4名嫌疑人,封锁了天津的英法租界。7月15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就天津租界危机的解决进行谈判。7月24日,英日同时在伦敦和东京公布了协议全文。该协议宣称:“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控制区内的公共秩序,应有其特殊需要,凡有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的行为或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以制止或消灭。英国政府无意鼓励任何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

1940年6月英法军队在西欧战场惨败,法国沦陷,英国本土也面临着德军进攻的威胁。值此危难之际,日本趁火打劫,立即向英法提出了蓄谋已久的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等要求。6月16日,日本首先向法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提出禁止通过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要求。19日,日本又要求法国与印支当局暂时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边界,禁止过往交通。败降后的法国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6月17日封锁了边界,禁止供应汽油和卡车的车辆通过,并表示将进一步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

滇越铁路关闭之后,滇缅路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它与西北公路便成为仅存的两条国际补给线。它不仅运送着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用物资,还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鼓舞中国军民士气的作用。因此,在迫使法国关闭滇越铁路后不久,日本便向英国提出了关闭滇缅路的要求。6月19日,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勇逸首先向英国驻东京武官提出了关闭滇缅路、关闭香港边界的要求。土桥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对英国宣战。次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日本不断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作出妥协。7月17日,英日达成《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将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输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异帮助中国的敌人”。

1940年10月,英国本土已经度过最危急的时期。英国决定重开滇缅路,其对华政策转趋积极。1940年10月14日,英国大使卡尔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现在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一定会有结果。11月9日,中方提出《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方案提出,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的支持。该方案提出的三方协作的具体事项是:英美共同或分别借款给中国,总额为2亿至3亿美元;美国每年以信贷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一1000架,其他武器的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可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英美或其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部的空军场所都归联军使用。中方显然高估了英方此时的合作意愿。英国此时并不想刺激日本发动对英战争,它无意在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

1941年2月,丹尼斯少将出任英国驻华武官。此后,中英展开了有关军事合作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其主要内容有英国训练和指挥中国游击部队及英国空军的援华问题,但双方在何时为合作实施起点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中方要求把日本进攻云南或新加坡均作为起点,届时英国须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中国则向英国提供陆军援助。英国则坚持以日本进攻新加坡为中英合作的起点。

1941年7、8月问,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与丹尼斯连续举行了四次关于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问题的商谈。8月中旬,双方就组训15连游击部队,协防香港、缅甸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英方还同意为中国飞机在缅甸的装配、飞行训练和射击演习提供便利。中方同意,当日本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将在华南临近地区发动攻击以协助英方防守香港;当日军进攻缅甸时,中国军队将从云南出击缅甸,攻击日军的侧背。

国民政府更为倚重中美关系,在其不断努力下,中美关系也逐渐向着中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展现出比中英关系更具积极性的前景。1939年7月26日,即在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达成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便通知日本驻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日本于1911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商业和通航条约中的某些条款需要重新考虑”,美方要求中止美日商约。根据该约所规定的程序,赫尔宣布该约将自即日起6个月后失效。美日商约的中止,为此后的对日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

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制日的态度更为明确。1940年4月,中美达成数额为2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协议。及至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订立三国同盟条约,明确地对整个世界秩序提出联合挑战,美国遂加大援华力度。10月,中美达成25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1940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美国对华援助也逐渐由经济层面提升到军事层面。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4月,罗斯福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罗斯福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宣称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罗斯福还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辞职加人由前空军军官陈纳德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协助中国抗日。8月,美国决定派出以马格鲁德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不仅负责租借事宜,还承担着在双方军事当局之间进行沟通的任务。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便已开始走上军事援华的道路。

(六)抗日战争后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8日,蒋介石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议,建立军事同盟,共同指挥盟国军队。9日,已经与日本作战达四年半之久的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同日,中国向美、英、苏提议,在东亚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在东亚地区的作战。12月23日,中、美、英、澳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缅甸的防卫问题。

1942年1月1日,由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各签字国决心运用其全部的军事与经济资源共同对抗法西斯,并保证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正式形成。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了联合宣言。

不久,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又派来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同时兼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代表、驻华美军司令等多重身份,并负责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为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中国派出由精锐部队第五军、第六军及第六十六军组成的远征军人缅作战。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正式成立。史迪威获蒋介石授权,担任总指挥。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英缅军队实行弃缅保印战略而无心作战,中英军队间缺少配合,缅甸作战以盟军失败而告终。中国远征军遭受惨重损失,10万大军损失过半。蒋介石与史迪威因作战指挥问题产生了诸多矛盾,埋下日后冲突的原因。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从对日作战的大局出发,蒋介石期望弥合处于对立状态的英印当局与国大党之间的分歧,劝说英印当局改变殖民政策,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在战后获得独立;劝说国大党暂缓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实行战时合作政策,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的印度之行虽未能取得成功,且在某些方面引起英国的疑虑与不满,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国访问,这一此前少有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大举动,体现了在世界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地位与自信心的变化。唯历史(www.weilishi.org)

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国与英美等盟国间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成为一种荒谬现象。因此,中国和美英等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1942年10月9日,美英政府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约问题进行谈判。次日,美英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此后,中国与美英分别开始了新约的谈判。

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谈判范围之内,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中国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

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废除的英美在华特权包括: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地区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条约宣布废除《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

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在战后宣布废约。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

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进而名列盟国诸强。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战时合作问题和战后世界的安全机制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吸纳未能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作为宣言签署国。美国国务卿赫尔直言,“将中国从四国宣言中排除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10月30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莫斯科宣言向世界宣告,四国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到其无条件投降。为了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防和平与安全”。四国宣言的发表,使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重大责任,它确认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三国在远东地区的联合作战(主要是缅甸作战)问题及战后的领土安排。会后,三国首脑发表了开罗宣言,表示要对日本施加无情压力,直到它无条件投降。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开罗会议乃近代以来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的第一次会晤,其共商世界大事本身便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开罗会议明确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便使台湾回归中国获得了有力的国际保障。

根据莫斯科宣言,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四国代表同意建立一个新的维持国际和平的组织——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将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将在安理会中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永久的代表权。10月9日.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发表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全文,以供战时各盟国政府讨论。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美英苏四个发起国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书,邀请各国赴美聚会,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为基础,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中国通过参与讨论建议案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其大国地位获1哥,eE1J进~一步的确认。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隆重召开。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盛会。会议参加国最终达到50个。中国向会议派出了一个既有政府官员又容纳了来自共产党、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的10人代表团。他们是: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董必武、李璜、张君劢、胡适、吴贻芳、胡霖。

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6月25日晚,制宪大会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29广6过了《联合国宪章》。26日,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根据规定,每位代表均要在宪章的中、英、俄、法、西文的五种文本上签字。来自50个国家的153名全权代表先后在宪章上签了字,签字仪式持续了八个小时。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及永久性地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体制性地标志着中国跨入大国行列,影响深远。

然而,中国名列“四强”,并不标志着中国从此便真正地与英美苏等强国平起平坐了。在国际交往中它还未能完全摆脱受人支配的地位。大战末期英美苏之间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协定的签订便是明显的一例。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在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租借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上,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极为秘密的协定。直到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正式向蒋介石送交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文件。

6月30日,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等人抵达莫斯科,与苏方进行缔结中苏条约的具体谈判。对于雅尔塔协定中的维持外蒙古现状一条,中国政府的理解是保持目前的现状,即外蒙仍然维持其事实上独立的状态,中国仍然保持它对外蒙的主权。因此,中方拒绝苏联要中国公开承认外蒙独立的要求。谈判在外蒙古问题上陷入僵局。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决定在外蒙古问题上作出妥协,以换取苏联在其他方面的让步。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一,苏联须尊重中国在其他地方的主权,如在东北和新疆,二,承诺不支持中共,而支持国民党在战后对全中国的统治。对于中方所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只是在新疆和中共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斯大林承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而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

尽管中方曾作过一番力争,但最后还是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了中苏协定。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中方在照会中声明,战后如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当承认投票结果。《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中方人员将担任铁路公司的理事长和总稽核,苏方人员将担任监事长及铁路局局长。《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苏联有权在旅顺及周围地区驻扎陆海空军;区内将设立一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海军基地的防护,由苏方负责;旅顺市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军的同意。《关于大连之协定》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大连的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中方将大连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30年。

抗战后期,随着中美合作的日益增强,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期望国民政府全力抗Et,并希望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1944年中,当Et本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出现大溃败时,美国提出了任命一名美国军官统一指挥所有在华的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以挽救危局的要求,由此而引发了所谓“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史蒋矛盾激化。蒋介石在最后关头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并强烈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权衡轻重,美国政府作出让步,召回了史迪威。

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在抗战后期也有了较大发展。美国一直希望通过中共的敌后根据地获得E1本在华北的情报,甚至还曾期望能调动和使用中共军队配合美军对日作战。美国曾多次提出向中共控制区派出军政观察人员的建议,但一直为蒋介石所拒绝。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蒋介石才不得不表示同意。

1944年7月23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观察组具有政治和军事二重性质,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中共对此非常重视。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与观察组成员会谈,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表达了愿与美国共同抗日的愿望,并表示战后中美合作也具有广阔的前景。观察组看到了中共生气勃勃的活力,他们把关于中共真实情况的报告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支持国共双方的对华政策。

(七)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国民政府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方针。蒋介石在8月15日即发表广播演说,呼吁中国民众不要对日本的无辜人民加以报复和侮辱,否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蒋介石在演说中提出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的善后方针。此后,在遣返日俘日侨和审判战争罪犯等问题上,国民政府确实实施了这一方针。

日本投降后,在华日本战俘有125万余人,各地待遣返日侨188万人,计有300多万人员需要遣返。如此庞大而繁杂的任务,最初估计至少需要3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1945年10月,中美联合会议制订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11月17日,第一艘遣送日俘的船只从塘沽起航。至1946年6月,关内各地日俘日侨遣送完毕。东北百万日侨的遣返工作从1946年5月开始,历时7个月。至1947年1月,全部日俘日侨的遣送工作官告完成。

1946年5月,由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1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甲级战争罪犯。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死刑,18人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在此前后,中国政府在中国各地也先后组成了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在华战犯。从1945年底到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计有145人被判处死刑,400人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以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战争罪行,这样的审判结果是非常宽恕的。

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决定,战后将对日本领土实施占领。作为抗击日本侵略最久的国家,中国当然有权参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但是,显然是基于对国内局势的考虑,国民政府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的权力。国民政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上的发言权,使中国在获取应得的战争赔偿,索还被劫财物等问题上,不能切实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唯历史(www.weilishi.org)

战后,在处理与战时盟国的关系上,国民政府也面临重重困难。中国与英国和苏联之间都出现了较大的纷争。在战时谈判中英新约时,国民政府作出重大让步,以将香港问题留待日后再议为保留条件签订了新约。中国期望在战后解决这一问题。1945年8月,外交部欧洲司起草的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文件便主张应立即与英国交涉,收回香港,至少也应收回九龙租借地。该案还提出了中国军队快速出兵港九捷足先登的建议。但这一方案未为最高当局所接受,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8月14日,蒋介石在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时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但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

于是,香港日军的受降问题便成为中英之间的敏感问题。国民政府主张,应由中国军队接收香港日军的投降,中国受降以后,再转交英方接收。但英国政府坚持其受降权。根据战时中国战区的划分和盟国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香港显然应在中国军队受降区之内。但在英国的坚持和美国的妥协之下,香港仍由英国人受降。中方遂作出退让,提出由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在香港受降。所谓授权,只是保持象征性的权力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然而,英国连这样的办法也不愿意接受。8月27日,薛穆奉命告诉蒋介石,香港的原状必须恢复。对于英国如此毫不退让,中国也作出了强硬表示。经过多次交涉,英国终于作出让步,同意由一英国司令官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受降。8月30日,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9月16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以英国政府代表和中国战区统帅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的投降。香港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则由于苏联大肆拆迁东北工业设备、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及苏军从东北撤军等问题而变得更为紧张。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工业设施,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在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疑应归中国所有,可以计算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但苏联却强行将其视为苏军的战利品,进行大规模的拆迁。东北所有的轻重工业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控制的满铁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等会社手中,苏联对所谓日本企业的拆迁,实际上是对东北工业的全面拆迁。于是,东北工业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许多企业的重要设备被拆卸一空。据东北工业会当时所进行的统计,苏联此举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当不在20亿美元之下。

对于那些未能拆走的企业,苏联声称,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愿将这些战利品的一半让与中国政府,从而由中苏共同经营这些企业。这样,遭受浩劫后的东北工业也将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国民政府反对将东北工业设备视为苏军战利品,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迟迟未有进展。

中苏在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曾约定,苏军在日本投降后3星期内开始撤退,3个月内全部撤军完毕。10月1日,苏方也曾表示,东北苏军将于11月底撤退完毕。但是,由于东北问题涉及国共在东北的争夺及未来美苏势力在东北的影响,东北撤军问题复杂化。苏联首先以中苏条约规定大连港为自由商港,外国军舰不得人港为由,拒绝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要求。尽管国民政府一再声称大连主权属于中国,中国自不受此限,但苏联坚持不允。此后,国民政府要求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方虽表同意,但又将该两地移交给了先期进人东北的中共军队。这样,到11月中旬时,国民党军队仍迟迟未能进人东北。为防止苏军撤出后,东北尽为中共军队占领,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苏军延迟撤退,以便国民党军队接收。苏方还提出,应在苏军撤退之前就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达成协议。于是,苏联撤军时间被一再延迟。但是,国民政府坚决反对将经济合作问题与苏联撤军联系在一起,中苏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到1946年5月底,苏军终于撤退完毕。

唯一在战后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是美国。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大增,为近代以来任何一国所不及。新的中美商约的谈判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并将这一结果条约化。早在1945年4月,美方即向中方提出了中美商约草案。这一草案长达58页,创中国与外国商约篇幅长度之最。1946年2月,中美之间的谈判在重庆举行。谈判是在美国草案的基础上展开的,持续了7个月之久。中方曾在互予国民待遇、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及外国公司的法律地位等对中国有重大不利的问题上与美方力争。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最后还是基本接收了美方的要求。8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11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正式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商约范围极为广泛,其主要内容按其性质可分为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两大种类:一,缔约方在对方领土全境享有居住、旅行及经商的权利,可以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等各种职业,可以保有或租赁土地、房屋与产业。其法人及团体享有与对方的法人及团体相同的经济权利。进口商品在内地税的征收、商品的销售、分配和使用方面享受与进口国商品同等待遇。二,缔约方的船舶应与任何第三国的船舶同样享有装载货物前往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及航业开放的一切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倘缔约方将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时,亦应同样给予缔约彼方。进口商品的关税,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的待遇。

中美商约在文字上从头到尾并没有不平等之处,双方所赋予对方的权益基本是相等的。但中美是两个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商约所赋予对方的巨大的权益和便利,美国可以在中国享受,而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去美国享受。因此,条约双方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是不相等的。

相比之下,英国再也未能恢复战前的在华地位。1946年5月,英国政府向中方提出了中英商约的初稿,但中方反应消极,中方要求将中英间的许多问题,如香港、九龙、中缅未定界问题在商约谈判中一并解决,而不愿仅仅讨论单纯的商约。此后,尽管英方做了种种努力,但中英仍未能达成《中英商约》。

战后,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中国的内政之中。面对国共角逐,美国起初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美国希望按照西方民主代议制的形式来改造中国,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让国民党改组政府,容纳一部分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一个稳定的盟友。1945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要职的马歇尔将军担任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马歇尔调停中,尽管美方曾经作出了一些避免中国内战的努力,同时在一些局部问题上也不乏公正的表现,但在总体上还是偏袒国民党政府的。

美国在进行调停的同时,又在努力增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二战”结束后,美国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但中国例外。战后,美国继续装备国民党军队。到1946年底,美国为国民党又装备了20多个师。此外,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援蒋方式,如战时剩余物资的出售、交换、让渡、借贷等。所谓“出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付款而已,实与赠送相去不远。美国计划将价值25亿多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分七批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公开的严厉批评,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撤退一切在华军队。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返美。马歇尔调停至此以失败告终。

面对中国全面爆发的内战,美国政府起初曾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美国政府从1946年8月起对中国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美国的欧洲盟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然而,这一姿态并不能起到约束作用,因为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囤积了足够的军火。内战扩大之后,围绕着是否应当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是有条件地还是无条件地援助等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美国国务院主张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有限的援助,且以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为前提。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于1947年3、4月间进行了改组,吸收了民社党、青年党等小党派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仅仅根据这些表面文章,美国于5月取消了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命令,并立即批准出售了首批1.3亿发子弹。

1947年中,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时任陆军部计划作战司司长的魏德迈访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进行实际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对对国民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1947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尽管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他最终在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中仍极力主张全面援蒋。他认为,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政权所控制,中国的丰富资源将会被美国的敌人所控制,危及美国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基地。魏德迈的报告加强了美国国内亲蒋势力的力量。

1948年2月,杜鲁门向美国国会提出拨款5.7亿美元的援华法案。4月,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中国部分也称为《援华法》。美国国会同意拨款4.63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3.38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所谓特别赠款,是指可由受援方自行掌握如何使用,包括购买军火,实际上是变相的军援。后来,由于财政紧缺,美国削减了《援外法》的总额,援华部分也相应减少到4亿美元。

除了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之外,美国还向国民党军队的各军兵种、国防部的各机关及各军事院校都派出了军事顾问,负责提供美式装备,帮助训练军队,并在一些战略和战术问题上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人数最高时竞达万人左右。

美国的援助并不能扭转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到1948年冬季,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美国政府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不可避免,不得不考虑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1948年末,宋美龄为争取美国的援助来到华盛顿,她要求美国政府在3年内给国民党政府30亿美元的援助。但宋美龄此行处处碰壁,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1949年1月,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在回答议员的询问时,艾奇逊以“等待尘埃落定”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艾奇逊拒绝了国会中相当一批人提出的向国民党提供大规模援助的要求。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前进,国民党政府决定将首都南迁广州。国民政府向各国驻南京外交机关发出通知,希望它们随之南迁。但是,美英等国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请求。各国中,只有苏联驻华大使馆实行了南迁。美国使馆只派遣一领事衔官员带少数随员去了广州,司徒雷登仍继续留在南京。美国期望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市军管会外办负责人黄华在5、6月间与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多次进行非正式接触,就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未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6月下旬,黄华曾转达中共高层意见,欢迎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但是,美国政府不同意司徒雷登北上,美国与中共之间增进接触与了解的一次机会也就此失去。

美国政府希望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受到了亲蒋的国会议员和及一部分舆论的批评,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种种指责,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援助不力,造成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面对来自国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美国政府决定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通称《美中关系白皮书》),将美蒋关系的一些实情公之于众,以为其对华政策辩护。由于该白皮书对国民党政府颇多指责,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企图阻止其发表,但未能成功。

8月5日,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返回美国的当天,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回顾了近代以来尤其是1944年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公布了一大批中美关系的外交文件,力图说明:美国已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国民党政府太腐败无能了,外部的援助已经不能挽救这一政权。过多的援助只会被浪费掉,而且还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卷人中国的内战。白皮书指出:“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我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之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到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

1949年中,即将取代国民党统治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展现其不同于以往政府的外交特性。毛泽东将中共的外交方针归纳为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中共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各国在华使节的外交官身份,将其统统视为侨民。中共要求各国与中共重新谈判重新建交。对于以往中国政府与各国订立的条约则要进行重新审查。一句话,中共断然否定现存的中外问的条约关系,其外交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围绕着“紫石英”号事件的交涉可以视为中共外交正式登台前的一次亮相。1949年4月20日,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闯进长江战区,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生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搁浅。此后,英海军救援军舰又与解放军炮兵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炮战,此为震惊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在这场冲突中,双方伤亡均达百余人以上。唯历史(www.weilishi.org)

英舰救援失败后,“紫石英”号处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中。此后,双方就这一事件的解决及“紫石英”号的放行问题展开谈判。解放军方面提出,只有在英方承认错误、道歉和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放行“紫石英’’号的问题,但英方不肯承认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谈判未有结果。7月30日夜,“紫石英”号以途经附近的客轮为掩护实施潜逃,侥幸逃出了长江。围绕着“紫石英”号事件的交涉及英舰的黑夜潜逃,形象地反映出列强在中国实行炮舰政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它也向世人表明,中共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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