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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袁世凯却怀着鬼胎,但亦无法,只好等纰漏出来以后再来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为吴长庆办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周家禄,将他找了去有话问。

  “慰亭,”他问:“你是中书科中书?”

  “怎么样?”袁世凯不置可否,先打听出了什么事。“你看!”

  是北洋来的公事,说庆军保奖一案,中书科中书袁世凯,保升同知,业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档册,中书科中书并无袁世凯其人;请饬该员申复云云。

  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平地起楼台,搞了个五品同知,这个职务是武职,故别称“司马”;但官却是文官,前程无量,比二、三品的副将、参将还值钱;忧的是资历上的中书科中书原是假冒的,这个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梦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却很沉着,“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说:“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着猜,你当初拿来的那张捐官的‘部照’,姓不错,是袁,名字不是,当然是借来的。”

  “是,是,周先生明见万里,这件事,”他打了个千说:“请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说,据实呈复,连庆公都要担个失察的处分。”周家禄紧接着说:“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容易,一个麻烦,要你自己挑。”

  “那请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样的两个办法。”

  “先说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禄说:“这个办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凯为袁某某的改名。恢复原名即可。”

  袁世凯不愿用这个容易方便的法子,因为他在韩国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关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总理衙门章京,都知道有个在朝鲜立了功的袁世凯,一改名字,区区同知,有谁知道。

  不过他拒绝的理由,却不是这么说,“周先生,实不相瞒,”他说,“原来的部照,是我一个堂侄子的,此人业已去世,恢复原名,有许多意外的纠葛。请说难的那个办法吧!”“难的那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动。吏部那些书办,花样之多,意想不到,他们一定有办法,不过‘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你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办。”“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办。”

  “好!我暂且把公事压下来,等你到吏部活动,看结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谢、多谢。”

  “慰亭!”周家禄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说完,拈起笔来,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纸,一挥而就;袁世凯接过来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一时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等他念完,周家禄哈哈大笑,袁世凯也只好陪着干笑几声,以示洒脱。

  回到自己营帐,袁世凯自然而然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个举人,办事很扎实,托他去活动,万无一失。只是照周家禄说,花费须一千两银子,款从何出,却费思量。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张謇。他兼管着支应所,粮饷出入,大权在握,只要他点头,一千两银子就有着落了。见面招呼,一声“张先生!”张謇便是一楞,原来他称周家禄是“周先生”,叫张謇一向只“老师”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还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时不便责问,只冷冷地答一声:“有何见教?”

  袁世凯也发觉自己错了,但亦不愿再改口,只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请张謇“成全”。

  “成全不敢当,不过既然是朋友,理当相助。支应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给你;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公费每月二百两,你写五张‘领结’来,我把你的五个月公费先发给你。”

  “好!请问领结如何写法?”

  本来“印结”之结,当作承认事情已经结束来解释,辞句上不大好听,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袁世凯心里有病,将张謇所开的印结式样,拿回去一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领到某月份公费二百两,当面点清,成色分两,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决不致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倒象防他会耍赖似的,心里已经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当作作官秘诀来用的“六部成语”,其中“吏部”有一条常用的成语,叫做“甘结”,注解是:“凡官府断案既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画花押,谓这甘结”。顿时大为光火;原来所谓印结是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过画花押改为钤印而已,他觉得支应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闱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份,赴北闱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邻据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半,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祠,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璃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虏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今科恐怕无望。”“不然。”柯绍半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诱’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闱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子“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徐世昌指着签词:“‘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世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定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不是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间。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功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惟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棘德阴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防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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