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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没有教给她

  可怜的朱小红其实什么也不懂,她从未领教过男人的凶猛,在男人的践踏中,她只会痛苦呻吟。在被践踏之后,她想的不是应该走或者是不走,而是她应当属于谁。这个问题电影里没有教给她,在一阵痛楚过后,她很自然地就想到了。

  她的双腿似乎已经被绳索捆牢动弹不了,一道异光把她死死地罩住,她觉得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留下来。自己的身子破天荒地被那个男人占有了,她就应该属于他,她很难想象,今后她还会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现在的年轻男人,头发都是这么长,身上都是这么臭。

  朱小红听说让她走,就哭了。那男人这么狠心,和人家搞完了就让人走,一点惜香怜玉都不会。她只有过这么一次,那男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把她占有了,她也没有怎么抵抗,其中有没有男欢女爱的意味?她弄不清她爱不爱他,也弄不清他爱不爱她,只知道那男人把她搞成了女人,她想起一个词儿,她已经不再是处女。

  这个蓬头垢面、爱抽烟的男人,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虽然有些粗鲁,可是朱小红却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喜欢这种气势。在她印象里,男人似乎就应该有这种气势,电影里的男人都是这样,所以她只好束手被擒乖乖让那男人摆布。

  于是,她想起另外的一个名词“同居”。电影里许多青年男女,都是没举行过婚礼就住在一起的,婚礼也许是个形式,这个形式到底有多大必要,她不清楚,反正现在只好这样了,只好同居,那样可能会有个比较稳定的结局,可能会拴住这个蓬头垢面、浑身有着一股子烟气的男人。

  妈妈知道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太难了,她不知道。10

  刘白沙的婚姻生活也是十分坎坷。

  当年,刘白沙的父亲曾经在一个中央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开始不久,他父亲见势不好,于是就托病在家休息。后来,这个单位被撤消了,中组部的军代表把他的父亲分配在青海省,而把他母亲分配在了内蒙古。

  他父亲一气之下,干脆来了个不服从分配,拒不前去办理手续。军代表是八三四一的,腰杆子很粗,人家哪里管这一套,结果把老两口的人事关系和党的关系都放到街道办事处,他父亲成了行政八级的街道干部。他老人家是平日只是到了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办事处一趟,办事处的上上下下没人搭理他。

  那时候,刘白沙在延安插队劳动,与邻村的北京女知青毛欣如相恋,好得死去活来。后来毛欣如怀了孕,两人未征得家长的同意就草草结了婚。婚后不久,两人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他们把女儿送往北京的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小妹,爷仨儿美滋滋地过着日子。

  刘白沙和毛欣如小两口在农村里互相依靠着,生活得既清贫而又恬静。

  没多久,毛欣如的父亲获得“解放”,调离北京,被安排在Y军区工程兵当副司令,没几天就升了司令。父亲当然挂念在农村劳动的女儿,于是,一个电话,毛欣如从村儿里飞了出来,在军区血站当了护士,半年入党,很快就成为一个解放军干部。

  刘白沙的表现也不错,他玩命努力,终于入了党,还当上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可是一个村子的民兵连副指导员算啥级?怎么能跟红领章、红帽徽的军队干部相比?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一下子变大了。

  没多久,毛欣如的母亲带着警卫员,亲自来找刘白沙谈话,说毛如欣年轻不懂事,与他结婚是一场错误。现在毛欣如觉悟了,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提出离婚。

  刘白沙是何等样人,他岂能吃这一套?照他原来的家庭地位,怎么会把一个毛夫人放在眼里。他断然拒绝,说错误不错误毛欣如她自己知道,反正孩子都有了,不离!毛欣如的母亲也不跟他多说,转过身去带着警卫员离开了村子。

  不几天,大队支书就带着县里的民政干部来了,这民政干部上来就大谈路线斗争、军民关系等等,非要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刘白沙一顿臭骂把这家伙骂跑了。从那以后,没人理他了,村里代替他把离婚手续办了,毛欣如也没有信来。

  直到第二年春年,才有人告诉他,毛欣如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而且是两个。男方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济南人,老爷子是个军事测绘学校的教育长,那男人的母亲原是部队一所医院的儿科教导员,五十年代末,那所医院定为军级单位,于是她也就水涨船高,成为正师职。可虽说是正师,履历上却写着只担任过儿科教导员

  好歹人家是军队干部,与毛家凑合着算是门当户对。

  刘白沙丢了老婆,又气又急,抱着脑袋朝墙上撞,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只有离开农村,回到北京。他是1971年回的北京,和女儿小妹一块儿过了五年没粮票儿的生活,还是多亏了家里老人省吃省喝照顾着,他才得以挨过了那五年时光。

  后来,刘白沙才听别人说,当初,毛欣如的父亲为了把女儿从农民、从刘白沙的身边分开,用尽了办法,把女儿关起来,还躺在床上装病,动不动就老泪纵横。毛欣如原本不是轻浮的女子,但她软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几经精神痛苦的折磨,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父亲一手导演的结局。

  后来,毛欣如从部队转业,恰逢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她就独自留在北京做了律师。

  刘白沙好好的一个家庭被拆散,他憋了一口气,咬牙发誓非弄出个样子来给毛家的人好好看看。恢复高考以后,他不去考本科而是一举考取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S部兵改工办公室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父亲被重新起用,担任了更重要职务。当时,有关各部门也正在提拔年轻干部,于是刘白沙青云直上,仕途一路顺风。一路升迁,很快成为副局级的干部。

  刘白沙这家伙从小就有点好色,八九岁时就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一会儿说要钢丝床上闹斗争,一会儿又说要强xx什么人,他爱胡说八道,人长得又龌龊,所以大多数女同学都不愿理他。尽管如此,他憋不住,还是到处乱讲,整天娘们儿、娘们儿的不离口,可能都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

  兄弟姐妹六个,就属刘白沙最调皮,因此老爸没少揍他,老爸揍人很重,揍他的时候。还喜欢大声骂街:“狗日的,娘老子打的就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狗日的!”

  他老爸的脾气大,训人的样子很可怕。小时候,他曾经看见老爸在办公室里训斥部属,手插腰、挥胳膊、吐沫星飞溅,声音大得差点把玻璃窗震碎,老爸威武的形象让他羡慕不已。

  刘白沙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到老爸所在单位食堂吃中午饭,吃完饭就往办公楼里乱跑,人家都知道他是副部长的儿子,没有人管他。他跑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看见一大堆白头发、谢了头顶的领导干部正在开会,老爸堂堂正正地坐在中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谁是谁。老爸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搓脚丫儿泥,还把泥卷儿弄成小球放在鼻孔上嗅。刘白沙很奇怪,脚丫儿泥多臭啊,有啥好闻的?

  回家后,他怀着好奇心,学着爸爸的样子,搓点脚丫儿泥闻,开始觉得臭不可闻、恶心得想吐,闻着闻着,觉得味道变了,味道很特别,有点儿想闻了,再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臭的有臭的好处,臭豆腐不也挺好吃吗?他老爸爱吃臭鸡蛋,而且一吃就好几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老爸经常和一块进城的战友们开玩笑说:“不吃臭鸡蛋就不懂得钢丝床上闹斗争!”

  “钢丝床上闹斗争”这话老爸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也常说,还写进了老爸的文集。不过那书里表达的方式很科学,让人听了发人深省:“要牢记革命传统,警惕钢丝床上闹斗争!”

  这句话听来像句口号。老爸的意思是防腐蚀永不沾,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刘白沙听老爸讲了好些年,一直弄不明白。

  一天,他和老爸乘坐伏尔加牌小汽车,缓缓地行驶在开往万寿山的林荫道上,路不太平,车身一晃一颠的,刘白沙却觉得十分舒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拉着爸爸的衣襟问:“爸,爸,这车座子像不像钢丝床?”爸爸正透过车窗观看街道上烤白薯的小摊儿,思考市场供应问题。爸猛地听见儿子的话,一时没有缓过劲儿来,便随口说:“像,当然像!”

  刘白沙又接着问道:“爸,钢丝床上怎么闹斗争呀?”

  司机老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他听见小刘白沙的话,不禁“扑哧”笑了。司机一笑,倒让老爸提高了警惕,他忙严厉教训儿子:“小杂种,谁教你的?”刘白沙不服气:“不是你说的吗?爸!”

  老爸瞠目结舌,肚子气得鼓鼓的,满脸铁青,老爸真的要发火了,司机老廖不敢再笑,刘白沙也不敢穷追不舍地问。那天回家以后,老爸把刘白沙好揍一顿。

  后来,刘白沙再也没听老爸说过钢丝床上闹斗争之类的话,反右倾、整社、四清,接着一连串儿的政治运动都来了,老爸的嘴巴封得很紧,再也不敢胡乱讲话。从那时起,老爸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般发言稿都由秘书拟好,经过多次修改才敢在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不准妻子和儿女们随意在纸上写字,不准在晚上拉紧窗帘之前打开电灯,不准听收音机短波广播,不准随便议论国家大事或者某一位领导,不准在机关食堂里吃大米饭熘肝尖儿,更不准哪个女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他,谈工作也不行。

  爸爸从那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都看成不得了,可是老爸哪次运动也没跑得过去。

  1959年他虽说没轮得着上庐山,可是并没有躲过一劫。因为他说过周小舟本是个有水平的文化人,还说贾拓夫曾经冒死救过刘志丹。结果,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批判了半年。

  1960年他就更倒霉了,那几个爱搓脚丫的人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几个要命的数字搞错了,把粮食的亩产量说成总产量,这还了得?结果被一个新华分社的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刘白沙的老爸是这几个人的头儿,是一小撮儿官僚主义的头儿,因此被降了一级。

  “文革”时,刘白沙的爸爸当然更是逃不过去,造反派揪住那句“钢丝床上闹斗争”不放,说他是走资派、大流氓,害得他好长时间翻不过身来。

  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解放,并很快就被重用,担任了要职。那是个大平反、大换班的年月,许多老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好容易熬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出来工作,可是年纪都已经大了,身体也都不行了,总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刘白沙他爸爸就不同了,他心宽体胖、头脑清醒,开会一开开到夜里十二点,谁能比得上他?

  大家都纳闷,这老头子怎么越活越精神了,莫非有啥养生术?刘白沙把这话转达给他爸听,他爸听了那份儿得意,颇为神秘地跟儿子说:“信不信,这是吃臭鸡蛋吃的!”他爸终于又敢开玩笑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刘白沙也跟着笑。

  爸爸的性格对刘白沙影响很大,自从当了官,他嘴巴上干净了许多,他时刻想着他是老爸的儿子,努力学着老爸的样子。

  他也规定了许多个不能,除了在酒店不看外国电影之外,还有不准在会议桌上坐错了座次,不准与部长系同样的领带,不准让死对头抓住了他的短处,以及不准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儿等等。这些不能都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比起老爸那几个不准,深刻多了。

  他外表看起来庄重,开会的时候一套套的,要求别人甭提多严格,其实那些都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好色。

  在市兵改工办公室,刘白沙的行为检点是有了名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正人君子。他出差在外,尤其注意影响。男人放单飞等于获得了自由,在大酒店里与女服务员随便开个玩笑,看个外国片儿什么的也不算问题。在这方面刘白沙与其他男人并无差别,他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子耍贫嘴,也常看那些有刺激性的外国片儿,可是他却特别小心,从不在同事面前露马脚。

  有一位同是副局级的老朋友来酒店里看他,敲门前先在门外听,听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有“呼嗤、呼嗤”喘气声,还有个女人在“嗷嗷”地叫,于是这人乐了,心想可真抓住了刘白沙的现行儿。

  等那人敲门进去一看,只见刘白沙神态自若地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电视里放的是小猫、小狗的动画片。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刘白沙胡乱应付一番,把那人哄走了,然后关上门,重新换台,接着看黄片儿,一边看一边得意地嘿嘿笑:“妈的!想抓咱的现行儿,门儿都没有!”

  他任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不久,有关部门从方便工作出发,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女秘书,得到这个消息,他暗吃一惊,第一感觉就是有人要害他。于是他把综合处长找来,大发雷霆:“谁要女秘书?哪个想要就说话,反正我不要!作为党的干部,时刻要考虑影响,懂吗?”

  刘白沙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依照他的逻辑,用了女秘书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等于说有了女秘书就一定会出事儿,一群干部领着一群大肚子女秘书,岂不是一幅深有寓意的漫画?于是乎,大家知道这刘主任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严格要求也罢,死要面子也罢,说白了就是装洋蒜!

  刘白沙活得很累,他既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同时也要防备同僚和底下人设计陷害他,他懂得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敢胡乱训人,不是他不想训人,主要怕得罪人,怕人报复他。为了这,刘白沙在兵改工办公室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整天琢磨些“与人奋斗”的事儿。

  一个姓褚的处长上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最后考试不及格,他为了使自己的履历表好看,于是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毕业证书。刘白沙知道以后不仅不追究,还经常在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这能干那能干,结果弄得这个处长见了刘白沙的面儿就心虚,他老是感到刘白沙的眼神儿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兵改工办公室一把手调走了,上面下了一个通知,把兵改工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破格提为部长助理,分管工改办。这人的岁数比刘白沙小,资格比他浅,学历比他低,一转眼就成为他的上级领导,这件事让他很是恼火,他关起门来,独自发了半天火。可在新领导的面前,他毕恭毕敬,谦逊得一塌糊涂,有事没事都要登门请示。背后却一遍遍地咀咒:脑袋那么小,屁股那么大,笨得跟什么似的,就不相信他部长宝座能够坐多久,看谁活得过谁!

  在刘白沙的眼中,官场上的事就跟草原上的生存斗争一样,只有一只可怜的小羊,为了争夺生存的有限空间,老虎来吃,豹子来吃,狼来吃,鹞鹰也来吃,这些凶残的野兽们为争夺这只小羊,互相戒备、互相敌视,最后拼斗起来,打了个你死我活。小羊被撕碎后,草原上的小鸟和爬虫也会争着去咀嚼残羹剩肴。

  刘白沙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不久,很快又结了婚,妻子叫路薇,出身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是一个贤惠的、有着传统性格的女人。那时刘白沙还没有正式工作,路薇开了一家小小服装店,凭着微薄的收入,把刘白沙的女儿小妹扶养大,路薇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

  为了缩短和丈夫的距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路薇凭着毅力考上人大函授学院,而且一直读完了本科,她学的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道桥公司当助理工程师。

  可是,刘白沙已不是以前的刘白沙了,他当了副局级干部,差一就点进入了高层,他的生活范围里有着许多美丽、出色,足以让他心动的女人。他突然想起,这些年工作岗位老是变,那老婆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他老是想着报复背叛了他的毛欣如,怎么报复?那就找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年轻的、惊艳人间的女人,看你们毛家眼红不眼红!

  路薇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座小桥,走过来后就不想再走回去。

  那天,他被朋友拉去北京饭店观看服装模特儿表演,认识了时装报社的摄影师苗梁子。

  这苗梁子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擅长美术摄影,又师从著名摄影大师学习美术摄影,由于天赋和勤奋,她成就斐然,三十岁就蜚声摄影界,还成了中国美术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她探访过很多名山大川、寺庙古刹,到过西藏、新疆,云南等不少充满神话的地方,创作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她的《摩梭人的屋檐》在东京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她人长得不俗,颧骨微高,脸颊丰盈,有着印度女郎般的大眼睛,鼻梁纤巧,红唇性感,皮肤白净,举止婉约大方,人们都说她是中国美术摄影界第一美人。只可惜机缘不到,三十出头了,这位才貌双全的苗梁子还待字闺中。

  那天,刘白沙与苗梁子,两个人一见面就坠入爱河,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没多久两个人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于是便在外边租了房子,悄悄地住在一起。

  苗梁子可不是让人占便宜的女人,刘白沙有这顶乌纱帽,还有高干背景,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配偶,现在刘白沙已经落到自己的怀里了,她怎么能轻易放过?她死活要嫁给刘白沙,还逼着刘白沙跟妻子离婚。

  刘白沙金屋藏娇,正感觉美得不行,苗梁子的逼婚让他从乐不思蜀的美梦中醒过来,他越想越害怕,他这个副局级来之不易,假若让外人知道自己乱搞男女关系那还了得!他既舍不得娇滴滴的美人,也舍不掉那顶乌纱帽,他左右寻思,认准了万水千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赶快离婚,与苗梁子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于是,刘白沙很快向路薇提出离婚要求。

  路薇天生的脾气好,不吵也不闹,任凭丈夫软硬兼施,只是死活不松口。她一眼就看出丈夫有了花花肠子,说什么感情有了距离、共同语言没有了,全是骗人鬼话,一准是在外头有了新的女人!她知道刘白沙虽然好色,但是更加喜好那顶乌纱帽,心想不离你有什么法子,你闹吧!闹大了,让部领导知道你乱搞,你喜新厌旧,难道你不害怕,搞女人把官儿搞丢了,看你还敢乱搞?11

  宋沂蒙刚上任,大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一番事业的劲头,起初,总经理戴学荣对宋沂蒙的积极做法还是很支持的,宋沂蒙的请示报告打上来,一般不做大的改动,每次都用大号铅笔写上:同意。

  有一次,宋沂蒙建议召开群众座谈会,对中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进行评议。这看来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戴老板一反常态,把这份建议书搁置了三天,未做任何答复。紧接着,宋沂蒙又呈报了第二份建议书:《关于在干部、职工中进行思想状况分析的请示报告》,可是,这份东西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用红笔写着:暂不拟行。

  宋沂蒙心里发毛,两份报告被枪毙,这可不是好兆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妥。左思右想,他感到这两份东西都的确太敏感了,可能触动了哪根神经。他很后悔,不该那样急功近利,可是报告送上去也收不回来,他越想越后悔。

  冬天到了,一个迹象出现了,公司机关内部出现了人事变动,综合处新来了一位正处长,是个中年女同志,原来是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名字叫马珊。同时,她还被增选为总公司的党委委员。

  马珊是个东北人,人高马大,体重也很有水平,从背后看,简直就是一个男子,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不该有肉的地方也有肉。从正面看,她的皮肤不黑不白,脸庞圆是圆,就是稍微有点扁,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脸上还长着不少青春痘儿,人家说她是老闺女,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心里一定着急上火。眼睛小是小点儿,可是个双眼皮儿,鼻子方方正正,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快人快语、能说会道。这马处长很有表现欲,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走起路来也有派头,一个女同志迈着阔步,处处惹人注目。

  她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曾经在商店里当过售货员。实际上也就是个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后来也不知从哪里弄到个研究生学历。后来,她从省分公司调到总部工作,成为中央直属企业人才库里的一分子。那两年,公司缺少这样高学历的年轻人,她先是在业务部门干了一年,很快就成为戴总跟前的红人,担任了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升为副处级。现在又放到综合处,直接担任正处长,掌握着重要权力,是总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据说,这位新处长很欣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个为了挤进上层社会而不择手段的小人物。只不过于连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那个男人一样,都出生于贫困人家,都想出人头地。人们只知道13世纪的法国是浪漫的,而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更加浪漫,中国这么大,天地这么宽,机会这么多,人人都在生存中竞争,今天你是下层人,明天你就可能是人上人,而完全不必担心丢掉头颅。

  马珊捧着《红与黑》,从东北来到北京,准备在这个大舞台上小试身手。

  新处长上任当天,宋沂蒙就感到了压力,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身材魁梧的马处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这种人别看长得粗点儿,心眼儿准保比绣花针尖儿还要细,你无论如何也看不透她的内心。她夸你的时候,也许手里就握着拉弦儿的手榴弹,在她手底下干活儿,不得不留点神。宋沂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紧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新处长做了详细的沟通汇报,并且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马珊也一眼看透了他,马珊觉得宋沂蒙对地方情况不熟悉,内心里却是野心勃勃,他脑子聪明却不知从何入手,不爱说话、手头勤快、思想顾虑很多,他有着一般男子汉的锐气,胆子却很小。

  宋沂蒙万万没料到,新处长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听完汇报以后,马珊乐呵呵地对他说:

  “检讨什么呀!小宋,我觉得前一段处里的工作挺有成效的,你搞政工比我内行,今后得向你学习呀!我来之后,你别有顾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的说!”马珊没有称宋沂蒙为宋副处长或者宋处长,而是学着戴老板的口吻,管宋沂蒙叫小宋,等于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也是一种信得过的态度。听马珊这么说,宋沂蒙也踏实多了,提着的那颗心总算落了下来。

  马珊对宋沂蒙很放手,对他分管的那块儿工作,不过多地干预,原先被老板搁置的报告,也经过马珊做疏通工作,很快被批下来。宋沂蒙把马珊看作观音菩萨,因此对她十分尊重。正副处长两人有一间共用的办公室,宋沂蒙很积极,每天上班以前,都会主动地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暖水瓶灌得满满的,其他零活儿,例如取报纸、接待客人等等,他都抢着做了。

  马珊很满意。两位处长的合作十分默契,而且愉快。但宋沂蒙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女处长的厉害。

  这天,马珊一改平日衣着朴素、整齐的习惯,外面罩了一件奶黄色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中式对襟布面夹袄,下面穿着一条裤线熨得直直的毛哔叽裤,脚上穿了一双擦亮的半高跟皮鞋。人显得格外干练、精神。

  综合处是一间大屋,里面有个套间就是两个处长的办公室。马珊“咯噔噔”地走了进来,处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的资历大都不浅,谁也不服谁,马珊的到任,让他们的内心不平衡,可是表面上谁也不说什么。

  马珊进了处长办公室,冲着正在看报纸的宋沂蒙投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哟,小宋这么早就来啦?”宋沂蒙连忙起身招呼,马珊今天格外用心的打扮以及含有几分亲密的眼神让他感到意外,觉得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

  马珊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有意无意地用手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微笑着对宋沂蒙说:“小宋,你觉得老张的事咋处置?”

  马珊说话带东北口音,才几天,宋沂蒙也学得舌头不打弯了。他叫马珊为处长,而且第二人称用“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意,且无僭越之心,同时也为了保持一定距离。

  马珊说的老张,指的是处里一位副处级调研员,最近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和老婆打了一架,一拳打过去,竟把老婆的鼻梁骨打断了。这下可麻烦大了,老婆把老张告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暴力。派出所的同志到单位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说老张的行为已构成一定程度伤害,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如果单位同意的话,可以将其行政拘留几天。

  宋沂蒙对这种野蛮行为并不同情,见马珊再三追问,就蔑视地说:“他这是罪有应得,既然连他老婆都告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我看……”

  没等宋沂蒙把话说完,马珊立即把话截住,不再跟他商量,伸手抓起电话筒,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是刘所长吗?我是专卖外贸的马珊呀!对,对,老张的问题,我们研究过了,这是一个老同志啦,在我们单位一贯表现很好,是,我们这儿有好些工作还离不开他,我们建议让本单位组织上处理算了,对,我们一定严肃处理!那就这样,我代表戴总谢谢您,再见!”

  马珊放下电话,满脸严肃地说:“人家老张也不是有意犯法,就为这点儿事把他送进拘留所,那他以后可怎么做人呐?还怎么再在专卖外贸公司干呢?可不能毁人一辈子!我们做领导的要替下面负责!”

  宋沂蒙听了,感到面前这位表面生猛的女领导挺有人情味儿,这样处理,是既合乎原则又通情达理的做法,他打心眼儿里信服,同时也感到马珊这女人不简单,对待这样的女人,决不能用常规的思维方法来判断,尤其听到“代表戴总”四个字,他就更加感到这女人不同寻常。

  宋沂蒙心悦诚服:“我同意这样处理,不过总得给他个处分才是,不然人家会有意见。”这也算表示了态度。可马珊还是不以为然,她提高嗓门说:“处分什么,批评教育完了,挨打的是他老婆,把自家老头子搞垮了,对她们家有什么好处?她还能怎么着?我就不信!”

  这下可让宋沂蒙充分领略了这女人性格上有两重特点:一是体恤属下,具有同情心;二是决断得如此干脆。只是作为一个部门的正职处长,也不跟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处长商量,就独自做出决定,颇有些跋扈。马珊的双重性格让人匪夷所思。宋沂蒙觉得自己新来乍到的,说话不硬气,何况他跟女人相处,是从不斗心眼儿的,跋扈就跋扈吧!想开了就这么一回事。

  说完了,马珊推开门,把老张叫进了处长办公室。

  老张,五十多岁了,瘦得可怜。宋沂蒙看他那虚弱的样子,简直不相信他还有本事把别人的鼻梁骨打断。

  马珊一屁股坐在木制的靠背椅子上,连眼皮都不抬,一边翻阅桌上的红头文件,一边平静地对宋沂蒙说:“小宋,你把咱们的处理意见跟他说说!”老张听见说要处理他,吓得身子不住地哆嗦,几乎站不住。

  宋沂蒙心想,怎么让我说呀?这女人又聪明又刁蛮,她自己做出的决定,为什么让别人去说呀?宋沂蒙满肚子不乐意,可事到临头,当着处里同事的面,不管乐意不乐意也得照办,他略微思考了一会儿,只好咽口唾沫,厚着脸皮指着老张的秃脑瓜子数落起来:“你看你办的事,对吗?”

  老张这个人资格老,五十年代就在本公司做事,业务很熟,因此倚老卖老,仗着是个副处级,架子大,脾气也大得很,根本不把宋沂蒙放在眼里,有时连刚上任的马珊也敢顶。可这会儿他让人抓住了把柄,站在处长办公室里,只能规规矩矩的,听见宋沂蒙问他,他忙急急地说:“不对,当然不对!”

  宋沂蒙见老张认了错,便讲起了大道理,将他狠狠批评了一回。老张规规矩矩地听着,眼珠子骨碌碌转,听着听着,才慢慢地转过味儿来,明白自己不会被送进派出所了,脸上紧张的神色渐渐消失。

  宋沂蒙批评完了,觉得够严厉的,再说下去也没词儿了,就斜眼瞥了一眼马珊。马珊仍然不动声色地翻阅文件,仿佛屋里发生的一切与她无关。宋沂蒙完全懂得自己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心里一阵暗暗不平,可是没有办法,他只好按马珊的意思接着说下去:

  “老张啊,照你这个情况,已经使你爱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派出所的同志说,按治安处罚条例,本来应当拘留的,马处长考虑到你以往的工作贡献,同时也考虑到你的家庭安定和你本人的政治生命,她亲自向派出所的同志讲情,所以人家才同意免于治安处分……”

  这时,马珊放下手中的文件,截住了宋沂蒙的话,绷着脸冷冷地说:“不能这么说,批评教育,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我和小宋共同研究的。”

  老张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谁,他一下子扑到马珊跟前,差点给她跪下,他不顾五十多岁的年纪,抽嗒嗒地哭起来。“处长,太谢谢您了,我一家老小都忘不了您!”只是这通表现显得并不十分真实,雷声大,雨点小,只听哭泣声,却没有什么眼泪。

  宋沂蒙听老张说什么一家老小,更瞧不起他,把老婆的鼻子都打坏了,还配说一家老小?这么酸这么臭的场面,宋沂蒙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托辞说有其他事情,一转身就推门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大屋和别的同志聊天去了?

  通过处理老张打老婆的事,马珊捞到一个替部属说话的好名声,宋沂蒙也晓得了她手段的厉害,更加不敢惹事生非。这样一来,马珊在综合处站稳了脚跟儿,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人们都在背后称马珊为马大处。

  马珊当了综合处长以后,主张把多余的勤杂人员辞退,这时有人反映龙桂华平时干活儿虽然肯卖力气,可是精神老是恍恍惚惚的,马珊一听就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这种人怎么能用?以后出了问题谁负责?赶快辞掉!”

  宋沂蒙一听要辞掉龙桂华,心里有点不落忍。一个清洁工能出什么问题?人家别的单位用智障者当清洁工,也没见出问题,龙桂华怎么会连智障者都不如?于是他赶紧替龙桂华说情:“这个清洁工的女儿是咱们裕民医院的护士,前些日子失踪了,让她在公司当清洁工是照顾的性质,我看……”

  没等他说完,马珊就打断了他:“照顾什么,这个要照顾,那个要照顾,我们专卖外贸公司成什么啦?福利院还是救济站?”马珊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嘴巴撅得老高,她说的话在综合处就是最高指示,于是宋沂蒙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在替龙桂华惋惜,他不知道龙桂华失去这份工作以后还会做什么。

  马珊像吩咐所有的手下人一样吩咐宋沂蒙:“小宋,还是你去和这个清洁工谈谈,态度要委婉一些!”

  宋沂蒙一听要他去谈,立刻慌了,这砸人家饭碗的事,可不是件好办的事,态度要委婉一些,怎么委婉?宋沂蒙觉得自从那天见了龙桂华一面之后,她一直在躲着他,龙桂华的命够苦的了,他再去把龙桂华辞了,那么他这个坏人真是做到家了。他不想应下这个差事,想开溜,可是他一抬头看见马珊正颜厉色的脸,不禁有点害怕,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宋沂蒙不情愿地找到龙桂华,龙桂华正在二楼楼道的水池子边上涮洗墩布,她的额头上流下许多汗,顺着面颊淌到脖子上。宋沂蒙看她满头大汗的样子,实在不敢跟她谈,踌踌躇躇地想离开。

  龙桂华的胸前没有了那朵半只莲,自从宋沂蒙第一眼见到她,她就别着那朵花,宋沂蒙模模糊糊记得,那朵花是由黄色金属丝编成的,细细的金属丝略微缠绕了几道,就形成了小花绽放的图案,老远看去仿佛是真的一样,可是那朵好看的半只莲怎么不见了?

  宋沂蒙一想到龙桂华就要失去这个工作,心里不禁为她的将来感到担心,她今后将如何生活?宋沂蒙想对她说,他是她的老校友,说他想帮助她,他不知道这样说了以后会不会刺痛她,而且他并不知道自己怎样帮助她,一两句空话会让被逼迫的人更加误会。

  在水池子旁边,宋沂蒙怀着不安,口吃地说:“龙桂华,我们不,不是头一次见面,是嘛?”龙桂华低着头,一边把墩布拧干,一边在心里说:当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你是宋副处长,我还知道你是胡继生的女婿,你老婆是个军官,将军的女儿。我们之间有什么话好说!

  宋沂蒙仿佛听见了她的心里话,于是涨红了脸:“我们是同一所中学的,我记得你!”宋沂蒙不得已捅破了这层关系,以为有了同学关系,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会冲淡些,可龙桂华听了这话只是微微瞅了他一眼,然后又迅速地把头低下了。她不记得有过宋沂蒙这样一个校友,她的那所中学里有不少高干子弟,她与这些官宦人家出来的孩子素无往来,就是同年级的也不怎么来往,更甭说是低年级的了。

  宋沂蒙见龙桂华不理睬他,就只好实话实说:“处里叫我跟你谈谈,关于你的工作问题……”龙桂华的嘴角上惨然一笑,她马上懂得对方下面要说什么了。

  宋沂蒙还想继续说下去,龙桂华没有等他说完,就把墩布稳稳地靠在墙边上,然后把劳动布的工作服脱下来,三两下整整齐齐地叠好交给宋沂蒙。然后一言不语,低着头转身离开。

  龙桂华平平静静的神态令宋沂蒙吃惊,这是一个经历过许多变故的人,她不会专门去考虑明天会怎样生活,也不会仇恨任何人,她很冷漠地对待所有的变故,她只是把自己和宋沂蒙所在的群体划为不同的阶层,或者说在她与他们之间有一堵人为的墙,这堵墙把他们隔了很远。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宋沂蒙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同在一座城市生活,同喝一种水,可是有了这堵墙,他们似乎又不是同一世界上的人,谁也看不清谁的面貌,谁也不了解谁。

  宋沂蒙眼睁睁地看着龙桂华走,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内疚。他猛然想起那天在厕所门前发生的那件事,想起他不经意间的诅咒,当时他怎么诅咒的,他记不清了,可就在几分钟前发生的一切,却足以让他懊悔。他变成直接砸了龙桂华饭碗的责任者,他觉得自己在龙桂华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恶棍!

  处理了龙桂华的问题,宋沂蒙心里不痛快,他突然觉得综合处的空气压抑得很,这时,凑巧有个出差的机会,河北省正定县专卖外贸仓库出了一个火灾事故,于是他就主动向马珊提出,要求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马珊半点不反对,立刻表示同意。

  宋沂蒙也没耽误功夫,说好第二天出发。

  宋沂蒙回到家里,见妻子正躺在床上看电视。那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还是用他的转业费买的,胡炜对待这台电视就像对儿子似的,回家一定要先擦拭一遍,看起来没够,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做。宋沂蒙要出差了,心里十分轻松,脱了军大衣,把它往椅子上一扔,嘻皮笑脸地对妻子说:“又看电视呐?小心把眼睛看出毛病来!”

  胡炜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手里还拿着一包花生米,一粒粒往嘴里送,无暇顾及宋沂蒙,不去理睬他。

  宋沂蒙也躺在妻子身边,扫了电视一眼,见播放着儿童舞蹈,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伸出胳膊搂住妻子的肩膀,在蓬松的头发上摸了又摸。胡炜感受着丈夫的温暖,索性把双腿也搭在他的身上,两眼还是盯着电视。

  宋沂蒙下意识地自言自语:“要是有个孩子多好!”胡炜听得清清楚楚,一双秀气的眉毛紧蹙起来,噘着嘴巴说:“想得美!”

  两个人都做过体检,身体没毛病,自从转业回来以后,夫妻生活大体上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胡炜就是没有怀孕的迹象,快四十的人了,再没有孩子就彻底砸啦,他们都很着急。

  “算了,不提这些。我明天要出差。”宋沂蒙一边抚弄着妻子白皙的手掌,一边略带忧郁地说。胡炜把手挪开,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瞪着一双秀气的眼睛说:“出差?上哪儿?是不是跟马大处一块儿?”

  宋沂蒙依旧躺着,重新抓住妻子的手,面对她的审视,笑吟吟地说:“马大处?她算什么东西?我这是躲着她呢!”胡炜放心了,把头伏在丈夫的胸前,低声说:“还没告诉我呢!到底上哪儿啊?”

  “正定,离石家庄挺近。”宋沂蒙喘着气说着,急急地去脱妻子的毛衣,可是被妻子一把挡了回来,她忽然抽身起来跑了,边跑边高声喊道:“想干什么呀你?人家身子不方便,你不知道呀?”

  宋沂蒙这才记起妻子来了例假,“扑腾”一下,心里凉下来。他脑子里昏沉沉,一片失望,不知怎么,他忽然又想起了陆菲菲,那依旧焕发着少女气息的粉红色圆脸,时隐时现,那浓烈的吻,狂热的拥抱,让他的心灵飞了,飞到潮白河畔,白杨树下那片泥泞……

  第二天,天还没亮,宋沂蒙就坐上了火车,捂着件军大衣,靠在角落里,他不停地朝窗外看去,他明知胡炜不会来送他,可他还在盼。

  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旅客,在拥挤的车厢里,有的男人送别女人,把行李塞在行李架上,然后拉着女人的手依依不舍。有的孩子送老人,坐在老人身边,一遍遍、说不完的嘱托。人们在离别的时候,感情最丰富,这是一个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只有他孤零零,以前在部队时,每次归队,胡炜都会来送他,送他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哭鼻子。可这一回胡炜没来,只是在临离开家门的时候,把在副食品商店买的一只烧鸡塞在他的包里。

  列车猛地颤抖了几下,然后缓缓开动。这是宋沂蒙数不清的旅行中最感孤独的一次。列车离开了北京,喇叭里放着缠绵的邓丽君歌曲,他孤零零坐着,望着对面紧紧相偎的情人,心里又烦又乱。车轮轧在铁轨上,轰隆隆的,节奏越来越快,他听着汽笛长鸣,感受着晃动,这一切多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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