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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瞻对》

第八章

巴塘死了凤大人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四川总督观望不前,驻藏大臣有泰明确反对,凤全计划中的新军还远在康定编练,他身边只有一支百余人的卫队,自是孤掌难鸣。瞻对改土归流,事情没有真正着手,他就把动静闹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中说:“当是时,收瞻对改流议传遍草地,夷人咸愤怒,凤全不知变计。”

  吴光耀清末时也在四川为官,曾任职于四川总督衙门,和凤全是同时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所记事实应该还是可信的。他说凤全“强抗开爽,能吏也。苦不学,好谑侮人”。意思是说,凤全性格强悍爽快,是个能干事的人。但学问和修养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缺点,到了藏区,加上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就更加膨胀。吴光耀记他“在巴塘亦以旱烟杆热窝击土司头,曰:‘此头在尔身能几时?’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红顶花翎,夷人之小君长也。大臣向务柔远人,恒以均礼。凤全独廷辱之,于是夷人益怨愤”。剑王朝小说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他要垦地开矿,当地就传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数百年,大皇帝故爱厚夷人,何来钦差夺我矿地,夺我垦地?”

  他在巴塘操演新军,当地又传言,“大皇帝兵何来洋装,是洋钦差,非大皇帝钦差”。

  并公开扬言:“夷人当为大皇帝杀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给三百名喇嘛名额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凤全自然不会听从。

  于是,从1905年,巴塘乱发。三月,“丁林寺始抢垦场兵”,“杀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鲁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余人。

  “四月二日,烧载石洞垦场,遂烧教堂。凤全居粮台……夷人三千余围攻粮台,枪石如雨,彻夜不绝。知县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独出粮台开导,死之。参将吴以忠领炮队亦死之,卫队伤亡二十余。夷人伤亡百余。”

  凤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凤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种种举措危及自身利益,见此情形,只是一味劝他离开巴塘。这时凤全身边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变发生之前,他见巴塘局面一天坏过一天,就多次向四川总督和打箭炉催请调兵,但直到乱发,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凤全见状,不得已只好答应离开巴塘。

  四月五日,凤全一行动身离开。行至距巴塘五里处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设下的埋伏。“伏发,夷人隆本郎吉枪凤全中脑后,喇嘛阿泽就而戕之。取其顶珠翎管。巡检陈式钰、县丞王宜麟、赵潼、千总李胜贵卫队五十余人同时被戕”。

  之后,又上演一番官场故事。

  巴塘案发,清军近在打箭炉等地,凤全也曾请求援兵,但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因何按兵不动?这一件公案当时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说法。还有一则公案,凤全到巴塘,无以为居,便驻进粮台。当地粮员吴锡珍让出住房后,另择民房居住。所以事发之时,这位吴粮员匿身于寄住的藏民家中,没有陷入包围。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变之后,死去的凤全从生前颇有争议的人物摇身变为一个死于国事的英雄,吴锡珍作为巴塘乱后少数的幸存者,需要出来说明自己在事变中的表现。

  大部分记巴塘事变的书都说,凤全临离巴塘前,吴锡珍推窗望见凤全正要离开土司官寨,便不顾房主劝阻,冲出房屋,拦住凤全的轿子痛哭劝阻,但凤全不听。于是吴锡珍要求随行护送,凤全见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齐,戴上官帽再来。等他收拾妥当后,凤全一行已经去远,而他又被用作乘骑的骡子踢伤,以致不能前往追赶。

  这个故事中,凤全要粮员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节,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正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所以,很少有人质疑,而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中的生动细节一再被人重复提起。

  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吴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却有质疑。他说,“吴粮员实无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据是“予在营务处,见吴粮员报凤全死事,前后两禀歧异,皆极力摹写急迫不及救护之状”。

  初禀曰:“跣一足,提一袜,造钦差之所居挽留,钦差令且著袜。”

  后禀易为:“钦差所居,夷人攻毁,痛哭不得往见,派人为钦差请安。”并明言“前数日已为夷人隔绝,汉官不得往来相见。是时夷人巴塘劫杀,横暴市间,睚眦之怨不能免”。这是说,变乱一起,乱民横行,不但劫杀汉官,就是平常民间积累的仇怨,也在这时趁乱报复。这样的情形,吴粮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跑到被乱民包围的钦差跟前?

  吴光耀说:“吴粮员习气油滑见于文牍,非赴难之人也。”

  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于是,吴粮员送钦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从凤全要求吴粮员穿袜子变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哪个故事最接近真实的情形呢?我已无力判断。但吴光耀所批评的现象,在今天却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牍,上下相欺如此,未尝有长官诘责之者。”

  不仅如此,染有凤全那种只求事功,藐视民众,藐视少数民族作风的,在各级政府官员,恐怕也不是官样文章中“少数人”一词可以指代的。

  凤全死难,其在巴塘藏区尝试实施清末新政的举措彻底失败,朝廷收回瞻对的想法也随之流产。

  清廷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不再驻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萨就任,这意味着朝廷已放弃了由驻藏帮办大臣在康巴一带垦殖练兵的打算。

  此次巴塘事变中,乱民趁势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列,此外打死打伤教民多人,并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两位司铎的墓,弃遗骨于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当地人也杀过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当地有史料说,“将法国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桩上,胸画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说,这是“巴塘人民在义和团反帝运动影响下,闻风而起”,这我就存疑了。

  与此疑问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时逃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变的情况,他又作何反应。但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只说:“四月中,三次会见钦差大臣和库伦办事钦差大臣,交谈有关西藏苦乐安危等事,增进相互间友谊。”不知道“有关西藏苦乐安危事”是哪些事。这时中英间正在就西藏问题展开艰苦谈判,他自然会关心谈判的结果,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这应是他的“苦乐事”之一,但他一直说,这是驻藏大臣的阴谋,不是朝廷的真实旨意。所以,他与皇上和皇太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见面,对此事也定会谈及。而巴塘事变,与清政府正面冲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为最高领袖的格鲁派寺院,对他,对西藏地方来说,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乐”事。但年谱中既然未着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测了。

  凡操心“苦危安乐事”的人,心情都不会轻松。在外蒙古,达赖喇嘛还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鲁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见宗教地位高于自己的达赖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当初热情欢迎的态度,时时显得倨傲无礼,这就让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领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明确记载:“哲布丹增巴日渐不愉,逐步产生厌离之感,捣毁了达赖喇嘛法座,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做了各种有失体统的事情。”几个月后,达赖喇嘛就离开库伦,转往他处。

  这也说明,即便是一个教派的最高领袖,身处同一教派中,实力不济时,其权威也会下降,甚至受到挑战。

  如果说这时清政府已经衰弱不堪,但这个庞大帝国相对长期积弱的噶厦政府,还是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所以,达赖喇嘛此时更为关注的还是清廷在藏区的种种举措。

  瞻对,也是他关心的事务之一。

  1906年,他在途中收到噶厦政府送来的“就条约本事的报告”,同时收到的还有“瞻对总管禀报的汉藏文信函”。达赖作出的指示是:“瞻对总管禀报之事,应根据时局变化,无遗漏地掌握基本事实,争取毫无过激,毫不推迟地逐步解决为要。”年谱文字没有涉及瞻对总管具体上报了什么内容,但达赖在瞻对问题上的态度却十分清楚,一面要求“毫无过激”,同时又要求“毫不推迟地逐步解决”。

  应该说,即便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川属藏区包括瞻对局面如何变化,主动权还是在清廷的手里。土司制度,成形于清朝,但在元明两朝已经发端。许多土司家族在被清朝册封前,作为地方豪强已在当地称雄多年,中央王朝死守陈规时,大体上可以彼此相安。但清末新政也影响到川属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呼声高涨。于是,变与不变,自然就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

  放到历史大势中考察,巴塘事变不像过去的瞻对之乱,可视为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时势到达历史关口时的一种必然。

  对于反对变化的一方,这是一次拼死反抗。而事变的发生,对于急欲图变强国的清廷来说,这种反抗正为变革治藏方略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和更大动力,刺激清廷下决心加大变革的步伐。以和平方式求变招致失败,就只剩下武力的手段。有清一代,几乎从无在藏区内部培植进步力量的任何举措——甚至意愿,其所求者只是这片疆域的臣服与平安。一旦有事,无非就是剿抚两手。剿,花钱。抚,也花钱,所谓花钱保平安。今天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时中国疆域如何广大,但在所开拓的疆土上,不促进社会进步,没有新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不在这些疆土上培养起码的国家认同,朝廷拿不出银子维稳时,这些广大疆域,往往便只剩下得而复失一条道路了。中国历朝历代,边界版图或大或小的变化,都和边疆民族的认同和背反息息相关。以藏区而论,今天中国领有的藏文化区疆域,较之康乾朝时,其实也已经缩小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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