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18世纪末从事写作的时候，康德是会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阐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哥白尼引发了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而且，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相当普遍地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概指科学、审美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进变革。那时，“革命”还很渺茫。因此，考虑到康德在哲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他关于革命、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18世纪的这些概念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学中的创新归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兴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话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权威著作《世界图像的机械化》（1961，299）中断言，“自康德以来，‘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一直是对某种见解或看法的根本改变的一个确定的表达，而且在科学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之间分界的实际日期”。大量论述康德思想和哲学史的著作都认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一场哥白尼革命相比较。几年前，开放大学（这是英国电视台在群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项大胆尝试。它给予那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到某所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人相当于学士的学位）节目“第二水平线”开设了“革命的时代”这一课程。其中两个主要的单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思辨哲学”，另一个单元的副标题是“道德哲学”。在第一个单元中，作者（维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学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从未明确把这个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创造。在第二个单元（汉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说，“康德本人并未明确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努力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正如他并没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人们也经常这样说），这个比较既适用于前者，同样也适用于后者。”
既不熟悉有关康德的文献，也不通晓哲学史的读者不可能知道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确信是如何近于普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家中间）。下面是我们随便选择的几个例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谈到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所计划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革命与哥白尼发动的革命相比较。（佩顿1936，1：7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康德声称引发了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发动的革命那样的哲学中的革命时他的含义了。（布罗德1978，12）
康德将这种设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较。（林赛1934，50）
他坚持认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损害经验世界的经验现实，就像日心说也不改变或否认经验世界的现象一样。（科普尔斯顿1960，6：242）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与哥白尼相比，并且说他已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5，707）
康德说他自己已经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罗素1948，9）
康德进行比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在两个假说中发现了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很久以前无人表示异议的基本假设的彻底修正。在一种情况下，假想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另一种情况是观察者的被动性。（韦尔顿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标志着他自己认为是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外，在其中没有什么哥白尼的东西……因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场革命来说，严格地讲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亚历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一个思想为“哥白尼革命”。（波普尔1962，180）
康德相信，他对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学中一场事实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哥白尼革命’，从而对问题作了简洁的陈述。（卢卡奇1923，11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将称他的哥白尼革命的东西……（谢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学说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个伟大的、个人的哲学成就。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曾几次提到。（奥伊泽尔曼1972，121）
关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兹1971，22－23）
康德对自己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而高兴……——这场革命可以与哥白尼在宇宙论和数学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动，他的“哥白尼革命”。（维尔莱明1955，358）
我们所作的这一系列引证使人们对哲学家的中间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更确信无疑了：（a）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认为他自己在哲学中的根本创新，是那场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像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时的时间随便翻阅一下图书馆的书架，就可以发现至少几十个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并且发表在由我们第一流的学术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百科详编》（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谓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部分，被形容为“详解”；1973，10：392）的权威说法是：
康德骄傲地宣称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地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
许多论述康德或哲学的著作都包含有关于“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1962，180）的章节。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讲座期间，在谈到“寻求确定性”时大胆地断言：“康德声称从有知识的主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在哲学中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演变[原文如此，应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后相当不谦虚地把他本人对哲学的贡献评价为与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样重要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又在他的《猜想与反驳》重新发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尔在此引证了康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获得它的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对此，波普尔评论说：“这个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称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思想”（p．180）。一本专门论述《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维尔莱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的已经出版的文献汇编中，至少有三篇论文谈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是“休谟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们谈了这么多之后，如果再说康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较，无论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我本人来说，看来肯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我肯定读者会充分理解为什么在最后编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时的德文本以及现在流行的三个英译本L．J．M．D．米克尔约翰，1855；马克斯·缀勒，1881；诺爱·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许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确信，在至少三种语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权威可能使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错误继续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讲座的听众中，是否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对他的错误的注意？在第三次国际康德大会上，就没有一个康德学派的学者曾经用德文或英文阅读康德的著作，并记得他实际上说的什么吗？在1974年以“科学与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的哥白尼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斯特奈克，1975）对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较（C．科恩，1975）。有一篇学术评论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克罗普赛，1975）。这篇评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卡尔·］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一场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产物”（105），但是评论者没有纠正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显然也没有任何一位读者这样做。
那些论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实际公康德的所谓类比提供了根据的作者让读者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于1781年）。我们一会儿将看到，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对科学（数学和实验物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知识发展中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关于哥白尼康德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引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页，即Bxvi页）：
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以“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之假定，不能说明天体之运动，哥白尼乃更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以试验其是否较易成功（《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3页）。
这里，人们不必是一位德国学者，甚至也无需对德国语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引的这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图”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场革命而言”。在今天人们公认可靠和权威的译本中，诺曼·肯普·史密斯将康德所说的“哥白尼的最初设想”改为“哥白尼的基本假设”。这也许可以提供对康德的意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康德本人简单的和明确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给原来德文中的短语加了一个脚注。他的译文是：
因此我们恰恰应当依据哥白尼的基本假设[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进行。由于依据“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这个假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他作了这样一个尝试：假若让观察者旋转，而星球静止不动，那么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释（1923）中，读者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写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中，人们假定，行星表面运动的所有复杂性都是现实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中，人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有一部分是由于观察者在一个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而产生的。比较早的形而上学也作了类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征（现象）都具有超出认知心灵之外的一种现实性，正如行星运动的复杂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学家看来也具有现实性一样。然而，康德的新观点设想：我们知识的对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们的心灵与我们感觉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康德对‘物自体”（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区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传统观点，因为在天文学和数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未遭非议的一场革命，或对一个基本设想的彻底修正”（韦尔顿1945，77）。也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假定的是观察者的静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设想的是观察者的被动性”。许多哲学家指出，康德的所谓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贝特兰·罗素（1948，9）所说，“康德说他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说完成了一个‘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会更准确些，因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从此推翻人的权威地位的中心”。
无论康德的实际意图如何，他显然而且肯定不是说他完成了（或将完成）形而上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一整段话（B xvi）不包含任何这样的说法，而且它既没有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提到在形而上学中的任何革命（无论是实际上的或是即将来临的）。但是，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却存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一场革命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没有提及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开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识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陈述康德的革命观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两个地方——它们都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个注释中。在这个注释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释了“天体运动的根本规律”——大概是开普勒的法则——如何“给予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为一种假说的东西以已证实的确实性，且在同时又产生出联结宇宙的无形力量（牛顿的引力）的证明。”康德又说，假若“哥白尼不敢于在观察者中而不在天体中探求所观察到的运动”，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将永远木会被发现”。在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发现康德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即他相信曾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它们甚至可能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是到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方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句子确实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认为的“与[哥白尼的」这个假说相似的观点的转变”的作用。就[哥白尼的」这个假设而言，康德“在这个序言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它总是假设的）的这些最初的尝试的特点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断言——这个假设将“在《批判》本身之中，从我们关于时空之表象的性质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证明其为必然的，而非假设的”。
在康德的论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时以及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段落中出现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与革命的观念无关。简而言之，一场自称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历世纪末所谓的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样，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性。尽管在著名的杂志上至少有三篇学术文章试图告诉广大的哲学家们康德并没有把他的贡献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罗斯，1937；汉森，1959；恩格尔，1963），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仍然给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个显著的位置。
康德对于科学中革命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是值得注意的。18世纪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以及在科学中产生某种全新东西或直到那个时候才存在的某种东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飞跃，推动科学向前发展。康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所谈到的第一场革命是找们知识的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场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词的新的含义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这个术语而言，严格地说，康德是一个新思想家（现代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拥护者；他所说的“革命”不是指某个循环的变革或某个盛衰，或回到从前的某个更理想的状态，而是与过去进行完全而彻底决裂的一个根本的、前进的步骤。
在康德看来，第一个革命发生在数学之中并且在于把一种陆地测量的经验知识转变成一个演绎体系。“真实的方法”如同“在论证等边三角形性质的第一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显现的”“新的光明”而被发现。关于这件事，康德说（1929，p．19＝B xi-xii）：
他所创建的真实的方法，并不在检验他在图形中或在图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见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图形之性质，而在发现所必然包含于“他自身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现此先天的事物于他自身的构成方法，以把它表现于图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确实性而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之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这里把“科学的荡荡大道”与“盲索”作了对比。这个对比或差异并不总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说，在逻辑中，理性仅论究其自身，但在科学的几何学中，理性则被用于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几何图形——尤其是等边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于认识到，“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对概念的分析都无助于我们证明任何数学的真理”（佩顿，1937，366）。仅用眼睛观察，或者依靠检查以确定等边三角形的性质是不够的，考察关于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运用……康德所说的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天地展示与我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觉。”因此，“康德认为最早的数学家的发现似乎是”（同上）：
必须依据他本人思索的并先天地展示出来的合乎概念的东西构造图形；而且，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识，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据他的概念所加入于图形中的东西外，绝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认为（1929，19＝B xi），几何学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必定是由于某一个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这个人指出了“这门科学必须进入的途径，遵由这个途径，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时代及其无限扩展中的确实的进步。”
康德坚持认为，“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远比发现绕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线要重要得多”。然后他又提到“这场革命的纪念”。所以，在一页之上几行文字之中对革命有三种不同的提法（两次是作为“Revolution”，一次是作为“Veranderung”提出来的）（p．19＝B xi）。
在紧接在后面的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从数学转向“自然科学——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建立于经验的原则之上的”。自然科学花费了比数学长得多的时间才进入“科学之大道”的。康德说，“只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培根才“部分地开始”这个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经走上”创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道路的人们中间激起了新的生气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饰地“推溯实验方法史的正确途径”。在此，他仅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尔这几个人的实验以为例证。他断言，物理学经历了一场“其观点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对于康德来说，“物理学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据的‘幸运的思想’是，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的渊流而不能知而只能从自然学习的东西，理性必须在这个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于自然之中的东西作为其指导”。正是在这方面，“自然研究在数世纪的冥行盲索以后才进入科学的坚实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话的起源
在讨论了数学以及实验的或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之后，康德转向了形而上学，“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p．21＝Bxiv）。他把这一学科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了比较。他指出，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由于一场突发的革命而变得今天这样繁荣的”（pp．21－23＝B xv－xvi）在这个讨论的第三页上出现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这样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可以逐字译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这里，康德的观点显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的看法向一个旋转的观察者的观点的转换。他表明，当人们使观察者的运动脱离太阳、行星、恒星的已观察到的或表面的运动时，那么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逻辑在先而非历史连续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说哥白尼开始或创始了——天文学中、科学中或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那么他又为何不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前面几页，他还在讨论科学中的革命，而在这一页一开始他又谈到科学中的革命，显然，这样一场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认为有一场哥白尼革命，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没有这样说。这个事实在讨论康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被置于其中的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候，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当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开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导致注释者们认为康德提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说，他认为他的书给予形而上学以科学方法的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哲学家应当尝试模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为同样的理性知识类推于形而上学的模拟可能允许的范围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后，康德又谈到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一种成体系的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一件不可轻视其价值的礼物”，因为“理性将因而能遵循科学的坚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没有审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说形而上学中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一场革命吗？康德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他的论述的目的在于“改变当前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遵循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学中发动一场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纪科学家——西默尔、拉瓦锡、马拉——的行列。这些科学家都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引发和制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没有说这场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举哥白尼或天文学为证。因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场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说过，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是（或将是）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又怎么可能是如此错误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论述了形而上学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个比较长的脚注，其中谈及哥白尼和牛顿。注释者们的错误可能由于把关于形而上学中的革命的句子与前面的那个脚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康德用的是“几何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学家的例子，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可能的（尽管是未必有的）联系都是与一场牛顿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联系。无论最初错误的根源如何，作者们显然是彼此以讹传讹，而没有仔细审查其来源。尽管有三个关于康德从未描述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诫，而区也没有多少人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发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这个错误在哲学文献中还是年复一年地存在了下来。
正当我完成对这一章的最后修改时，我又见到四本继续存有这个长期错误的书。一本是罗杰·斯克鲁顿写的，作为“昔日名人”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强调“康德所说的他在哲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一部伟大的杰作（初版于1918年）。这部著作已译成英文。书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导言”（1981，vii）一开始就讨论了“康德在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在其中还读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把这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先验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尔特·考夫曼写道（1980，87—88）：“康德声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个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颠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对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聋的攻击”，因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学史辞典》（1981）中有一个论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条目，它强调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哥白尼“将一种日心体系引入天文学”，其二是“这样一种体系以带有开普勒所提出的椭圆形轨道的经过修正的形式在17世纪牢固地确立起来”。该条目最后评论到：“人们同康德一样，用‘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够促进思想进步的观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这同一本辞典后面有关康德的条目中，对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任何涉及。
把哲学或形而上学中一场自称的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康德并非最近的发明。在1799至1825年期间，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讲座中——公开说，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经着手进行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法国人夏尔·德·维拉尔把大量解释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献给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击者》中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维拉尔说道，康德对人类知识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需要一个类似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完成的革命”（p．7）。然后，维拉尔用与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时（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术语和措词，解释了康德革命的性质。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学》中（1801，PP．Viii－x），维拉尔暗示，笛卡尔、拉瓦锡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经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十六年后，维克托·库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话题。库辛是他那个时代阅读最为广泛的哲学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书有许多版本并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持讲座期间，把康德与哥白尼革命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些讲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编者为此所写的“按语”说，这些讲演是在法国大学中对康德体系的最早介绍（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们清楚地知道，库辛在1816年也讲授过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时，他的德语水平特别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当他能够从德文原文阅读康德著作时（1：255，n．2），库辛解释说，“康德在形而上学中引起了一场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发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讲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库辛说，“康德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革命；他充分认识了他所处的时代并理解了时代的需要”。然后，他又用与他在1817年的讲演中几乎相同的语言重新概括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1818年，菲利普·阿尔贝·斯特普费尔写的一篇论述康德的重要文章被收入参考著作《全传》第22卷中。该文的一个脚注解释说，夏尔·德·维拉尔本来在写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又让斯特普费尔代劳，因为即将离开人世，故他无力赋予这篇论文以预期的形式。斯特普费尔讨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但在第239页他又称第三版），并且明确把完成哲学中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归于康德。他说，康德“认为他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引发一场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已在自然科学中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是康德本人的思想”（p．239）。在pp．239－240，斯特普费尔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思想，最后他明确地提到哥白尼：“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由于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所以，我们将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类似于库辛的描述的这个陈述，将使康德具有托勒密而非哥白尼的地位。但是，无论库辛还是斯特普费尔，似乎都没有像后来人那样认识到，可以把这场革命叫做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1825年，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第20卷）中一论述哲学的条目里，托马斯·沃格曼从《全传》中引证了一段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相联系的文字并译为英文。虽然这段文字是由斯特普费尔所写，但是沃格曼却把这个条目归维拉尔所为。根据沃格曼的译法（p．151），康德“认为他注定要在思辨科学中完成一个类似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鲁土人哥白尼在自然哲学中已经完成的革命；这个类比的想法最初是由康德本人作出的”。沃格曼继续随着斯特普费尔发挥。斯特普费尔最后得出结论说（同上）：“我们将不再围绕事物旋转，而是在使我们自己成为它们的中心的同时，使它们围绕我们旋转。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
沃格曼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书》有关哲学的条目及其他条目中把康德与革命和哥白尼联系起来。在关于哲学的条目（1825，129）中，沃格曼对康德和哥白尼展开了充分的比较，同时又特别指出：“我禁不住对这两位伟人进行有希望的类比。康德创立了一种与哥白尼的理论同样富有想像力的理论；而且，如果它像哥白尼的理论那样经受住时代的检验，那么它将引发和完成的革命同样也将是光荣的”。
维拉尔（1799）、库辛（1817；1820）、斯特普费尔（1818）和沃格曼（1825）并不是在这个比较早的时期把康德与哲学中的一个哥白尼革命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几位作者。另外一个人是斯塔尔夫人。在1813年伦敦版的《论德国》（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第一个版本，因为1810年的巴黎版在法国被禁止发行，那时，该书的印刷尚未完成），她断言（3：13-14）。
路德说，“人类精神就像是马背上的喝醉酒的农民；当他在这边起来后，他又倒向另一边”。所以，人在他的两个本性之间不断地来回变动、摇摆：有时，他的思想使他脱离他的感觉，而有时他的感觉又吞噬他的思想，而且他又企图把一切都归于思想或感觉。不过，在我看来，诞生一种坚定的学说的时刻已经到来。形而上学必将经历一场像哥白尼在宇宙体系中完成的革命那样的革命。它必须把我们的灵魂重新放回到那个中心去并使之像太阳那样转动：外部的客体环绕着它而运动，并且从它那里获得光明。
这段话是斯塔尔夫人在谈到培根时说的，但是，在《论德国》的同一部分对德国哲学的进一步论述表明，斯塔尔夫人所思考的是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般）和特殊的康德哲学。
斯塔尔夫人并没有说康德本人期望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维拉尔说康德认为这样一场革命在形而上学中是需要的。库辛认为，康德着手在形而上学中引发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斯特普费尔说康德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思辨科学中造成这样一场革命。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斯特普费尔的讨论概括说：“C’est larevolution de Copernic”，沃格曼译为：“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人们也许注意到，除去维拉尔之外，所有这些作者都把康德对“哥白尼的最初思想”的类比发展成为一个隐喻，这个隐喻远远超出了康德在直接谈及哥白尼的文字中实际上所包含的鲜明性和含义。
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例子是大为有趣的，因为他是18世纪80年代康德哲学的一个著名的宣传者和解释者，而且，他还谈到康德著作中对革命和哥白尼的论述。莱因霍尔德似乎并没有专门就一场哥白尼革命明确写过著作或文章，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段可能使其他人把康德与一场哥白尼革命联系了起来。莱因霍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探讨是比较早地介绍和描述这部著作的辅助材料之一。这个探讨见于1794年他的《纠正过去哲学家的误解》一书第2卷中。在第7部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理”，莱因霍尔德论述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他说，康德在该序言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指明了形而上学迫切需要通过“批判”来进行的“思想转变”（p．411）。接着，他又相当详尽地摘引并评释了康德关于革命的言论（pp.411－415）。在第415页上，他把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相隔几页的两种陈述并列在一起（见B xvi和xxii页）：
“这种情形正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况相同。哥白尼假设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因此不能很好地说明天体的运动。于是，他假定观察者旋转，恒星静止不动，以尝试其是否更易于成功”。——“依据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确立的例证，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以改变迄今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程序，这种尝试即纯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在此，这些段落是未加修饰逐字逐句直译过来的，所以，人们也许会明白，它们的并列怎么可能影响到后来的读者并使他们称康德在形而上学中的革命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莱因霍尔德本人并没有明确说过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尽管他认为康德“创始并引入了现在完全不可避免的革命”（pp．415-416）。
然而，早在1784年，莱因霍尔德（p．6）就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革命。而且，在他著名的《康德哲学信札》的第一篇信札——这篇信札写于1786年8月，因而早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莱因霍尔德就已经把康德与革命（pp．124—125）和哥白尼（p．126）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两者合在一起从而使康德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发起者。
在19世纪中叶，威廉·休厄尔非常谨慎地对康德本人的论述作了忠实的概括。在他的《归纳科学的哲学》（全称为《以归纳科学史为依据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中，他写道：“康德的见解所引起的沉思人类知识的习惯方式中的革命是最全面的。他本人完全不公正地把它与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所引起的变革相比较”。休厄尔让读者参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xv页”，他明确把康德关于形而上学中一场革命的论述与哥白尼所引入的新的观点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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