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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一章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和。

  ※※※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和。为了避人耳目,翁同和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和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的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和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

  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和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和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和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刚”。

  翁同和当然希望他“跌例”,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闭话,告辞而去。

  宝鋆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鋆把荣禄也看作眼中钉了。

  “经笙,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鋆很恳切的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疴,不问公事,那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于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漏子了!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的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当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笙!”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办吧!”

  “那,”慈禧太后便吩咐:“写旨来看。”

  如何承旨,也是预先商量过的,怕泄漏消息,不教军机章京经手,在宝鋆递了眼色以后,王文韶先磕个头,然后起身俯首,倒退数步,转身出殿。

  出殿找太监休息之处,取张白笺,从靴页子里抽出水笔,一挥而就,进殿呈上御案。看他写的是:

  “宝鋆,荣禄差务较繁,宝鋆着开去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着开去工部尚书缺,并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

  “就这么写吗?”慈禧太后发出疑问,言下是嫌太简略了。

  “两位皇太后明鉴,”宝鋆答奏:“以奴才愚见,觉得这样子写,反倒得体。用人之柄,操之于上,开去差缺,无须宣示缘故。”

  “对荣禄,似乎该有几句勉励他的话。”

  “那倒象是有意贬斥了。”宝鋆是犯颜力争的神情,“荣禄是可造之材,务求两位皇太后成全,给他留个面子。”

  慈禧太后再精明,架不住他们伙同簸弄,于是这道上谕,当天就见了邸抄。

  这个年,荣禄就过得不是味道了。不过他很聪明,照样具折谢恩,照样一家家去拜年,拜到太平湖,终于见着了醇王。

  醇王毕竟是忠厚的底子,已知道内幕,对于他的凭空丢官,颇有“我不杀伯仁”之感,所以不等他磕完头,就拉着他的手说:“仲华,仲华,年下内廷的差使多,我没有来得及给你去道恼。”

  “七爷,”荣禄有意装作不解,“我没有烦恼啊!”

  “好了!好了!别这么跟我装蒜,更教我心里不好过。你来!”

  醇王传话给门上,凡是访客,一律挡驾,为的留荣禄深谈。在千本红白梅围绕的“寒香馆”置酒款客,酒入愁肠,荣禄的牢骚到底忍不住了。

  “别的都还罢了,最教人忍不下的,是上谕上不说原因,有意要引人猜疑。听说宝公还替我跟上头讨情,这不是猫哭耗子吗?”

  “仲华,事情怕还没有完,”醇王提出忠告:“你还得当心。”

  “七爷听说了什么?”

  “我如今不问外事,没有听人说什么来着。”醇王答道:

  “我只是这么在替你担心。”

  荣禄冷笑:“就冲七爷的面子,他们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这话的分量不轻,是怨醇王不能加以庇护的怨言。但醇王有醇王的难处,好不容易有个出来带兵的机会,却让荣禄在无意中打消,虽不算碰钉子,到底落了个痕迹,如果再有所建言,或者为荣禄不平,势必更引起恭王一系的警惕防备。自己此刻等于无拳无勇,而身分又非昔比,一言一动,得要格外小心,才能长保尊荣。因而对于荣禄的怨言,唯有报以苦笑。

  “翁叔平常到七爷这儿来吧?”

  翁同和是当今小皇帝启蒙的师傅,跟醇王犹如民间的东家与西席,自然常有往来。对于毓庆宫的事务,他亦常在侧面干预,例如翁同和不教小皇帝学行楷,就是醇王所特地关照的。这原是不必问的事,所以醇王只当他是没话找话,答与不答都无关紧要。不过听见荣禄提起,倒触动了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便答非所问地说:“你跟翁叔平是换帖弟兄,听说交情大不如前,有这话吗?”

  这一问引发了荣禄无穷的愤懑,然而他不肯在醇王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的摆布沈桂芬,不宜说给醇王听,只好忍了又忍,才淡淡地答道:“我仍旧视他如兄,是他跟我疏远了。”

  “这也难怪,他跟沈经笙一走得近,跟你自然要疏远。这个人,”醇王停了一下再说,“还算是谨饬君子。”

  从这句话中可以想见,翁同和骗自己说真话的情形,不曾跟醇王说过。彼此都做了小人,都有难言之隐,只是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却不知翁同和出卖换帖弟兄,又会有些什么好处?

  翁同和的“好处”是沈桂芬诺言的兑现。刑部尚书桑春荣一再辞官,朝廷一再慰留,到了光绪五年开印以后,桑春荣又“乞骸骨”,这一次准了,朝命以左都御史翁同和,调补为刑部尚书。同时,王文韶的军机大臣,去掉了“学习”字样,这证明了吴圭庵写那首《小姑叹》,体会极深。沈桂芬以清介之节行柔媚之道,如果不为慈禧太后所欣赏,那就再没有人能邀“圣眷”了。

  不久,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永远奉安,安葬惠陵,两宫太后定在三月二十一启銮。起驾以前,有件大事要裁定:派定留京办事大臣。

  历来的规矩,天子巡狩,必以太子监国,留守根本之地。清朝自康熙以后,不建东宫,所以这时惇王以亲贵之长,特膺重任。另外派了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户部尚书董恂、步军统领荣禄留京办事。全庆和董恂,都在七旬开外,派此差使,是体恤老臣,免了他们的跋涉之劳,荣禄负责京城治安,亦该留守,原都不足为奇,但上谕措词,仿佛贬低了荣禄的身分,说的是:

  “惇亲王、全庆、董恂三人,分日轮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申刻散值。荣禄每日进内办事后,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相形之下,荣禄比全庆和董恂便低了一筹,象军机章京之于军机大臣,不过供驱遣使令而已。

  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打击手段,与年底那道不说理由开去荣禄一缺一差的上谕,异曲同工而相得益彰,荣禄失宠已是彰明较著了。

  ※※※

  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病。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住。

  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琛、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琛、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纭”,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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