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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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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 *

  近来在家养病,星期天下午看电视节目,没有人来打扰,我安静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听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两三年没有进过上海的影剧院,只是在家看电视,而且只能“有啥看啥”。这次总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难受。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使我看后很难忘记。“青年司机”和“黑五类”的女儿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这里评论影片,我只想谈谈自己看过《小街》后的思想活动以及影片给我引起的一些联想。

  在影片的最后有几种不同“结尾”的设想,我不管这些,我只说有两句话(不仅这两句,还有些和这类似的话)打动我的心。说打动了心也许不恰当,更可能是一种启发。我打一个比方:我的思路给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面前有一道锁住的门,现在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像钥匙一样的两句话就是:

  夏司机说的:“经历了十年悲剧之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俞姑娘说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这个。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探索了几年。一九七八年我说:还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内伤还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诉日本朋友:我们做了反面教员,让别国人民免遭灾难。去年我离开法国的前夕,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做很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馆想了好些时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苏黎世,在一家清静的旅舍一间舒适的客房里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确地感觉到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这是在十年动乱之前所没有的。一九八○年我在东京说,经过了生死考验的大关,我感觉到骄傲,其实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第一次侥幸活下来,第二次也会死去,倘使我不珍惜这一段时间利用它多做一点好事。在东京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在心灵中新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还好像看见它在发光,它在沸腾……还有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继续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灵。但是不知怎样我无法前进,仿佛我走进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着两扇黑漆的旧木门,一直没有应声。我一连敲了几个月,但我并不是白白在敲打,我从门缝里逐渐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现在有了应声,而且门缓缓地开了,虽然只开了一个缝,但是我可以把头伸进里面,我瞥见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这不是让人猜谜。我在讲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点收获。我仿佛在一条小街上,挨门挨户地询问,想弄清十年的压迫和折磨给我留下多少东西。

  我终于明白:除了满身伤痕,除了惨痛教训,我多了一颗同情的心,我更爱受难的同胞,更爱善良的人民。我并不想夺回十年失去的时间,我却愿意把今后的岁月完全贡献出去。这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只有做到这样我的心才会得到安宁。

  我提到心的安宁,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受够人们的折磨,那以后又是回忆折磨着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残的才华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但是这一切的回忆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对我的“大批判专栏”、熟人在路上遇见不敢相认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的心上还燃烧着对同胞的爱。我的记忆里保留着多少发亮的东西,是泪珠,是火花,还是使心灵颤动的情景?我还记得在机关的“牛棚”里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块面包,因为食堂不把晚饭饭菜卖给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受到无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后,我对朋友说:“保重身体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两个人的心,许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贴在一起。除了给揪到机关和学校批斗不让回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从“牛棚”回家,走过门外竹篱,心里十分激动,仿佛一根绳子拉着我的心进了家门。这样的对亲人的感情我以前从未感觉到。……

  前些年我朦胧地感觉到的东西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罢。许多许多人活下来坚持下去,就是靠了这个。许多许多人没有活到今天,但是他们把爱、把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而且通过我们留给后代。不止一次地我站在死者的灵前默默地祝告说:“放心吧,我们有责任让你活下去。”

  所以我理解影片中夏司机的感情。影片中人物不多,都没有名字,有的(包括着男女主角在内)只有姓。故事也很简单。一个青年司机认识了一个少年,他帮助少年采集草药给靠边受审的母亲治病。不久司机发现少年是个姑娘,她因为“跟妈妈划不清界限”让人剪去了头发。司机决定买假发送给她。他花钱买不到,就拿走演员的假辫子,虽然他留下了钱,但是让人抓住,给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医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来,虽然他的视力大受损害。他摸索着再走到那条小街,但是他称为“弟弟”的姑娘的家门紧紧关闭,别人告诉他:“人早走了……门上还贴着封条。”从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他写成电影剧本,设想了种种的“结尾”。他始终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也有可能她已经永远消失。在那十年中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觉得又一次接触到那些熟人的心灵深处。我又回顾过去那段黑暗时期的生活,我觉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双医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国记者说,我不喜欢“伤痕文学”这种说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创伤,我不能否认。揭露伤痕,应当是为了治好它。讳言伤痛,让伤疤在暗中溃烂,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见伤疤出血就惊惶失措,或则夸大宣传,或则不准声张。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们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伤痕,这半年来我反复思考的正是这个。

  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们使我感觉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离的共同的命运。……

  现在我找到更恰当的说明了。感谢影片的导演和剧作者把我引进了小街,让我在小楼上遇见双目伤残的青年司机,听到他那么坚决的声音:“如果对未来不抱有什么希望,我的眼睛宁可瞎掉。”他始终不放弃他的询问,他的探索,他的追求。这决心,这希望从什么地方来?他自己告诉了我们:要“把自己微薄的心愿赠给自己的同类”。这也就是俞姑娘所说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十年动乱所卷不走、反倒加强了的东西。

  我也有这样一个微薄的心愿。

  三月二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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