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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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