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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附8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1)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 Shall Over 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 Shall Over 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 Bir t hday t o 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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