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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期历史书籍

《华丽血时代》树欲静而风不止

  皇后贾南风擅权,贾家人当然吃香。

  贾谧是贾南风皇后的亲侄子,自然大受宠幸。加之他承袭其外祖贾充之爵,又有皇后椒房之亲,权过人主,威福无比。“(贾)谧好学,有才思”,是个文学青年,虽然“器物珍丽,歌僮美女,选极一时”,仍然不满足于奢侈。有人谀称贾谧文章华美,可与汉代大才子贾谊比肩,这一拍正中下怀,浮华小伙儿立刻“开门延宾”,一时间“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当时声名赫赫的这个文学小圈子共有二十四人,号为“文章二十四友”,其中不仅有刚刚幸免于杨骏之难的美男子潘岳,还有中国文学史上数位名人——陆机、陆云、左思、刘琨以及那位因富而流名后世的石崇等人。

  言及贾谧,不得不交待一下他的外祖父、当朝皇后贾南风之父贾充。“杀人放火富贵终,修桥补路贫贱死”。贾充正是这样一个一生坏事做尽,却安享荣华富贵,幸福老死于床上的典型人物。

  贾充,本来是曹魏朝大臣,司马氏掌权后,他马上见风使舵,倾心附和司马氏。魏帝曹髦在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的著名历史口号后,小伙子持剑登车,亲自从宫中杀出,讨伐权臣司马昭。贾充率军士与曹髦拒战。由于皇帝亲自出马,司马氏私军从情从理处于下风,将有奔溃散逃之险。关键时刻,贾充对太子舍人成济说:“司马公豢养汝辈,正为今日之急,你还等什么!”经过此番“激励”,傻里巴叽的成济纵马而出,一戈就把二十岁的俊美善丹青的皇帝曹髦捅个透心凉,死于马下。不久,司马昭虽然假惺惺诛杀成济三族以表示自己与“谋弑”无关,心中却对贾充这位保全了司马家族、杀掉魏帝曹髦的“幕后黑手”非常感激,对他封侯增邑,列为亲密心腹。司马昭临死,本想传位给司马攸,又是贾充盛称司马炎宽仁嫡长,力保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篡魏后,感念贾充推荐力保的“建明”大恩,封其为鲁国公,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

  贾充家门贵幸,其前妻李氏之女为齐王司马攸的王妃,其后妻郭槐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自以为对司马父子有推立深恩大功,常常肆无忌惮,恃功倨傲。当然,他也有遭受尴尬下不了台的时候。吴主孙皓被俘,晋武帝大会群臣引见孙皓及吴国诸降官,对孙皓说:“朕设此座已待卿久矣!”孙皓虽然是淫暴之君,还是有南蛮的锐气英武,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晋武帝大度一笑(现又有说法认为孙皓是谄媚晋武帝,指自己在南方设帝座待晋武帝,完全是误读史书。)。贾充想当众斥责孙皓给自己长威风,就咄咄逼人地问:“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名目的刑罚啊?”孙皓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直视贾充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贾充闻言,知道孙皓话里有话,默然有愧色。一次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酒,与贾充争吵,贾充大怒,斥责说:“父亲老病,你却贪官位不归家奉养,真是无天无地,不忠不孝啊!”庾纯也反口相讥:“高贵乡公何在!”(曹髦遇弑后,被贬封为高贵乡公。)贾充惭怒,也无可奈何。

  古人以忠孝治天下,宋、明、清历朝历代更是如此,堂堂赫赫如明朝权臣张居正,父死不守丧,虽然是以皇帝名义让其“夺情”理政,仍导致天下汹汹之议。晋朝篡魏,写《陈情表》的李密开宗名义地便讲“圣朝以孝治天下”,其实是委婉地表达晋朝不能以忠为首,因为司马氏本身就是以下篡上。封建社会对忠孝之义极其看重,有时甚至是孝在忠上,因为不为孝子,肯定枉作忠臣。“极左”风潮正盛时,常常有编造的感人宣传事迹,某某劳动模范父母病重将死,模范为了炼好一炉钢、割完一垄麦、站好一班岗,往往坚守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就是不给父母看最后一眼的机会。如此表现,在封建社会肯定会被世人唾骂不已,且再无任何进仕的机会,因为这种“表现”有悖人情孝道。

  贾充后妻郭槐奇妒。贾、郭二人原有两个儿子,皆因郭槐奇妒而死。长子贾黎民三岁时,乳母抱于怀中,贾充从外面进来,小孩子见到爸爸乐得手舞足蹈,贾充走近前逗孩子玩耍。郭槐望见,以为贾充与乳母有一腿,当庭就抢下孩子,把乳母鞭打而死。“(贾)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小孩子整日和乳母吃住在一起,感情极深。眼见奶娘被打死,又惊恐又想念,很快便死掉了。后来,郭槐又生一男孩,已有一岁多时,贾充爱儿子,用手抚摸乳母怀抱中的小孩子的光脑袋。“郭(槐)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好好两个儿子,因郭槐奇妒,皆幼小时就暴死,贾充因之没有了继承人。贾家奶娘也真不好做,动辄就会被女主人弄死。

  贾充与侍中任恺不睦。任恺便在一次朝会时,借口关中氐羌反叛,劝说武帝派“德高望重”的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拟外派做官。京官做久,外派虽然又增加了几个虚衔,其实和被贬差不多。只要远离了政治核心和皇帝,疏于走动,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贾充愤懑之间,其私交甚好的朋友荀毷给他出主意,劝他嫁女与太子。皇储结婚,丈人肯定得留居京师办大事,这样,既无推辞之名,又可因故不行。贾充老婆郭槐也四处活动,杨皇后又使劲吹枕边风,贾充亲信等人也不断向武帝讲贾家女儿“才质令淑”,果然最终事成,贾南风成为傻太子的正妃。所以,好多大事的缘起,往往是件八杆子也不打着的小事。假使当初贾充不被外派,他也不会动起把女儿嫁给傻帽儿太子的念头。这样倒好,自己的老身子骨是留在京城了,安乐床箦而死,但身死数年后,数宗数族皆被杀个溜光,鸡犬不留。

  贾谧是贾充小女儿贾午(当时差点嫁给惠帝)的儿子,其父亲是南阳人韩寿。“窃玉偷香”一典,正是来自贾谧的这位美男子爸爸。韩寿“美姿容,善容止”,也是贵族子弟,其曾祖父韩暨曾为魏国司徒。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即被贾充辟为司空掾,成日与贾充一帮僚属在府中宴饮论事。贾午少女思春,曾于窗户间窥见美貌郎君韩寿,就遣一婢女往韩寿处,充当红娘。这婢女伶牙俐齿,说贾午“光丽艳逸,端美绝伦”。韩寿心动,小伙子身体又好,“劲捷过人,逾垣而至”,那么高大的府墙,竟也能跳过,这韩寿轻功真是了得。丑姑娘食髓知味,云雨数番后畅爽得不得了,把晋武帝御赐给老爸的西域异香也偷出来赠送给韩小伙。贾充的僚属报称,韩寿身上奇香扑鼻,经月不歇。贾充大惊,深知这种异香武帝只赐给自己和大司马陈骞。又联想小女儿近来“悦畅异于常人”,明白是女儿偷汉,便也顺坡下驴,把贾午嫁予韩寿为妻。韩寿命好,惠帝即位后不久的元康初年就病死,但他的四个兄弟和老婆贾午后来均被族诛,贾午更是被大棍乱捶而死。可见,男欢女爱的故事虽美好动人,但应该只观高潮大团圆处即可止歇,再往下看,就是鲜血淋漓,血肉横飞了。

  因此,贾谧原姓韩,应为韩谧才对。正是因其外祖贾充无子绝后,他才以外孙入继贾家,改姓为贾。贾充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病死,博士秦秀还认为他“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指其以外孙为后嗣之事),请上谥曰“荒公”。武帝感激贾充拥立之功,不从,更谥为“武”。

  风波过后,西晋上层歌舞升平,高官士族聚敛无度,不理政事,多以清谈为乐。王戎为司徒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政事皆委任僚属,自己做撒手大掌柜,天天出外猎饮宴乐。“(王戎)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其家有品种优良的李树,出卖赢利,又怕别人取李树种仿植,便用细针在售出前把李子核钻透,财迷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尚书令王衍、河南尹乐广以及王衍弟弟王澄等人,“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这帮人成天手执麈尾,宽衣大袖,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而且举国若狂,以他们为为人处世的仪准,上行下效,想不亡国却也难呀!阮咸、阮修、胡毋辅之、谢鲲、毕卓等士族名士,“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魏晋交迭之际,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醉酒佯狂,疯疯癫癫,还有情可原。晋武帝中后期,政局稳定,四边无大征伐,本来正是励精图治之时,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一反常态,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吏部郎毕卓(字世茂)有首诗最能表达这些人的“精神境界”:“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贾南风这边,更是荒淫放恣,一爽到底。她先是借看病为名,与太医令程据搞在一起,肆无忌惮,“乱彰内外”。而后还觉得不过瘾,天天派人从宫外哄取美少年俊小伙入宫,败火过后,常常是杀人灭口,把这些“药渣”统统做掉。洛阳城南有个管治安的小吏,“端丽美容止”,平时工资微薄,忽然身上穿戴奇异,所佩珠玉皆罕见内廷之物。他周围的同事察觉其事可疑,禀报上司,派人马上把他拘押审问。这个漂亮小伙辩称:“先前遇见一个老婆子,说她家里有人得病,巫师卜卦说要一位居于城南的年青男人至家禳解,并有重酬。我贪财心切,就随她前往。中途换车,我被藏在盛放衣物的箱笼里,走了十几里,过六七道大门,箱笼一开,忽然见到壮丽精致的楼台殿阁。我问老妇人这是哪里,她回答是天上。马上有人过来伺候我沐浴熏香,好吃好喝过后,又给我换上华美的衣服,带入室内。屋里有一个妇人,大概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矮小,皮肤青黑,眉间有痣。我和她欢度数晚,共寝欢宴。临别时,这矮胖黑妇人赠我这些衣物饰品。”大概这个小吏床上功夫好,人又美貌温存,深得贾南风喜爱,故而留其一命。堂上堂下人听小吏辩说,纷纷窃笑,皆明白了事情原委,知道这位同事和当今傻帽儿圣上是“同情兄”,是替惠帝出汗出力。

  众人昏昏之间,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时世:“钱之为体,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纷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拨,怨仇非钱不解,今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除此讥讽之论以外,还有对国家大事切忧于心并泱泱作论上表朝廷的正人直士。太子洗马江统见迁居关中的匈奴等少数民族时有纷乱,便上《徙戎论》,以警朝廷。他先是旁征博引,历述先世夷狄,“怪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旧事,又讲东汉马援、魏武帝曹操迁移羌戎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移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关中土沃物丰,殷实富足,帝王常以此为都城,“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且,当时乘其部族衰弊,迁徙这么多戎狄之人于关中,汉族士庶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况随时间推移,繁衍众盛,“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伺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朝廷应该凭借当今兵威方盛之时,把北地、京兆等地的羌、氐各族,迁移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各附本种,返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虽然并州胡人(匈奴)、氐、羌等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但大晋一统后这些族属正处于“势穷道尽”的状态,“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皆成现实。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大地板荡,黎民涂炭,一发不可收拾。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把降附的匈奴人分为五部,立单于呼韩邪(魏朝当时改姓刘)为部帅,在当时的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和祁县、新兴(忻县)等地居住,渐渐与汉人混居杂处,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匈奴屠各族的刘姓贵族仍持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散居上党的还有匈奴别种羯族许多人,他们也常常遭受当地汉族地主的歧视与欺压,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扶风等地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仇恨的怒火”终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其时也,有识之士皆早已看出离乱战杀之征。“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索靖的《出师颂》书帖于2003年由嘉德公司拍出2200万人民币,由故宫博物院拍得。当然,此帖真伪很值得怀疑。)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任属下孙秀,在西北地区与雍州刺史解系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晋廷朝议后,以梁王司马肜接替赵王司马伦职务,征司马伦入朝为车骑将军。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朝中御史中丞,就在司空张华前力陈孙秀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就让梁王司马肜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惊惧,派好友辛冉携带大批珍宝到梁王处说好话,表示“氐、羌自反,非(孙)秀之罪”。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没什么过结,又收到一大笔好东西,自然不了了之。

  赵王司马伦入朝后,依照孙秀的谋划,大散珍宝,与贾氏亲族深相结纳,“贾后大爱信之”。与贾后搞好关系后,司马伦上表请求录尚书事,参预中央朝政,廷议时,张华与裴頠“固执以为不可”,由此,司马伦与孙秀深恨张、裴二人。

  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入朝,为日后的祸乱埋下了一大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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