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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02章 大魏文侯

  赵无恤死后,其接班人自作聪明,干了一件大蠢事,把办公地点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移到河北省南部邯郸,离河南省中原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目的一目了然: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象钓鱼的人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南迁邯郸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失误,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人,很快遭遇了苦恼的日子。赵的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邯郸甚至被魏人攻破,一百年抬不起头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赵武灵王出世,把战略修正回北向发展的老路,在山西、河北北部拓地千里,赵方大振,这是后话不提。

  公元前五世纪下叶,赵、魏、韩三家已经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兵员和人口,没有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三家做着三分晋国前的最后冲刺,并且互相争利起哄。赵无恤的接班人南下迁都于邯郸,逼近了中原,侵入魏家的疆界,这时的魏家掌门人叫作“魏斯”(后来的魏文侯),警惕的魏斯立刻派了一个牛人,在邯郸南边三十里一个叫邺城的地方,盯着赵人的一举一动。这个牛人就是西门豹!西门豹一路踏着公元前五世纪的夕阳,来到荒凉萧瑟的小城——邺城当县长。

  邺城位于中原“巴尔干”北部地区,算是河南、河北交境,原是卫国的地盘。卫国被狄人逼的东移河南濮阳以后,原来的土地被山西的晋人侵蚀:漳河以北,归赵;而漳河以南,归魏。所以,漳河南岸的邺地是兵家要地,中原的北门户,袁绍、曹操、曹丕逐次苦心经营的邺城,就在这个地方。曹操的铜雀台就在这里,是建安文人会聚饮酒歌咏的地方,现有五米高的台基残迹。曹操的七十二座疑冢(假坟),也连绵分布在漳河两岸。有人认为,曹操可能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埋在漳河水下。曹操之后,邺城不断变幻大王旗帜,五胡十六国群魔乱舞,好些霸王们都以此为都城。那个唱着“天苍苍、野茫茫”的东魏主高欢,还在邺城弄出了一个会演奏乐器的机器人。历史的繁华,如今都被漳河水时时泛滥,冲刷走掉了。

  漳河水暴躁,古来有名,据说是因为这里的河伯长期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只有漂亮的年轻姑娘才能安慰他。如果一年没有新姑娘,它就要发大水。西门豹县令针对这一传闻与邺县年高有德者进行恳谈。年高有德者吐露了很多基层群众的苦楚,揭发当地“三老”的劣行。“三老”不是三个老头子,而是县的下一级官员,类似乡长。作为有头脸的基层干部(副科级),“三老”少不了查证调停民事纠纷,算是负责教化,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收税。当时农民田里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就像现在上班族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农民的宅居地(住宅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归个家所有,要上缴户税,主要用于养兵。邺县的三老富于想象力,还给一个虚拟的债主敛钱,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农民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接着,县里的廷掾也被揭发出来了。廷掾(公务员)在衙门里干活,是县令的助手,大约就相当于阎王爷的牛头马面,负责保存章子、制作文书,因为舞文弄墨,就有了一点儿小权。据说权力越小的人越善于使用权力,廷掾吃请受贿,造假文书,让三老拿着,下去乱摊派,说是给河伯结婚用的。三老把钱收上来,立刻坐在地上与廷掾分赃,一堆堆的钱,像一寸大的小铲子,叫铲币。

  不过也要剩点钱给河伯找媳妇,毕竟借的是他老人家的名义。“何仙姑”就出来了。她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拿公款把这漂亮MM聘了去。天天给她洗澡,吃牛肉,喝酒,连吃十几天,养白胖了准备送给河伯去——当然是公款支付了,乡干部、县工作人员参与打牙祭。吃饱喝足,一抹嘴,让美少女坐在床上,吹吹打打地,实行漳河第一飘:“走喽——。”

  一开始,床还能在漳河上漂着,漂出好几里,被涡流掀翻。美少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里,听见四周一片死寂。迎亲的鱼儿用水织成网,把她哭叫的声音一网一网地打尽,最后只剩下一个气泡,和美丽的轻微波纹。

  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选美的折磨,很多女孩到了十岁以上就不再洗脸了——邺城地区的肥皂销量只有别处的一半。凡是觉得闺女还可看的人家都争相逃蹿,于是乡邑为之一空。废弃的一架架屋子成了野猫和蜘蛛的乐园,鬼影憧憧,乌烟瘴气,邺县好象妖魔霸占之下的狮驼国。

  新任县长西门豹深深感受到,破除落后迷信活动和揭批徇私舞弊行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一天,又是河伯娶亲的大喜日子。碧空万里无云,地方上的巧取豪夺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围观群众簇拥下,道貌岸然地来到漳河岸边。时间还早,河伯先生还没起床,漳河水面茫茫杳杳,没有迎亲的虾兵蟹将。

  何仙姑也来了,七十多岁,神色倨傲,身后跟着穿戴华丽的十个女弟子。西门豹对她说:“请把河伯的娘子唤出来吧,看看好不好。”

  何仙姑撩开河边红红绿绿的帷帐,把那个穷人家的小妹妹掏出来了,正是破瓜年纪。青纯幼稚的小姑娘梳作了花样别致的盘发,别上绿色玉石的钗笄,纤瘦未成熟的身材裹在宽大的礼服里,略不自然。在大家好奇的目光注视之下,她摆动着自己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以及左左右右和里里外外,脸色开始发羞。她的大衣服肘上,还停着一只河边的蚱蜢,瞪着疑惑的复眼。

  西门豹说:“窈窕淑女,河伯好逑。可是这个女孩儿不够窈窕,河伯会讨厌的。麻烦您老人家下去一趟,报告给河伯,说过两天找到更好的再送去。好不好?来呀,把大巫妪扔到水里去。”

  走卒赶紧上来,抱起何仙姑,往水里扔。“扔远点儿啊——,省她走太多路。”西门豹操心地嘱咐。何仙姑一时醒悟不过来,七十多岁了,又是老处女,被男人一抱,完全蒙了,忘记挣扎。她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象一条大醉不醒的巨鱼,滚动着无数的鳞片,她来不及总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就一头被吸纳了进去,栽死其中。

  西门豹在岸上抓耳挠腮等待了有好一会儿,看看手表,没有耐心了,焦急地对左右官吏说:“大巫妪好慢呀,走太慢。还不回来呀。叫她女弟子下去迎迎喽。”如狼似虎的当差闻命,抓起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弟子,象青蛙捕到了一只蝴蝶,把挣扎叫唤着的她拖下了水:“不要呀不要呀,我不会水啊!”

  好一会过后,西门豹说:“唉呀,真慢啊,还是没有人回来。看看谁再去迎迎——”于是,又有两个女弟子被发射到水里去了(河伯这回算高兴了!,一气娶了仨)。

  旁边的三老不敢抬头,哆嗦着象一片树叶。西门豹说:“你太激动了,不要激动嘛。我明白了,大巫妪是女子,女子不能白事(汇报工作)。请三老下去白事吧!”三老缩在地上,双手抓泥,不要呀,不要呀,不要白事的呀,我不认识河伯的啊。他伸手去抓草,草们灵巧地躲开了。草们一躲开,挨抓的就轮到他了。当差的左牵右拽,把他拖入水里——由于身子吃得肥,所以费了很大劲,半天漂着不肯下去。但是,水里的人都想念他啊,他也就随波逐流了。旁边的廷掾和地方上的头面,无不惊恐,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西门豹回头问:“大巫妪和三老,都不回来了,奈何?”这帮人赶紧跪下,叩头哀求,流血满地,惨白的脸色象水桶里的月亮。

  西门豹累了,倒背双手,弯腰瞅着河面许久,说:“再等等看。”大伙继续发着抖等,等到快尿裙子的时候了,西门豹才说:“今天等不到了,我们只好先回去吧。河伯留客人的时间也太长了点。”西门豹很苦闷地带着大伙离开了,一边走,一边不解地摇着头,充满冷静的幽默。漳水河边的戏剧收场了,西门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个过程不说破一个字,乔模乔样,让人忍俊不禁。从此,邺县上下再没敢说给河伯娶妻的了。

  西门豹心硬手快,不怒自威,把三老、大巫妪一杀,形势扭转得立竿见影,有法家色彩,于是遭到后代腐儒的诋毁,说他没有以思想教育为主,不教而诛,是不仁啊。这事如果交给儒家的人去办,肯定是很仁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大会小会地开:“反腐倡廉咧,加大整治力度咧,狠抓狠落实咧,加强干部自身修养咧,对关键责任人一经发现就一查到底咧。”来回唱八股文而已,拿不出有效办法,只是三令五申,磨磨蹭蹭地放空炮。这倒符合儒家的仁政了(没有把人扔进河里淹死),不过,对腐坏势力的仁就是对全体社会的大不仁。

  河神是指望不上了,为了邺地风调雨顺,西门豹打算修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但是邺地老百姓真不争气(腐败就是滋生于不争气的土壤的),西门豹号召他们修渠,他们纷纷不肯出门,捏着铲子惜力,嗔怪麻烦。西门豹大怒,拍案子怒斥:“都他妈给我出去挖渠!你们现在恨死了我,但是一百年后,会记得我的。”西门豹是个强势的领导,法家的政府效率就是比儒家思想教育高。西门豹也确实脾气火爆,所以他平时用柔软的熟牛皮作腰带,提醒自己松弛一下。

  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被西门豹轰出来乖乖地铲土。这些水利工程果然发挥了很大效能,邺地粮食产量每亩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120斤,跟一名大学生的体重差不多)。人们把水渠里的水通过“桔槔”灌溉到农田。桔槔的样子像一个天平,一头放水桶,一头挂石头,牵着石头调整天平臂的仰俯,使得水桶从水渠里取水,再水平旋转天平,就可以运水了,很有意思,这是战国时期的发明。老百姓喜欢死西门豹主修的水渠了,一直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汉朝时期修筑弛道,上边来了人,要求水渠改道,给驰道让路。邺地老百姓纷纷不让,说这是西门大官人留下的,不许动。老百姓纷纷卧在水渠上,脱光衣服抗议,最后,政府只好放弃,把驰道转弯。

  西门豹治邺,名闻天下,泽流后世,堪称模范官僚。至今当地有西门庆祠堂(对不起,西门豹祠堂),是祭奠他的地方,向死后的他供应伙食。这个祠堂并且成为大伙求雨的地方(西门豹成了新的河伯)。有一次求雨不灵,一气之下人们拆了此祠堂(邺地人脾气真大啊!)。不过现在仍有西门豹祠堂,可供瞻仰。2400年过去,西门豹盛名如新,真古之贤大夫也。

  潇水曰:我曾驱车经过河南河北交界的漳河,古来狂暴的漳河水,现在已经狂不起来了,因为受环境破坏和干旱少雨的影响几乎断流了。由于漳河水瘦,两岸用水矛盾就非常突出。最近新闻报道,沿河两岸为了争夺水源经常发生械斗,并引发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据说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漳河水事纠纷做出重要批示。呵呵,邺地的老百姓确实不好治啊——河北人就是慷慨悲歌,脾气大啊(因为受北方胡人影响多)。

  魏家掌门人魏斯不但派西门豹驻守北境邺城,并去赵人的后腰里放一只刺猬——那就是抢占邯郸背后(以北)的中山国,以牵制赵人的南下中原,最终通过邺城与中山南北夹击,钳制邯郸。

  魏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乐羊”先生。乐羊本是一介布衣(也就是士人,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在没有科举制度的当时,他是怎么出息的?他可以自荐或者求别人推荐,到诸侯或者卿大夫家里当官。前提是你得先给自己造造名气。不管怎么样,乐羊在社会上混出了名,就得到了要臣“翟璜”的推荐,被魏斯任命为远伐中山的主将。

  中山国在邯郸以北三百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国,它是白狄的一种(叫鲜虞)建立的。白狄不是白种人,只不过他们打着白色的旗子,有一些小的城邑接连在河北中部保定、定州、石家庄一带,号称中山国。当初赵简子就是进攻中山国时候遇上了中山狼。

  公元前408年起,乐羊子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拔下中山国一座座坚城深池,却钝精挫锐于中山都城之下,无论怎样实施强攻,却只是徒然增加伤亡。他只好围城敝敌,消耗中山人。

  乐羊打破了智伯“水淹晋阳”围城一年的记录——乐羊围中山围了三年之久。当魏家士兵坐在帐篷里吃后方送来的军用罐头时,城里的中山人则开始吃人。中山人恼怒的很,因为他们想起了乐羊的儿子,现在正在中山发展。我们给你发着工资,你老子居然来打我们。干脆,把乐羊儿子揪出来吃了。乐羊的儿子被绑在城头,中山人比比划划指示着他身上的肉,我要这块儿,给我来那块儿。大厨师开始给他洗澡。

  “乐羊——,你看见了吗?认识吧!长得挺像你的哎,快撤兵吧——,儿子重要还是打仗重要阿——”

  乐羊感到眩晕,松软,象一块被军士们扔掉的擦车布。乐羊知道,作为一介布衣而被推荐到魏氏家族驾下,又花费魏家三年的物力,丢下战场将士的骸骨,如果打不下中山城来,徇私而返,不但前途没了,连推荐他的人“翟璜”也要负“随坐”责任。

  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中山城。乐羊的儿子,终于像无人招领的失物,被中山人自行处理了,肉放进大鼎里沸煮(也许是活着的时候就放进去)。把乐羊儿子的肉脱了骨头,再投入盐巴和辣酱以及酸梅、生姜、醋汁、鸡蛋清、干菜、桂粉、醴酒,加糖揉匀,文火闷炖,最后收汁儿捞出。一大罐子嫩爽滑颤,赏心悦目的乐羊儿子的肉羹就出来了。它肥润适口,咸鲜满鼻,极度富于美感。肉羹是夏商周人们的主要作肉方式,如果是给祖先吃的则不加任何调料,叫大羹。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这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

  中山人盛了一大勺“乐羊儿子羹”,放在木胎的漆器杯子里,用厚皮子裹着,下城送到乐羊的营垒里,献给乐羊趁热吃。乐羊举起这杯肉,外面正下着连绵阴悒的雪,乐羊子多么怀念当初的日子啊:当初自己作为一介布衣,跟老婆孩子住在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邑,岁末的时节,孩子骑着竹马,一家人吃节庆的猪肉,喝年底的薄酒。唉,往事已矣,世事变迁,老婆不知在哪里,孩子现在却在杯子里。唉,“悔叫夫君觅功名”了,弄得儿子都搭进去了。乐羊坐在帐幕前,攥着杯子腿,举起来,伸脖把乖孩子的肉汤,啜饮一空。(当时的杯子跟现在功能不同,是装饭和菜的,体积比现在的酒杯大多乐。杯子下面带木柄,像一个火炬,或者更准确点,火炬冰激凌。总之,就是下面带柄的碗。现在“世界杯”的奖杯,样子倒跟它差不多)。乐羊吃完“火炬冰激凌”,空杯子还给中山使者,拿回中山城交差。

  这个胆气十足的举动,征服了魏营之中所有疲敝已极的军士,人们信任了主帅的同时,又燃起了对敌人的仇视。大家鼓足余勇,哀兵求胜,犯冒锋镝而不顾,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举夺下中山城,时间是公元前406年。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因灭中山国功大,乐羊子被魏斯赏爵赐金,封在中山地区的灵寿,子孙居住在那里,实现了一介布衣的英雄主义价值。并且他的后代中又出来一个有名的乐毅。

  乐羊子出身低微,他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沾沾自喜,见人就吹,于是遭到旁人嫉妒。有人干脆把他比作坏蛋“易牙”。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臭名昭著。乐羊敢吃自己的儿子,也敢吃魏斯您的儿子啊。(“一片吃得,自然整个也吃得。”——《狂人日记》鲁迅语。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啊)。

  魏家这时候仍然和赵家、韩家一样,是晋国的三家卿大夫,魏家掌门人魏斯搬出两筐简册,请乐羊过目。一看,都是乐羊三年在外攻中山不下,魏家家臣纷纷上书骂乐羊该死、乐羊拥兵自重、乐羊投敌、乐羊吃儿子的,请求魏斯招回乐羊处分。

  乐羊子看完简册,汗流浃背,赶紧小跑几步,长拜于庭中,说:“下臣攻克中山,全是主君您的大功大德啊。别说这两筐奏章,就是一寸的简板,您如果听信了,也足以要我的命啊。若不是您当初驳回众家意见,鼎立支持我,我怎能立功而返。”从此乐羊事奉魏家不敢怠慢。

  魏斯和赵氏、韩氏一样,为了能够三分晋国而拼命招徕人材、尊礼贤士。不久,又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很会打仗的年轻人,也来投奔魏家掌门人魏斯。他留着一撇薄薄的胡子,带着毕业证书和名策,从远东来到了魏斯的大本营安邑来找官做。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起。

  吴起,布衣,他爹爹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两黄金,家住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聚集的地方,当年大款“陶朱公”范蠡也就在这里发财。但是商人没有地位。吴起的爹指望吴起将来能有份象样的工作,能出入高级夜总会,开着公家的小车,搂着小蜜,白天开开会喝喝茶,有身份还不辛苦——商人发财了,就想着能当官。于是他拿出存款,到处托关系,求人推荐吴起去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妻子给吴起织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让她拆了重织,妻子点头答应。织完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怎么跟政府的还不一样,到底守不守法。妻子赶紧解释:“经线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没法改,你干吗还答应?”吴起不能原谅妻子的欺骗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啊?说离就离呀?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却回答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家的信徒,法无私情。法家就是这样,不分贵贱亲疏,一律断于法。包括把法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想着给他当老婆了。”

  老婆没有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吴起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早上不叠被,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晚上半夜才空着手回来。终于吴起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我家吃饭,一起谈事业吧。”结果这哥们晚上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次日天明,专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

  吴起混了很长时间,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行的。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比如子夏到山西当教授,招生讲学,比如魏斯、李悝)。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手臂,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立身卿相,决不回卫国来。”于是吴起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曾子书院——火车站向西100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招收儒家高级班,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学不会下一期学费免交。”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这位曾申也不是俗人,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带街上玩。他小啊,不懂事,就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要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家来,曾爸爸卷起袖子就磨匕首。曾妈妈说:“开玩笑阿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他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撩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自己身边实行主张的人——曾爸爸。)这个曾爸爸也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曾爸爸(曾参)也跟吴起一样啊,也是在老婆家人身上实行自己的主张。曾爸爸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了可能拉了肚子,于是气坏了,就把老婆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嘲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作,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坚持自己为自己所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奉行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这种精神,正是一些后来者所最缺乏的。后来的中国人变得处世圆滑:嘴上一套,行为是另一套。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自己却根本不信,只是为了胡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否则就没法混下去了!),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行动,但依旧还要到处喊高调。大家你蒙着我,我蒙着你,私底下掩嘴偷着而笑,实际上谁也不真的照喊得那样而做。这岂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养成一个撒谎的民族。这主要是专制皇帝逼出来的啊,不能单怪后来人不争气,骨头变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裂变,虽然也有君主,但都是层层封建,互相独立,还没有弄出皇帝那般极端专制的体系。所以,曾爸爸、吴起这样有个性、不自欺、奉行个人所倡导的原则的人,就格外的多,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后来有了皇帝,从管理体系到意识形态都极端一统,知识分子依附皇帝去当官,被皇帝调教得服服帖帖得,失去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慢慢磨去从前的可贵秉性而变成皇帝的精神附庸,只好陪着皇帝唱唱高调了。

  不管怎么样,受曾爸爸影响,小孩曾申长大以后也是坚守原则,驴脾气,他听说学员吴起的老妈死了,就立刻兴奋起来,非要吴起按照他儒家的原则回去守丧三年不可。人死了需要守丧,这是儒家的原则。要求孝子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孝子搞死,至少瘦成一把清骨头才算至孝。总之,只要有人死,就是这些儒家大显身手的时刻,曾申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但吴起却死活不愿意回家去“守”自己死去的老妈——吴起不想浪费三年功夫。而且吴起当初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老家”。于是他老师曾申大怒,对吴起从此待搭不理。很有志气的吴起干脆不跟他学儒了,自己钻研兵法。不久,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每当国内一闹意见,一有矛盾,就会有人出去打鲁国撒气,以捞政治资本,就像夫妻俩吵架,失败的拿打孩子出气)。鲁国大臣不会打仗。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抵抗齐人。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但是鲁国的大贤们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的现任媳妇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暗助齐国,必坏鲁国大事,不能用吴起。唉!鲁国的大臣满嘴都是仁义道德,其实虚伪奸佞。我们怀疑,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的国家,它所孕育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特别是经过宋儒、明儒后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理想,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公元前410年的月光,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换来了将军头衔,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号,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不过它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故事,是儒家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观念者的恶名。都不知是真是假。

  吴起带着鲁国兵到了北方前线,摆出怯战的样子,派一个孬种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同时抓紧部署兵力。等战斗打响时,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从两翼兜杀齐军软弱的后部,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动摇齐军前部精锐。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吴起崭露头角,使鲁国的大贤对他刮目相看,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故乡,他杀过三十多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克强,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一定要来联手侵伐我们的,到时候非亡国不可。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杀妻求将,品质不端正。”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端正的草,也不要气质超群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是儒教大行其道的地方,强调以道德标准论人,以思想品德挂帅,这一直是儒教下的干部选拔标准。才干被视为小人鄙事,创新斥为奇技淫巧。在鲁国,当官只要讲道德礼仪,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作揖打拱尸位素餐罢了。的确,如果吴起真有杀妻求将的劣迹,那么按儒家的那一套人才标准来衡量吴起,他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卷起铺盖卷,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只是笑剧一场。

  离开了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曲阜城2400年前的火车站旁边,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地球人都知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西去,前往山西。经历了这几年的辗转飘移,吴起更加坚毅成熟,春天正以一颗小草的形式竖起它的旗帜。几只异乡的鸟陪着吴起飞临魏国都城的顶空,鸟们会不会被池塘里的一群水族错当成日月星辰,吴起会不会时来运转、扶摇直上。吴起不管这一些。他神色超远,骨相清奇,肃穆的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今山西夏县,时称安邑),然后拿着自己的名策,径直投向晋国魏氏掌门人——魏斯的府邸。其实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魏斯问旁人道:“吴起何如人也?”

  旁人说:“吴起贪而好色(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然而用兵的话,司马穰苴(著名兵法《司马穰苴兵法》的作者)倒也不是他的对手。”

  魏斯接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责难的话:“听说您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我喜欢儒生文治。”

  吴起摇摇头:“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都在杀兽剥皮,在皮革上涂漆绘色作成皮甲,有烙出犀牛大象的图案在皮甲上吓唬敌人。你们还制造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重车也用皮子保起来,车轮车轴加以青铜。您这种大规模的备战,怎么还说不爱打仗?”(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

  吴起接着说:“您想用兵于列国,却不聘请兵家名将,这好比孵雏的母鸡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侵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遭遇的只是死亡。从前承桑氏只讲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仗着兵多,恃众好勇,社稷灭亡。贤君明主有鉴于此,必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土的尸体只会悲伤,这说不上仁。”

  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斯。魏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我做得就是帝王之师,当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啊,吴起赶紧站起来,和魏斯四拳相抱。于是魏斯亲自设宴,夫人捧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魏斯不是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材质层面选材。

  公元前413年起,吴起受命西出黄河,跃过秦晋大峡谷——中间流淌着黄河的竖行部分,是山西、陕西之分界(然后再拐弯横流中原),进入陕西,率兵击秦。吴起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快速夺占了陕西东部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这是陕西东缘,东西纵深一百五十华里,南北狭长的一块土地,因在黄河以西,称为河西之地。吴起重新拔取此地,使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从此可以从容渡河,使得秦人无险可守。从前为了河西之地,晋国秦国从晋惠公、秦穆公时代就开始互相争夺,为此打过“韩原大战”。

  但是吴起立足河西之地,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所以他搞了西部大开发:变习俗,成驯教,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引入文明世界。终于把河西变成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独立作战,对抗秦人。

  光经济开发也不够,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形式组建了列国的第一只特种精锐部队——武卒。从前,春秋时代,征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户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征兵工作也有声有色了,但征来的人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有时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转冷了,还得自己写信给老家,让老娘给做冬衣,让老爹给送过来,真是赔本又赔命啊。打完仗,征来的兵员摸摸脑袋如果还在的话,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乡间劳动。战场上的事,好像梦一场,只把那黄沙战血染过的武器藏在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来用它。吴起改革了这传统的征兵制,他以苛刻的筛选标准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吴起就发给他们工资,成为职业军人,而不是临时征发打完仗就回家。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相当于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不但拿薪水,还“一人入伍,全家光荣”: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赐给土地房屋。

  这种“募兵制”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三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当时没有裤子,人们下身是裙子——对于军人来说就是裙状的皮革“股甲”。裙子里边光着大腿,从膝盖以下有半截裤筒似的胫衣套在小腿上——胫衣是由从前远古时代的绑腿进化来的,未来将继续向上扩张成为裤子(但现在还没有裤子,只是小腿上的胫衣),对于军人来讲小腿上的胫衣就是皮革的“胫甲”。穿好这上身甲、股甲、胫甲三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人伍。妈吗,这不把人跑死啊。当时的一百里相当现在的41。5公里,等于全程马拉松赛,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兵甲武器,可不是背心裤衩呀。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人在身高、体能和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

  “募兵制”选出的人叫做“武卒”,录取之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职责与武器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成为“常备兵”,明显不同于过于业余兼职的“征发兵”,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这些职业化的军人,骁勇善战,立了功还有赏爵和田地,

  吴起对于这只能征惯战的队伍,像眼睛一样爱护。他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这就叫廉平。吴起尽得士卒之心,士卒乐死。据说有一个士兵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西河驻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据说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号啕大哭,说:“往年,吴起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吮脓,他父亲作战一往无前,结果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儿子也长不了啦,哇~~~”

  治军还需要法令,有一次,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秦人两只首级提了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立即将他斩首,因为他不听命令任意行动。吴起还曾“迁木立信”以强化法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西河驻地,下令:“有谁能把它搬到西门的,行赏。”老百姓争先去搬。吴起认为民心可用,于是下令“明天攻打某某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大夫,赏赐上等田宅。”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敌国不敢谋,他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列国都很看重吴起的成功经验,相继学他的样,启动常备兵制度。齐国由此出现技击,秦国锐士、韩人材士、赵人百金之士、楚国选练之士,等等,都是步吴起后尘者。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成本高。他们有家产、带工资,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庭军属待遇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打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躲着点儿,把头猫着点儿;二是必须打胜仗,以免死掉)。

  募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惜力。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比如虚报五千人,只招一千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来朝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弄不好就激起士兵哗变。

  吴起率领自己的战胜之师,镇守西河二十年的同时,又带兵东去河北策应协助乐羊子对中山作战,攻灭中山国。同时期,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晋国赵氏,战火遂燃为国际战争。吴起率领魏家军,联合赵、韩两家,与齐将田布激战于龙泽。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家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必吃大亏(荀子语)。果然,齐军继上次败给吴起率领的鲁国军之后,再次败在吴起手里。齐将田布战死,阵亡三万人,被俘获战车两千辆!(从前春秋时代的大战役,双方交战总战车数才不到两千辆,这回光被俘获的战车就有两千辆。)

  吴起赶着排出二十华里长的两千辆战车,凯旋回到山西。魏、赵、韩三家声威大震。乘着胜利之威,三家打发使者去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晋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无可奈何,册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是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吴起对于“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赵魏韩三家分晋以后,山西也就从此被称为三晋。而晋国国君一时还没有被废,成了名存实亡的衰人,只有曲沃、绛城两块土地,反倒去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大诸侯国。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直到到公元前376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诸侯废晋静公为庶人(就是和咱们一样的人),煊赫二百年年、立国七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灭亡了。

  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巨变,都是由于牛类普遍学会了耕地。牛在春秋末期学会了耕地,铁器引入生产,人们拼命赶着牛,扶着铁犁,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树嶂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好东西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如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把持着,实力不断积累崛起,终于三分晋国。

  遥想晋国当年多少豪族,先轸家族、狐偃家族、三郤家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200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平民。如今survive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赵氏、魏氏、韩氏三家的成功在于开明节俭,因而人心归附。比如说,他们的亩制面积都特别大,当时每亩交固定数量的粮食税,亩制大,意味着租税轻,农民们喜欢去他们那里种地,于是人气越来越旺,在封邑上召集和训练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势力激增。而从前的范氏、中行氏亩制最小,不注意惠民养生,所以他们最先灭亡,也不奇怪。智氏(智伯一家)的亩制也比较小。

  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此起彼落的家族兴衰集合成一个朝代国家的盛衰历史。总之,公元前376年三分晋国之后,晋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晋献公、晋文公(重耳)、晋景公、晋悼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今天,如果你有幸到山西南部的侯马去,于郊外的梭梭衰草里,仍然可以看见当初晋国都城的黄土城墙残垣,纵横一两公里。

  如果说赵家的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位鳄鱼,那魏家的魏斯就是第二位鳄鱼。在三家分晋成为独立的诸侯以后,魏斯的大号就变成了魏文侯,我们以后就用魏文侯还称呼他。魏文侯(魏斯)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得姓魏。中间有名人魏仇(追随重耳流浪的九袋长老)、魏绛(和戎有功)、魏舒(魏舒方阵)。魏文侯(魏斯)是雄才大略之主,晓得招徕人材。每次经过本地大贤“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他一定要凭轼而立,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被魏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还有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以及名将吴起。

  魏文侯(魏斯)还喜欢儒者,拜孔子弟子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为师,读书期间,还给儒家的《孝经》作了注。这位子夏老师,治学强调形式主义。学生们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礼节,就可以混到毕业了。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远古世界一片春雨潇潇。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于是,不顾大家劝阻,他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道理被后来的另一件事所深化。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亦有一点道理)。

  魏文侯经常思索晋国的灭亡,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早在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异姓大家族凭借军功获得封地,在封地上日益强大,他们世代受恩,世袭官职,积累的军事、经济实力凌驾在国君之上,终于控制国君一族,最终三家分晋。

  魏文侯从“三家分晋”中总结出了封建制的危害:封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通过改革,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三家分晋对于中国历史意义重大,赵、魏、韩强化君权的历史潮流,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赵、魏、韩国君是如何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的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这是对国人崇君教育的一部门。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封建特权节制,才能彻底避免卿大夫家族上侵君权,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而这一伟大工作,就交给了当时应运而生的法人物去实现。魏文侯手下的李悝,就是法家的鼻祖,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创了一门独门功夫——法家。魏文侯知道他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便于干部专业化建设。李悝的法家改革是列国中的最早者。李悝的思想,就是用职业化官僚取代卿大夫,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威胁君权,这也是法家思想的根本。这些招募来的官僚不占有土地,地方土地上的军队也是国家的,他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职业官僚取代世袭大家族,从而避免了大家族在世袭的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对抗国君,避免重蹈从前晋国一分为三的覆辙。法家思想同时还要求把大家族的封邑改为郡县,对郡县的控制权直接牢牢抓在国君手里,赋税直接交给国君,而不是从前封邑上的卿大夫家族。中央委派官吏去郡县管理行政与税收,并且实行“将相”分立,二人互相监督,避免出现权力集中一人的权臣。大臣只能当官,但不给封地,也不给他们世袭官职的机会,避免他们时代累积,把持国政。法家还帮助国君用“法、术、势”来监督臣子。这种趋势最终发展到秦始皇时代,以郡县制彻底取代了封建制度,君权专制取代了贵族(大家族)群体政治,中国从封建时代进入皇权时代。

  以“职业官僚体系”为特征的君权专制社会,不但有利于巩固君权和稳定政治,也客观上打开了布衣从政的大门,而不再为卿大夫家族成员垄断政府,从而给了如吴起、乐羊这种没有任何大家族背景的布衣、士人的出头机会。

  法律也能帮助强化君权,也是君权一元化专制社会的标志,李悝很好运用了这个武器。他汇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以法令约束和奖赏的手段管控各层级官员和人民,让官僚们都听国君的话,成为秦汉未来的法律蓝本。后来商鞅就是带着《法经》给秦国人民送去了福音。由于李悝、商鞅等人崇尚法律,法家因而得名法家,但它的内含远过去此。建立职业官僚体系,以法约束限制官僚,从而实现君权一元化专制,加强君权,这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代中国的皇帝,往往青睐法家的原因。皇帝们号为“外儒内法”——外表像儒家,实里是法家。

  法家改革旨在强化君权,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法家的变革去除了卿大夫家族在各自封邑上的割据势力而取代以县,国家能够攥紧一个拳头对外。因为职业官僚们是公开竞聘来的,又强调用法律奖惩手段来约束官僚,政府效率就比卿大夫家族子弟垄断的政府高很多。最终富国强兵,称霸于列国。我们说,谁在“君权一元化专制”的路上走得最早最远,谁就最能成功。魏国的改革的最早,崛起为战国首强。后来秦人做的更好(商鞅变法),于是秦国后来居上,国力最强,最终一统天下。但是,君权一元专制虽好,倘若走向极端,就又变成了“暴政”。法律走向极端,就是“苛法”。秦人终于在这两个维度上走火入魔,把自己推下了历史舞台,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后世所病诟。

  公元前四世纪初,魏文侯的一番变革,使魏国像服用兴奋剂一样,成为战国首强。不久,魏文侯高高兴兴地死掉了,新接班的魏武侯泛流于黄河之上。两岸正是秦晋大峡谷,西边就是秦国。秦国在陕西东缘的土地(河西之地)正被吴起占领着,直可直接威胁秦人。

  欣赏着老爹和吴起打下的江山,看着黄河两岸崔峨雄浑的高原地貌,魏武侯不禁高兴起来,赞道:“多美啊!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不料有人挺身而出,一句话振聋发聩:“我不同意!河山之险,实不足以保社稷也!”。魏武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正是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吴起此时也在船上,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王错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会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打跑了。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放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施政不德,周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

  魏武侯当时气沮,为了保存面子,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还是继续专委先生您吧。”

  吴起的话里,还描述了夏商两代的边境,是后人研究夏商史的重要一句。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都赖吴起之功。田文只是有大家族的显贵出身罢了,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方面,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方面,他都不如吴起。但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强化君权、限制使用贤能人士。吴起不服气也没办法,那个在西河游艇上受了他气的拍马屁专家王错,也开始抓紧说吴起的“好话”:“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只让他当一个区区西河之守,二十多年没升官,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魏武侯遂怀疑吴起,派人拿着“金牌”,去西河调吴起回都城安邑。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奔楚国避祸去了。

  吴起之所以离开魏国,有其必然性:限制使用能人,特别是异姓能人,避免他们窥伺君权,这是当时统治者从晋国被三家分掉中所总结的教训。这种强化君权的趋势终于在未来秦汉明清的“君权一元化”皇权社会愈演愈烈,而以往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商周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好处是政权得到稳定,没有太多的弑君和六卿火并,但社会变革发展势头也被扼杀了。

  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在郊野上乘坐马车南下,车窗外是连天碧野、伤心秋色。岁月疏忽,去程与归途两相茫茫。秋天进驻吴起心中,走到河南南部,看看离楚境很近了,吴起为秋风所包围。吴起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着他二十年苦心经营的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纵流。

  仆人问道:“给谁打工不是一样,丢掉魏国就像一个破鞋。您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你哪里知道,如果魏武侯信任我,使我坚守西河,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灭亡秦国。有了秦国的关中沃土——表里河山,四面群山,号称四塞之固,我们以它为基地,向东收并中原,可以一统全国。可惜他听信谗言。我走了,西河就要被秦国人夺去了,魏国从此将削弱了!”

  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西河一个边邑。到了五十年以后,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终于尽得西河之地,越过黄河天险,进攻山西三晋。

  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387年来到楚国择业。太阳把黎明幽弱的清光泼洒在老大的楚国江山上。楚国自从两百年前在鄢陵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跟北方的争霸战算是消停了。不料,东边却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郢都一度甚至被攻破,被迫迁都鄀城(后又迁回)。楚国与越国联手(越国出人、楚国出枪)把吴王夫差给灭掉以后,趁机吞掉了中原东南部的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些都是原吴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牛气的楚国到了战国时代,变得不牛气了。吴起明白楚国积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们、大家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自有土地军队,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不听政令,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中央贫弱,地方政局动荡。这个结症,跟分裂前的晋国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晋国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是异姓家族,而楚国在春秋早期注重消减分封制下的异姓家族,强化王族君权。但是如今王族不断繁衍分裂,也形成了事实上诸多分封家族。楚国在春秋时代的王权专制传统,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也退化为大量同姓王族分封了,一样够折腾人的。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像从前的晋国那样),却有被同姓家族拖垮的趋势。

  王族同姓家族也是多家族,这些多家族分封体制,向“君权一元专制化”转型,正是中原诸侯目前最时髦的事情——因为“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使国力分散消耗,一个拳头攥不紧,并且威胁君权,动荡政局。魏文侯借鉴晋国不注意强化君权的恶果,已经成功地这么一元化了,并且一跃成为战国首强。吴起也准备充当国君的咬狗,帮楚悼王的忙,在楚国遏制分封,推动君权专制。当然这种事在中原是新鲜的,在楚国却并不新鲜。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一贯强化王权,遏制分封,当时的实践效果很好,国力强悍。现在要重新回到楚王的思路上去,重建君权一元专制,恢复从前的雄楚战力。楚悼王接见吴起听了论述之后,就象抓到一支兴奋剂。他也想改变楚国长期凝滞不前的局面,也想变法图强,而所谓战国初期的包括魏文侯在内的列国变法,以及未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这里的变法,其实质都是遏制分封,强化君权,向“君权一元专制化”国家转型。法家担负起这一历史转折重任,所以吴起除了是一位兵家,也是法家。

  楚悼王首先让吴起到宛城挂职锻炼,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光能说,先办给我看试试。宛城就是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被南部湖北省的楚国灭掉后,成为楚国北境重镇。吴起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首先就要拿这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开刀。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土地都归国家中央所有,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僚去管理。”

  大家族封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世代相袭,净拿工资不干活。吴起则把他们全部裁掉,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职业官僚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让他们搬家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地区),开发荒地,以免留在富庶地区破坏改革。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了这些旧分封体系下大家族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君权,使得国家(也就是君王)更有经济实力和统一掌管军队的战力(从前是军队分散不同家族所有,削弱了整体战力)。废除旧大家族的寄生特权,又给布衣人才腾出职位肥缺。

  可是大家族的贵人们被气得要死,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老婆生孩子没屁眼儿,出门让车撞死,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就暴死,明天再也不用穿鞋。你这个弼马瘟,你给楚王卖命当枪使!早晚你不得好死!死了也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大家族,恢复王权。但咱是打工的,不给人当枪使还干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楚国富强,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责无旁贷。吴起对工作相当有责任心,他当官廉洁,不搞腐败,严禁私门请托,严禁大家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体现在战争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大胜。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南邻魏人以及中原北部的卫人组成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两个地方,赵之重镇中牟遭到围攻。赵国情急之下求救于最南边的楚国对魏人南北夹击。吴起奉命北上攻魏,大破之,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L形的横部分),渡过黄河,深入山西魏地——不知他的原主子魏武侯作何感想。吴起为楚国人实现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楚国在此之前屡次积弱挨打局面。

  最早,吴起带着鲁兵战胜强齐,到了魏国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随后又联合赵魏韩三家再次大败齐人,斩首三万,直接促使三家分晋。“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抵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这是大军事家曹操对吴起的赞赏。司马迁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吴起。吴起之雄勇常与孙武并称,历史上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常说“比拟孙吴”,意思是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今名将的最高标杆,这个荣誉很高啊。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在楚国开展工作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庙堂,脸上带着惊慌不安,离开了人间。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旧大家族突然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对着吴起怒目而视,切齿攥拳。他们招呼弓箭手呼啦一下子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老楚王终于死了,看谁还能罩着你!”吴起登时身中数箭,转身就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在楚悼王body上。吴起大喊:“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射大王body,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而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是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死时约不到55岁。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搞关系,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

  不管写没写《左传》,吴起确实写了一本《吴起兵法》,被海内珍藏,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也用不上。)

  楚悼王、吴起死后,接下来,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得七十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伏尸杀贵,能在死后为自己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其智高妙。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新兴家族如昭、景、屈三家浮出水面。他们由于新兴而颇有一些作为,给接下来的楚国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是由于楚悼王的不幸早逝,吴起继死,楚国历史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宣布夭折了,没有继续深化。虽然楚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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