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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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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箍咒” *

  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①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怕让人当场揪出来。在北京我们在小组会上批判过本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过作协分会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从小不善于言辞,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回忆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或者要我如何表态,虽然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来,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员“福将”。其实我的麻烦还在后头。

  杂文家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筋疲力尽,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再有恐惧,因为我已经给揪了出来,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被称为“黑老K”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但我又不愿灭亡,在那两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时甚至以为受苦可以使人净化,表现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在这一段时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只有从各地来“外调”的造反派的凶恶的审讯中猜到一点情况,我不得不把朋友们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正被孤立起来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见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杂文家在上海,现在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熟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总比全体灭亡好。我去过干校,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日常的课程不过是劳动、学习和批斗。以后又回到机关,批斗总算结束了。最初是一个人自学,然后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以后给分配到别的单位,始终戴着无形的帽子,即所谓“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另一种“紧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单位,除了每周两次政治学习外,有时还参加大会听报告,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杂文家了。他已经解放,参加了工作,在另一个出版社。有一天我去开会,他在会场里看见我,过来打个招呼,要我散会后同他一道出去。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三个人步行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我们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只是不常发出笑声。我当然忘记不了头上那顶无形帽,他呢,虽然当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但过去的“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不过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也需要大的勇气。他的脾气没有大改变,只是收敛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经过两次大火还不曾给烧成灰烬的友情。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也还提起两个我们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华和陈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个上吊自杀,另一个据说死在煤气灶上。他们为什么死去,我至今还不明白,可是我们一直怀念他们。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脱险”的经过,还是他以前讲过的那些内容,还是那种充满感激的腔调。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有些关心我的亲友替我着急,劝我到处写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仍然安心等待。又过了两三个月,我那三间给上锁又加封、关了整整十年的书房和寝室终于打开了。再过一些时候,《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杂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断左腿的时候。……

  这以后我的情况大都记录在《病中集》里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过两三次医院外,我经常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他的名字,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还是各种会议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给请出来发言表态。一切照常。他的晚报给造反派砸烂以后过了十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杂文。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文章写得少些,也可能我读晚报的机会不多,读不到他的杂文,好像跟他渐渐地疏远了。我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谈谈,劝他多写文章,劝他多讲心里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来杂文家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闭目养神,他还睁着双眼注视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读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词句,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杂文家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因为知识分子政策长期不能落实而感到苦恼。落实政策已经宣传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困难?他说得好:“‘文革’这个母大虫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还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总会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总得照办,就再呼吁一下吧。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呢?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

  关于知识分子我不想讲什么,我只想问问杂文家:我们头上还有没有“紧箍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等待别人做这做那呢?想想我们自己这二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吧。“紧箍咒”不就是对我们的迷信的惩罚?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身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我的噩梦》:《随想录》第114,见《病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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