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最后3 个月的国内局势确实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玩弄阴谋，他那条藏在围裙下面的狐狸尾巴不时会露出来。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指蒋介石）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因此，毛泽东仍认为，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毛泽东没有放弃和平发展新阶段的主张。毛泽东是真想“和”的。刘少奇也在电报甲说过真想和的话。自重庆返回延安的当日，毛泽东在向中央政治局谈到自己此次重庆之行的感受时曾说过：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总而言之，如同中共著名理论家。党史专家胡乔木所言，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的劲头“不大”，是“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时隔几天的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为此，毛泽东指出：‘胸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时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人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先后在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进行了作战，这种打最终还是为了和，这是中共及其人民军队在1945年最后3 个月中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中国大地上（不合东北）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景象。
在对于中国和平的热切追求中和剧烈的忘我工作中毛泽东终于支撑不住了。11月中旬他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毛泽东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经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扰。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者的坚决劝说，毛泽东最终答应暂时治疗养病。然而尽管如此，毛泽东从未间断过对时局的掌握。从毛泽东重病这一阶段中他本人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长电文里就不难发现他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的深刻，大有亲临实际和现场的感觉。
毛泽东尚未战胜病魔的1946年1 月10日，他怀着对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文件，它反映了中共同全国各界民众一样真诚地期盼中国从此能脱离战争的火海，在和平的环境里建设国家。
中共中央另一位领导者刘少奇的和平主张也十分鲜明。1 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主持中央会议时指出：“将来还会不会有变化，当然还不能预料，还可能有波折，但大体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从八月十一日起，恰好经过五个月的过渡期。我们中央曾预料要经过半年的过渡期。现在和平还不巩固，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平，这就需要发展民主，民主愈发展，和平愈巩固。要争取民主改革，巩固国内和平。斗争的总路线仍然是需要有团结有斗争，放手动员群众，有理有利有节。主要的是非武装斗争，抗日时期与日本投降后五个月中，斗争形式主要是武装的，以后和平实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特务机关还一定要坚持独裁，用种种阴谋来破坏民主运动，但和平的实现有其深厚的社会原因与国际背景，美国抛弃赫尔利政策也是经历了一番猛烈的斗争。我们的强大力量与五个月斗争使得赫尔利垮台，使得美国政策由站在矛盾之中变为站在矛盾之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全国人民的压力，昆明示威是其一例。第三是国际压力，美国政策与三国会议。加上他自己的困难，军事困难、财政困难等。”“这样才迫使蒋接受和平。我们的要求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已争得和平，没有损失人民的基本利益，军事上获得了很大胜利。这些胜利在和平之下是会保存的。”
刘少奇的发言十分清楚地表白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待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此间的1 月31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政协会议上与民主党派人士相互配合，在会议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和《宪法草案》等五项提案，确定改组政府，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和议会制等原则。这些决议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中共中央也着实准备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和平建设继续走下去。如果说这份文件还不足为凭，那么到了这一年的2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则再清楚不过地阐述了中共对于和平期盼的真实性。在这个指示中，虽然也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告诫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是细研这一指示，不难发现这一指示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该指示曰：“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同已延安还召开了干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说：“现在已经开创了新的局面，从重庆停战协定成立、停战命令发布后，各地战斗除个别冲突外，一般是停止了。现政协会昨闭幕，决议今天可发表。”“这些决议的通过、实行，会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始破坏，从此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虽然要经过很多曲折，但应估计到新阶段已开始。”
不仅如此，到了2 月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中共参加国家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行政院的官员名单。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指出：（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5 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1 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 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期望过这次和平谈判能够成功，并为和平一旦实现后，参加政府活动作了认真的准备，选出了自己的政府阁员的代表。
毛泽东对于未来国共可能合作共同建设新国家持乐观态度。2 月9 日，他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毛泽东还在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军队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牺牲。3 月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这一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的军队员额提出了分两期裁减的计划，要求该三个战略大区第一期精减1 ／3 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1 ／3 ；此外，对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工作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此项工作很快在一些战略大区开展了起来，根据这一指示在有些地区还形成了相当规模。这些都是不可消除的历史事实。
以上指示表明，中共中央的和平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指示措词亦十分严厉，决不是为对外宣传而作的官样文章。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讲话，真真切切表明了中共是真心诚意地渴望和平民主的。而且对于和平问题到了1946年的一二月份有升温的趋势，大量重要历史文献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事与愿违。从1946年的2 月起，国内政局开始向着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如2 月10日的重庆较场回事件；2 月20日的大闹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室事件；2 月22日，重庆捣毁中共《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事件；3 月1 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产生的决议对政协会议的彻底动摇；以及国民党25万大军进入东北和关内频繁地对解放区的蚕食行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共中央包括刘少奇在内，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些过分乐观，对于国际上苏美英三国对中国时局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影响作用也估计偏高，对蒋介石的破坏和平的决心估计不足。正如全面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曾说过的：“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
但是总起来看，这个“糊涂了一下”只经历了很短的时候。这不是哪一位领袖的过失，而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反苏反共立场的使然。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看清了蒋介石。这一年3 月15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对时局谈了四点分析。当讲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 月1 日到9 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还是在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的政党中独立自主性最强的政党，在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中，当其意识到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最终还是在坚持旧有专制政策不思政治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其反击将是十分有力的。为此，3 月15日、18日两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份党内指示，开始强硬起来。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
后一个指示告诫说：“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实际上从3 月中旬始，是个分界。毛泽东等领袖逐步加重了对蒋介石的批评和揭露，同时加强了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一个认识。他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们，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也好，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也好，虽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未完全陷人对和平的幻想之中，更没有放弃人民手中的武器。到了这一年的三月以后，中共中央迅速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而将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移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于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活动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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