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毛泽东放下电话，怒火中烧，立即打电话让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一趟。放下电话，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气冲冲地等着邓子恢到来。
毛泽东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说来话长。原来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组织起来。他深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只是推倒了皇帝，原因就在于农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立即改变土地政策，在所有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取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建国后，全国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但是，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又立即开始了，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又会出现新的地主、富农，而因种种原因又重新贫困下去的农民会抱怨共产党见死不救，结果是工农联盟受到破坏，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将受到损害。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但是，在如何实行和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大家却产生了分歧，主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坚持要照顾农村小农经济现状，主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反对脱离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过快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这与毛泽东的想法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但一则运动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二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也都觉得邓子恢的想法有道理，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用18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
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他查了一下《联共（布）简明党史》，发现苏联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六年时间，苏联能做到，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果然进展很快，从1951年开始试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到1953年春时，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数万家，但随之带来的是农业生产下降，耕牛大量死亡。邓子恢经过调查后，建议收缩，刘少奇同意缩减，于是在1953年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克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强迫命令。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两次批评了刘少奇，批评邓子恢"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决定全国农业社到1955年初时要发展到60万个以上，结果超额完成了计划。毛泽东很高兴，于1955年1月主持中央会议，决定1955年使农业社的数目达到一百万个。
事情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因忙于批俞平伯，批胡风，实行军衔制等重大问题，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查问农业社发展的情况。现在忽然接到陈伯达的报告，说邓子恢一下子砍掉了浙江省的2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本来就对1953年春邓子恢砍合作社不满意，这时不禁雷霆大怒，立即把邓子恢找来，劈头就问："子恢同志，听说你砍掉了浙江20万个合作社，可有这事？"邓子恢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连忙否认："这话从何说起，不要说砍掉20万个合作社，全浙江的农业社一共不到6万个呢。"毛泽东紧逼一句："你这可是实话？"邓子恢说："主席你是知道我的，你们长征走后，我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什么时候动摇过，我就不想早一点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气消了一些，问道："你总是砍掉了些农业社吧，不然别人怎么会告你的状呢？"邓子恢回答说："不是砍，是整顿。浙江省今年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原因有二，一是粮食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猛，如果不采取措施，我担心出乱子。经请示少奇同志，对浙江省1万多个确实办得不好的农业社进行了整顿。”
毛泽东这才明白，陈伯达谎报了军情，不过他对邓子恢的整顿仍然不太满意。既然邓子恢口口声声说浙江农村情况紧张，他决定去南方视察一下。此时正是6月酷暑，毛泽东大汗淋漓地沿路视察，和农民谈话，听省市委书记汇报，直到6月下旬，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把邓子恢找来，兴冲冲地说："子恢同志，这次我周游列国，收获很大噢。你说浙江省农村形势紧张，我去看了一下，不是这样嘛。群众和干部对解散一万个合作社很不满意，有的贫农气得躺在床上不出工，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还有的农民骂我们是小脚女人，一步三摇。你看骂得多好！谁是小脚女人呢？子恢同志你就是一个。我看咱俩的分岐很简单，就是一字之差。"邓子恢问道："哪一字之差？"毛泽东说："上和下。我要赶快上马，你呢要赶快下马，不是一字之差吗？你呀，叫胜利吓昏了头脑。”
邓子恢听毛泽东批评自己是小脚女人，很不服气，还要辩解，毛泽东摆摆手说："算啦，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咱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对今年1月定的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来一个修改。"邓子恢以为要压缩数字，忙问："压缩多少？"毛泽东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又来了，我说的调整，是要在100万个的基础上，再发展35万个，今年共发展135万个合作社，怎么样？"邓子恢一听，连忙摇手："不行，不行，这太冒进了。发展100万个也就够勉强的了，再加上35万个，那不是乱了套了。苏联在农业改造中就犯过冒进的错误，我们不能学他们。"毛泽东生气地说："但是苏联不是只用了6年就完成农业改造了吗？你怎么把这个忘了？"邓子恢毫不退让，反驳道："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好的条件，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可是农业生产到现在都没过关，这，主席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瞪大眼睛盯着邓子恢，气得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嘛，你把农村部这几年的档案整理一下送到我这里来。"邓子恢只好答应了。
回到农村部后，邓子恢立即召集办公室人员，清理工作档案。陈伯达忽然跑来了，左瞧右看，指手划脚。邓子恢奇怪地问道："老夫子，这里又不是中央研究室，你到这里干什么？"陈伯达拍拍邓子恢的背，揶揄地说："主席怕你这个小脚女人走路不稳，让我来扶你一把。"邓子恢未及答话，电话铃声响了。邓子恢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道："子恢同志，我是中央办公厅。我们通知你，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担任农村部副部长，以后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工作由他主管。"邓子恢放下电话，半天没有说话，心里直翻腾，陈伯达咕咕哝哝地只会咬文嚼字，根本没有搞过农村工作，他来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不乱了套才怪呢。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农村部把这几年的工作档案都集中起来送到丰泽园去，毛泽东立即翻阅起来，陈伯达不时地在旁边咕哝几句。看完了，毛泽东合上卷宗，下了一句评语："子恢右倾。"陈伯达听了，心中暗暗高兴，正想咕哝几句，毛泽东吩咐他："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7月底召开农业合作化会议，让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来。告诉他们，来时都带上几篇本省区办得好的合作社的材料，交到这里来。"陈伯达连连答应，回去布置去了。
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耳朵里，他们得到7月底来北京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让秘书们搜集挑选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的材料，带来北京，交给毛主席。
7月31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在大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批邓子恢及支持他的那些大人物："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有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长，书记们认真地记着，会后分组讨论，对邓子恢进行了帮助，批评他的右倾思想，使书记们对毛泽东的报告学习领会得更深刻了。大家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重要的首先是热情、积极，于是会后，书记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最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农业合作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了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邓子恢，最后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时，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这些言论以极其热烈的笔触，赞扬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尖锐地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在其他许多方面"作怪"的"右倾保守思想"，扩大了"反右倾保守"的范围，国家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冒进"的苗头。
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此前已经直接传达到农村党支部，各地党组织都在检查工作中的"右倾"，重新部署合作化工作，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的浪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这股势头来得更为猛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呈现超高速发展的大浪潮。尽管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仍然审慎地预计，到1958年才能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即绝大部分农户参加初级社；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即绝大部分初级社转入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仍为十八年，但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领导面对盲目发展的局面，大都是予以热情的赞扬和鼓励。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农村，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到1956年底统计时，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全国87．8％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骤然完成了。和原来预计的十八年时间相比，足足提前了十一年。
农业合作化的猛烈推进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私营工商业主和部分私营企业中的职工，天天到政府门前敲锣打鼓，请求批准公私合营。中央原于1955年11月拟定计划，预期用两年时间将计划提前，采取一次批准，全国合营的办法。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此年年底时，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底，全国91．7％的手工业人员参加了合作社。至此，党对农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即三大改造均告胜利完成。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结束，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三大改造中，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和照顾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合作化运动使占农村大多数人口、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益，或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农业合作化得到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富裕中农也从党和国家的教育中明确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益，因此，富裕中农对农业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至少是随大流的。公私合营中，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支付定息、吸收工作的办法，使他们既能为国家出力，又不致很大地影响生活水平。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号称"纺织大王"的荣毅仁先生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他于1956年初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回顾了民族工业在解放前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勒索、濒于破产的历史，畅谈了自己对建国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深切感受，然后诚挚地谈了自己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这就说明，人民群众广泛地拥护三大改造。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民经济仍然稳定增长。这一切都表明了，党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在三大改造中，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许多政策和理论。凡此种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在三大改造中，人们也或多或少地觉察和议论到了一些有关改造的问题，如是否有限度地保留一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有必要？如何发挥公有经济中的各方面的积极性等。但是由于三大改造后期的进程过于急促，来不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最后被遗留下来。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现在还是回到1955年8月吧。毛泽东看到全国热火朝天地大搞合作化，非常高兴。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工作已酝酿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衔的决定。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将帅名单。
元帅十名：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十名：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上将五十七名：
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黄永胜、阎红彦、傅钟、傅秋涛、韩先楚、董其武、彭绍辉、谢富治、赖传珠。
中将一百七十七名：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紫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卢胜、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文、刘西元、刘兴元、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毅、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朵噶·彭措饶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经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阿沛·阿旺晋美、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姚喆、贺诚、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常乾坤、崔田民、康志强、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练成、韩振纪、彭林、彭明治、彭嘉庆、覃健、程世才、傅连暲、温玉成、曾绍山、曾泽生、曾国华、曾思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少将一千三百五十九人，由于人多，这里不能备述。军衔的评定大致上是按建国时的军事职务划分的，元帅均为全军总部领导人及各大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大将为大野战军领导人或战功特别卓著的主力兵团主要领导人，上将为兵团主要领导人，中将为主力军的主要领导人。少将是战功卓著的军师的主要领导人，如朝鲜战争时首战告捷的邓岳、血战铁原的傅崇碧等。其中，李贞少将是唯一的解放军女将军。
9月27日，授勋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入会场，将帅们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望望会场，只见会场里元帅和将军一律身着海蓝色将帅服，分外精神。他不由得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生活，不知为什么，他对将帅们的海蓝制服总有些看不惯，一想到他们都要在肩上戴上两块硬牌牌，更是心里不舒服。穿着这么高级的呢料礼服，还能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样，把自己的衣服让给放哨的士兵御寒吗？肩膀上挂着两块硬牌牌，又怎么为房东老大娘挑水哟，毛泽东不禁微微叹口气。
兴高采烈的将帅们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心理变化，他们静静地坐着，准备授衔。
典礼开始，首先授元帅军衔。朱德率元帅们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泽东依次授予元帅肩章和证书，并和他们紧紧握手。接着十位大将走上主席台，毛泽东依次授予他们大将军衔和证书。
然后毛泽东为在京的将军们授衔。由于人多，授衔时间拖得很长。周恩来见毛泽东面有倦容，便关照工作人员按20人一组让将军们上来接受军衔。结果速度大大加快。只是两位中将的勋章给错了，周恩来得到报告后说："不要紧，会后调过来就是了，先授衔要紧。”
在授衔的同时，还授予朱德等131人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很多过去率军打仗，建国后转入地方的党政要员得到勋章。
中南海授衔之后，各大军区举行授衔典礼，授予师团职干部以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军衔，并授予有功人员以勋章。然后各部队授予营连级干部大尉、中尉、少尉、准尉军衔，授予士兵以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军衔。
授勋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马上给朱德送来元帅工资，朱德留下了自己原来的国家行政三级的工资，多余的钱都让退回去。工作人员惊讶地问："这是国家规定的元帅工资呀，为什么要退回去？"朱德开玩笑地说："我还要继续进步呀。我拿了这么高的工资，都快到国家一级工资水平了，我以后还怎么进步呀？"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多出的钱送回去了。
工作人员走后，朱德忙着看文件，这时中央已指定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率聂荣臻、刘澜涛等人访问东欧各国。这个代表团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东欧结束后将去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届时中共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将直接由北京赴莫斯科。
1955年12月11日，朱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离京出国访问，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到车站送行。朱德一行在东欧访问了罗马尼亚、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诸国，一路顺利，1956年2月4日结束访问到达莫斯科，邓小平率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也从北京赶来汇合，一起参加苏共20大。
朱德、邓小平一到莫斯科，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仔细观察之后，他们才发现斯大林的画像已从许多公开场合消失了，他们不禁感到惊异，莫非苏共政策有变？
赫鲁晓夫听说中共代表团已来到莫斯科，第二天便约朱德到克里姆林宫见面。大家落座后，朱德、邓小平便介绍了一下中国国内的情况。由于当时在合作化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有分岐，中国同志特别请赫鲁晓夫介绍一下苏联合作化的经验。赫鲁晓夫不屑一顾地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没有搞好，粮食产量长期低于革命前水平，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农民。他除了在1928年去过一次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没有去过农村，他只从电影中了解农村。"朱德、邓小平一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反感。
斯大林在时，此人一天到晚高喊："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怎么斯大林刚一去世，他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赫鲁晓夫看中国同志态度淡淡的，也就匆忙结束了会见。
转眼间就到2月24日，苏共20大已到了尾声，会议充满了反斯大林的火药味。24日夜，朱德、邓小平准备按时去参加会议，但苏方的接待人员却迟迟不来，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今夜的会议不邀请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参加了，所以也就不便邀请中国党代表团参加。什么会议这么神秘，大家猜了一会儿，也想不出来，只有先去睡觉了。
第二天大家一早起来，据工作人员报告，苏共二十大会议开了整整一夜，到现在还没有散呢。朱德、邓小平听了，暗自揣猜，昨晚的会议定非寻常，说不定苏共的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议论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会议散了。"朱德他们从窗口望去，只见黎明的莫斯科冷气逼人，苏共高级官员的车队不断高速驶过大街，街口陡然增加了值勤的警察。朱德回过头来，严肃地说："从现在起，大家都不要随便出去，静候事态发展。"于是中共代表团都在驻地休息，等待苏共方面的通知。
第二天，苏共派人送来了会议的记录稿，并简要说明了会议的情况。原来昨晚果然发生了大事，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大家赶紧看记录稿，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大吸一口凉气，原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骂得一钱不值，全盘否定了斯大林。邓小平生气地把记录稿扔在桌子上，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能这样胡来，斯大林是国际人物，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嘛。"尽管大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不满意，但因为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不好表态。
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后心里很不踏实，其他兄弟党都好办，就怕中国共产党起来反对。他连日指示有关方面不断地宴请中共中央代表团，自己也专门抽时间陪他们饮宴，以示亲热，希望中共代表团能有所感动，说几句支持他的秘密报告的话。朱德、邓小平等人尽管谈笑风生，但就是远远地躲开了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尽管不悦，但也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国内指示，不好表态，所以没有放在心上。再说，他也不怕中共起来反对。中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被西方国家孤立和包围着，只能从苏联得到援助和技术，难道中共领导人吃了豹子胆，不怕苏联撤销援助，撤走专家；不怕苏联陈兵边界，大军压境？一想到这里，赫鲁晓夫感到自己底牌很硬，中国肯定会乖乖地跟着走，所以他放开胸怀，频频劝酒，希冀朱德邓小平回国后，对中共的政策施加影响。
毛泽东已从新华社的电讯和驻苏使馆的报告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尽管他一直生斯大林的气，但不允许赫鲁晓夫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但这是一件大事，要和政治局的同志仔细商量，首先要听取代表的汇报，了解他们的实际想法。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朱德去苏联各地访问，邓小平率团先赶回北京。他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握握他的手说：
"辛苦了，我把你从机场抢到丰泽园，卓琳同志（邓小平夫人）不会有意见吧？"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打趣地说："就是主席不抢，我也要先到主席这里汇报。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毛泽东忙让卫士端上茶水，邓小平连喝几口，缓过劲儿来，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邓小平汇报完了，他才问道："依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一拍沙发扶手，坚决地说："必须要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那就得准备和苏联闹翻，准备着他们撤援助，准备着大军压境。"邓小平说："那也比当儿子党好受。"毛泽东看着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啊，你是人才难得啊。”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时，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满意，文章发表后，他连看了数遍，浮想联翩。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但他毕竟犯了错误，怎样避免以后重犯斯大林的错误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就已着手总结建国以来的治国经验，作一些治国的探索。于是，中央各部门的重要负责人频频被毛泽东召见，丰泽园人进人出，非常热闹。经过几个月的思索研究，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报告，把大家的积极性都动员起来了。今后还要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进一步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气氛，让人们敢于说话。
毛泽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说一发表，果然社会上反应强烈，人心振奋。周恩来这时正在为经济工作中过高的指标而苦恼。他心里很清楚，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冒进政策，已经造成资金供应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开始混乱，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再下去如何得了。
为什么这时会出现冒进的问题，为什么对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55年秋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毛泽东又在此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这个和平时期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当时，刘少奇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122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按照刘少奇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已不再是限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而是扩及到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了。
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一是毛泽东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1955年夏，国务院讨论编制（1953--1967）之间的15年规划，按照国务院所属各部的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设想不满意，后来他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前景规划的《十七条》提出1967年，粮食产量为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为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二是毛泽东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此年，由于调整计划中，不适当地削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少，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也有较多的结余。西楼会议之后，全国各方面都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原来提出的那些长远指标，其中，粮食为9500亿斤，增加了3500亿斤；棉花1亿担，增加了4400万担；钢2400万吨，增加600万吨。不少部门还把这些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又修改提早了5年，即1962年完成。显然，这些指标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休战这一和平时期，要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反应了中国人民想急切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钢铁要一炉炉炼出来，粮食要一粒一粒从地里长出来。中国当时不具备实现这些指标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后来的破坏性的"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也达不到生产2400万吨钢的任务，实际上，我国的钢的产量直到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究实事求是的党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冒进，就必然会出现反冒进。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的执行问题，而这正是国务院的业务范围。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就势必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了。
对1955年第三季度兴起的生产高潮，周恩来是欢欣鼓舞的，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以后，周恩来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当时周恩来还即兴做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955年12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把冒进的《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进力量，要求各部按此精神修改原批定的计划指标。
但是，国务院是经济计划的执行部门，周恩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自己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过于乐观。拿基建投资来说，当时各方面追加建设项目，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但是这些项目一要资金，二要材料，当时又没有那么多建筑材料。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二人通过努力，在1956年2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把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此年，也就是1956年6月，周恩来又发现这个计划仍然脱离现实，关键的问题是原材料缺口大。薄一波和李先念鉴于大家都已按147亿元的盘子铺开摊子了。乃向周恩来建议"剃一次平头"，周恩来也无更好的办法，要谁下谁都不干，只好剃一次平头，把投资额定为140亿元。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都感到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不顾客观实际可能的冒进势头，如果不及时对此加以制止，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为此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起草文件，编制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要求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及刘少奇、胡乔木的修改。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语气。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社论稿子后，在上面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以示不满，但社论最后还是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接着，国务院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都坚决主张把冒进的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平衡，粮、棉产量指标也要降下来，要估计到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的影响。但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直接牵涉到15年长远规划指标，这些冒进的长远指标在此年，也就是1956年的一月已经毛泽东拍板，现在又要压缩这些指标，显然困难很大。但周恩来在陈云、薄一波的坚决支持下，坚持必须把计划建立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恰在这时，苏联通知中国，由于国内钢材供应紧张，工人罢工，他们对中国"二五"期间要求苏联提供的设备要到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这样一来，过高的生产指标不降也得往下降。最后决定，1962年（即"二五"最后一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为4800万担，钢产量为1050万--1200万吨。
《人民日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的报纸上发表时毛泽东这时正在外地考察，忙得不得了，当他读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一段话时，不由心头大怒，这是直接朝着自己来的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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