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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盘马弯弓欲西行

  1949年4 月下旬,北平,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心系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作战,不停地在房间踱步。突然,卫士送来我军已于23日晚占领南京的战报。毛泽东异常兴奋,随口吟出那首气势恢弘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他走到东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目光从长江。从石头城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延伸,口中反复吟诵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时,周恩来来到香山别墅。两人议论了我军渡江以后的形势,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原定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防备美帝国主义于我军渡江之后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现在看来,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我们还要留意。这样,二野下一步进军西南的行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在底定南中国这个大棋盘上,毛泽东决心依次解决华东。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5 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致各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报指出:(一)粟裕、张震……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6 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6 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7 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汀乡、攸县之线,9 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9 月休息,10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8 月1 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

  毛泽东的电报,对我军渡江战役后的作战行动,作了战略和战役上的具体规划。进军大西南,这个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战略性战役,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5 月下旬,南京。

  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大楼内,二野前委正在召开会议。

  会议由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前委成员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参加了会议。

  邓小平首先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淮海战役以来,二野、三野并肩作战,解决了淮海,渡过了长江,拿下了京沪。总前委的使命已经完成,两大野战军又要各奔东西,去完成新的任务。对于我们二野来说,这次进军西南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

  接着,刘伯承发言说:“刚才,小平同志讲,这次任务更为艰巨复杂,需要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完全同意。请各位注意,这次中央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涉及到我们二野的内容最多,可见,进军西南作战事关全局,责任重大。”

  刘伯承,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军事家。日本人阿布秀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更认为:“20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

  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深谋远虑而又细致扎实的领导风格。目前,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已经下达,需要作认真的研究。刘伯承继续说道:“过去,我们挺进大别山,来了一次千里跃进;南下闽浙赣,又来了一次千里跃进。今天,进军大西南,我们还要做一次千里跃进,胜利的一半拴在我们的脚板上。同时,西南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我们要在这个历史上称为瘴病之地的地区同残存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作斗争,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中央军委把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全军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完成好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邓小平与刘伯承同是四川人,都属龙(刘伯承长邓小平12岁),同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两人相识较早,但两人正式在一起工作却是1938年初的事。1938年1 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为第129 师的政治委员。从此,一个是师长(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一搭档便是13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刘邓组合可谓是最佳组合。

  1986年刘伯承病逝后,邓小平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撰写了《悼伯承》一文,形容他们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他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以邓小平的性格,严肃多而言笑少,坚强弥足而情感流露甚寡。如《悼伯承》一文情感毕泄实不多见。足见邓小平与刘伯承二人之间战斗友情之笃切。

  在刘邓一起共事、一起战斗的13年的历程中,二人相互配合,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战果,而且培养了一支闻名天下的钢铁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将这支队伍称为“四战之军”。

  邓小平则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平和的口吻来形容这支部队:“不务虚名,注意内部团结,这种做法贯穿到二野部队整个作战过程中。所以二野内部是非常协调的。各纵队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更下层一点,彼此关系都是很协调的。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具体的战斗行动。有的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有的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有的战斗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杨勇、苏振华指挥的,还有的是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采取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一个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信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锻炼指挥员的能动性很有好处。”

  语不惊人,却包括了多少艰难与辛苦,多少信任与深情,多少功绩与荣耀。

  就向西南、华南进军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贺龙等进行了反复磋商。

  6 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之湖北境内,准备举行湘赣和宜沙战役。为协调各野战军的行动,6 月17日军委致电华东局等:“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 月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9 月可到郴州、赣州线,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据此,军委要求贺龙部“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

  鉴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的需要及其有西逃云南的可能,军委于7 月16日进一步规定:“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

  针对国民党军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的作战特点,9 月12日军委指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10月13日,“军委指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18兵团,共60万人。“

  10月19日,军委进一步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沪州、重庆一带,贺率18兵团则于1 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否则150 万人的财政问题将陷入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 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二野全军50万人,贸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叨万,主要是在四川。”

  由上可见,军委上述部署的主要着眼点是将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四川。为此要求贺龙部先将胡宗南主力抑留于1 !!陕甘地区,二野主力则以远距离迂回动作,由湘黔边直插川南,截断其南撤云南之路,然后贺龙部南下,二野主力西进,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

  7 月18日,南京。

  二野前委经过认真研究,向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于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1.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和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于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和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的和深入的克服存在着的骄傲、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像一个人一样的坚决前进。

  2.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的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哪里“好”哪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3.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穿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里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以外,必须以极负责认真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第3 、4 、5 兵团。此时,第4 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调归四野指挥,遂行进军中南作战。这样,担负进军西南作战任务的二野部队,目前只有第3 、5 兵团。

  第3 兵团下辖第11、12、13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渡江作战后,第3 兵团进占浙江金华、兰溪。6 月底奉命北移,于7 月上旬进至安徽芜湖、宣城、安庆地区整训待命。

  还在7 月中旬,刘、邓首长即电召第3 兵团司令员、政委到南京汇报部队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陈锡联、谢富治关于部队中对下一步任务的各种猜测,站起来走到巨幅地图前,用右手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或是地方军也好,就是把他们的后方机关人员统统加进去,也不过150 多万人。这些敌人现在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军委已经发出指示,命令各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前进。我们二野的任务是,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进军大西南厂”不过还要告诉同志们一点,“刘伯承接着邓小平的话说,”由于我军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敌人呢,千方百计要避免与我决战,以求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对待这样的敌人,毛主席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再聚而歼之。“

  邓小平最后叮嘱陈锡联:“前委很快就要下达进军西南的指示,希望你们抓紧准备,特别是要解决好少数干部战士不愿到西南去的思想。要告诉部队,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一定要在部队中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叫得响响的。”

  7 月26日,第3 兵团在南京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团以上干部。会,传达贯彻二野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进行进军西南的动员和研究进军作战方案。刘伯承司令员亲临大会,作了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

  刘伯承站在原南京国民党政府“国大礼堂”的讲台上,那抖擞的精神、有力的挥臂动作和浑厚宏亮的声音,显示出一派大将军的风采。他说:“渡江作战后,我们二野分别集结于芜湖、上饶及赣中地区,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期间,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而且我第三野战军的部署已调整就绪,完全能够担负起东南沿海的防务。因此,我们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机成熟了。”

  刘伯承讲完军委的决策和进军西南的伟大意义之后,呷了一口茶,双手往腰际一叉,很风趣地高声问道:“同志们可知道蒋介石有三怕?”

  于是,台下的同志们纷纷议论起来。

  刘伯承稍作停顿,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便伸出手,扳着指头说:“蒋介石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眼下,我军已入了关,也渡了江,现在又要向大西南进军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日子不长了!”

  第5 兵团下辖第16、17、18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7 月23日,接到二野前委向西南进军的指示后,兵团党委在江西上饶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杨勇对他的军长。师长和政委们说:“渡江以后,没有大仗可打,大家可能有些意见了吧。告诉你们,军委的指示下来了,我们兵团将参加进军西南作战,届时要解决上百万人左右的国民党部队。到那时,可是又吃肉、又啃骨头,还要喝汤,诸位可不要撑坏了!”

  此时,第5 兵团部队正驻扎在赣东北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杨勇接着说:“赣东北,是方志敏等同志开辟的根据地,是革命的老家。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好准备,用胜利来报答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 月25日,兵团又召开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苏振华政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彻底消灭盘据在西南的国民党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兵团司令员、政委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作战计划。中旬,二野作战会议已经进入尾声。在二野司令部作战室的墙壁上,醒目地挂着“第二野战军西南作战决心要图”,那一个个巨大的红蓝色箭头,简明、扼要地显示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我军各兵团、各军的任务。此刻,刘伯承司令员正在作总结性发言:同志们,进军西南作战,任务艰巨而复杂,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几天大家分析的情况来看,西南作战既有不利条件,也有有利条件。其不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五省区,面积23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近四分之一,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七国接壤,国境线长约6750公里。该区按地形特点可大致分为西藏高原、川康滇峡谷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四部分。其中,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大多为崇山峻岭,地形险阻,交通除滇越铁路(昆明至越南河内)、黔桂铁路(都匀至柳州)以及少数公路外,主要靠山间小路通行。因此,川北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贵州亦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该区虽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但除四川盆地等地外,大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由于该区地形复杂,使敌人的回旋余地较大,我之进攻不易。

  第二,该区民族众多,有汉、彝、苗、藏。白等30多个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各不相同,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极力策动“西藏独立”,煽动西藏地方多次向西康等地发动进攻,形成了连绵十数年的川藏战争,严重挑拨了民族矛盾,在汉族与藏族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民族隔阂。而川藏战争的结果又使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金沙江以西西康省的所有地区。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第三,西南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一个地区,也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盘踞川康黔一带的国民党军,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5 、7 、18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14、15、16、19、20、22兵团等部,总计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盘踞云南的为云南省绥靖公署卢汉部4 个军。蒋介石在此一共聚集了大约90万人的部队准备负隅顽抗,我们必须抱定打硬仗之决心。

  第四,进军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部队由华东向西南进军,近者2000余公里,远者4000余公里,道路崎岖,通行困难,一切补给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后方,就地补给又有一定困难。

  当然,进军西南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全国解放战争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发展,国民党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西南地区难以形成有效防御;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发展到3 万余人,并解放了黔西南、滇西、滇北、滇东南等部分地区,成为我军进军西南的有力助手;云南、四川地下党为迎接我军进军西南,大力开展工作,西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等斗争风起云涌。……

  在分析了进军西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之后,刘伯承对敌情判断和决心要点作了如下口述——鉴于敌人的防御态势,我认为:当我野战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发起后,位于川陕边境的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同时,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可能先行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如若四川不保时,胡来两部可能将由川东南向滇缅、滇越方向溃逃。基于以上分析,我野战军主力将充分利用兄弟部队佯动效果,沿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并依次攻占贵阳、叙府、沪州、乐山、邓睐、大邑等地,以求截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溃逃之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为此,野战军作如下部署:以第5 兵团和第3 兵团之第10军直出黔北、川南,切断敌军向云南方向的退路,尔后协同第3 兵团作战;以第3 兵团所属第11、12军,会同湖北军区指挥之第50军和第42军等部,以钳形攻势围歼宋希濂部后,直出四川东南部,与第5 兵团协力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之敌;第3 、5 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在第18兵团的配合下,实施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

  8 月19日,经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二野司令部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命令如下:1.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2.本野战军主力(除4 兵团外)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沪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3.各部队之行动部署:(1 )5 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湘潭之线,争取以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3 兵团作战。

  (2 )3 兵团并附特纵之炮9 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外,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沪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5 兵团作战。

  (3 )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面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 )以沅陵、思南、遵义、沪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3 兵团。

  (5 )3 、5 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做更具体的部署,并报告本部备查。

  (6 )特纵除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 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4.本部拟于10月底移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上述作战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安徽芜湖,第3 兵团驻地。

  二野作战会议结束后,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匆匆赶回兵团司令部驻地芜湖,传达会议精神。陈锡联,是二野兵团级干部中比较年轻的指挥员之一。自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多年枪林弹雨的考验,炮火硝烟的熏陶,终于把这位来自贫瘠山区的农家子弟锻造成一名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刘邓麾下的一员大将。此时,这位统率10多万部队的兵团司令年仅34岁。

  返回兵团司令部驻地后,陈锡联立刻召开了有军长、师长们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野战军首长指示,研究本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

  陈锡联首先介绍了野战军首长赋予本兵团的任务,接着他谈了自己对执行上级任务的意见:“为完成野司赋予我兵团的任务,我认为,首先应组织好部队隐蔽地向集结地区开进,待完成各项准备后,协同四野第47军部队,以突然的行动发起攻击,坚决夺占四川境内的黔江、秀山、酉阳、彭水等地区,打开川东门户并相机解放重庆,尔后参加成都会战,聚歼胡宗南部,肃清四川残敌。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兵团担负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根据地理条件,川东地势险要,道路崎岖,江河纵横交错,不便于大兵团行动。特别是在我们进攻的方向上,有宋希濂部重兵把守。因此我兵团能否出其不意地打开入川通路,关系着整个西南战局的进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动员工作,克服贪图享受思想,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观念,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战区。”

  江西上饶,第5 兵团驻地。

  冒着盛夏酷暑,第5 兵团党委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的议题是,传达野战军西南作战命令,研究本兵团作战部署。

  兵团司令员杨勇,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连、营、团、师长,直至兵团司令员,是刘邓麾下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他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了野战军赋予兵团的任务:“按野司的部署,我兵团将于10月份隐蔽地集结于湖南邵阳地区待命,尔后直出贵州,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切断胡宗南、白崇禧集团间的联系;尔后,再以主力经毕节入川,协同第3 兵团解放整个四川;同时,我兵团还负责经营贵州。”

  司令员介绍完上级的意图后,在座的各位指挥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对进军贵州的任务谈起自己的看法来。

  第16军军长尹先炳说:“这次进军贵州,我看,文章主要在腿上,作战在其次。从上饶到湘西,上千里路,又是秘密行军,需要认真加以筹划。”

  接着,第17军军长兼政委赵健民建议:“面临着进入贵州后大量的地方工作,部队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否则,我们将难以负担起新区的地方行政工作。”

  为保证进军西南任务的完成,二野前委除着重研究了进军作战的具体部署外,还研究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部队后勤保障、新区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前委决定,在思想教育方面,于开展进军动员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加强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各部队以团或以师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切实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在物质保障方面,下大力组织并加强进军的后勤工作,加强新区借粮政策的教育,并开展人员马匹健康运动。

  根据前委的指示,各部队于6 、7 月份在做好应付美国军事干涉准备的同时,着重进行了二中全会决议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此外还进行了新区农村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政治教育。8 月转人进军动员,反复说明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介绍进军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组织群众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各部队以团或以师或以军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和纠正某些干部的居功自傲、缺乏整体观念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大大提高了部队特别是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并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为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山地、河川、稻田作战等战术训练,并以团或师为单位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军旗典礼。

  在中央军委统一筹划和各大战略区的大力支援下,部队的人员得到补充,炮兵、工兵特别是后勤领导机构及其运输部队、兵站、卫生等部门大为加强,经费、鞋子、棉衣及其他军用物资及时下发部队。此外,还抽调了县委委员以上干部800 人,区村干部4000余人,在南京、上海等地招收学生、青年职工近万人,随军西进,以备开辟西南地方工作的需要。

  当二野主力向湘鄂西集结时,贺龙所率的第18兵团之第60、61、62军及一野第7 军于9 月20日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做好南下入川作战的各项准备。经过教育和充分准备,部队情绪高涨,纷纷上书请战,表示坚决打好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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