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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

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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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被骗的,项目暂时冻结了,是政府在捣鬼,你去网上看看,股东都在想办法。等到问题解决了,本息还得补给我,得有九十万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爱面子,还是真的搞不清楚,大勇始终坚信,他没有上当,“项目”还在。

  我也愿意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从来没有什么诈骗,我的儿时玩伴,大勇,他参与了高回报的项目,账户里资金每天都在翻滚。我希望项目恢复正常,他将拿回近百万的本金和利息。我希望他的事业顺利,婚纱店继续开下去,如他所愿,某一天击垮所有的对手,开着豪车风驰在街头。最终,我所有的县城朋友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创富传奇里的一员。

  我与科幻世界

  文_韩松

  一

  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一家专业发表科幻小说的杂志,那就是《科幻世界》。

  我第一次来到《科幻世界》编辑部,是在1989年10月,我正读研究生二年级。我应编辑部邀请来成都开笔会。那时杂志还叫《科学文艺》,但正准备改名为《奇谈》。

  杂志社在成都人民南路4段11号的省科协大楼中办公,给我的印象是条件很差,就几张桌子,不到十人,也没有电脑,请客吃饭都很节省。

  杂志正苦苦挣扎,以求生存。关于《奇谈》,一些作者私下不以为然,说这个名字,预示了中国科幻的末途。“奇谈”之后便是“怪论”了。我也这样想。

  副总编谭楷带作者来到青城山下,住进一个招待所,举行笔会,也就是关起门来写作,为《科学文艺》或《奇谈》提供内容。

  很奇怪的是,许多人并不是写科幻的。比如我跟一个叫金平的人住一个房间,他是写报告文学的。另外,还有刘继安,也是写报告文学的。

  我努力写科幻,写了一个外星人与人类关系的故事。但编辑认为写得不行。

  编辑们对科幻作家非常失望。倒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很受欢迎。

  我把1988年7月完成的《宇宙墓碑》手稿交给编辑。他们也觉得不行。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当时就叫《科学文艺》。这是托了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每到社会转折点,科幻就会兴旺一番。

  第一次是清末民初,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但每次兴盛都为时不长。

  第三次,赶上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人们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但这股春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据科幻科普界元老董仁威回忆,到1982年,《科学文艺》的印数就从最高峰时的22万册下滑到7万册。

  也就是说,在1983年科幻被当作“精神污染”遭到清除之前,它就已经衰落了。

  “清污”致使科幻进一步走向末途,全国科幻杂志纷纷停刊。1983年,《科学文艺》的发行量仅剩下一万册。

  但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作者,都还在埋头写。刘慈欣他们也在埋头写。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科幻。也许是年轻人觉得未来还有希望吧。

  杂志苦苦支撑,毕竟没倒。有人问及谭楷,《科学文艺》为何能够幸存,他说:“因为当时看到仅剩这一家了,我们要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有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说句心里话,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上级也打算放弃它。1984年,《科学文艺》与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脱钩,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了公费医疗,工资要自己挣自己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这年,经过民主选举,杨潇担任了主编,后又任社长。她最终让《科幻世界》复兴并走向兴旺。但红火之后,社长又变成上级委派了。

  从1987年第六期《科学文艺》上,可以看出稿荒的严重。编辑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凑数。该期共登了三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历险记、访问记、“成就动机”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科幻小说有八篇,但四篇是微型小说。八篇中仅有两篇是中国人写的。谭楷也亲自上阵,为杂志写文章。

  那时,杂志社要靠做少儿图书来养活自己。编辑们都推着板车上街卖书。

  二

  我再次来到编辑部,是1991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WSF年会)在成都召开,由《科幻世界》承办。这时情形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许多国际大牌都来了。在参观都江堰时,我问一个老头儿,世界科幻中,关于政治的主题是怎么写的。他的回答我已记不得了,却渐渐知道,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代表人物奥尔迪斯(BrianAldiss)。

  我与张劲松住在科协招待所的同一房间。这个上海年轻人获得了银河奖。他很讲究,为领奖,大热天的,还带了件黑色西服来。

  颁奖那天,举办了隆重的仪式,还有文艺演出。

  会议由四川省外办、省科协和《科幻世界》杂志(这时已由《奇谈》改成这个名字了,并一直延用至今)联合举办,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以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MalcolmEdwards)出席会议并分别讲了话。规格够高的了。会议的宗旨是“科幻·和平·友谊”。

  我能来与会,非常荣幸或幸运。《科幻世界》的邀请信到达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上入党培训班。学校决定提前让我从党校结业,去开大会。

  不过,那时,我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信中称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

  经校长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当时一个月拿600元。

  校长是齐民友是一位数学家。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齐民友有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

  这跟科幻的主张有些相像。

  在大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对我很重要的是,在会场上,遇见了吕应钟,台湾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开创者,那年40岁。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给吕应钟,想请他看看。结果他带到台湾,交给了张系国、张大春他们,又参加了《幻象》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最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类金奖,奖金为10万元新台币,相当2.5万元人民币。我是到获奖时,台湾那边到处打电话找我,才知道这回事。

  那段时间,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后来都不知弄哪儿去了。当时都是手写。我是1992年开始,才在电脑上写科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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