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谈谈奈保尔，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我不是因为这个而谈他。那么，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谈他？如果是这样，不是还有更多的被谈论过很多的优秀的作家吗？被谈过的作家总是更好谈一些，甚至连作品都不必看，就可以根据那些谈论来谈。而拉什迪被翻译得够多，但至少在汉语当中，对他的谈论是很少很少的。想必是因为根据我们惯常的路数，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是很难进行讨论的。但我想谈这个人已经很久了，只是总在犹疑，不能确定到底从何入手。这跟很多批评家不一样，甚至跟在网文后跟帖发表评论的一些网友不一样。他们都太肯定，太不是此就是彼。但我发现，当你认真思索，真想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不是简单表示立场与态度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断对自己提出疑问。忘语：《凡人修仙传》
读过奈保尔很久了。
先是读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
继而读到台湾繁体字版的《大河湾》。后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版，除译文有些区别外，书名也少了一个字，译成《河湾》。
再后来，相继读他的“印度三部曲”。
那时就想谈他了，但一直没有谈，没有找到头绪。
年初病中，又重新把上述这些作品都集中起来，重读了一遍。而且，还增加了三种：《奈保尔家书》、小说集《自由国度》、《作家看人》（准确地说是奈保尔这个人怎么看一些作家）。
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这个人是有着独特的前所未有的认知价值的，他和诸如拉什迪这样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但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也就是说，在脑海中搜索已经储存起来的现成的文学经验与理论，都不能对这种价值进行命名或归纳。
直到今天，在重庆开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议，在这样的讲坛上，差不多全部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是基于现成的文学经验与理论。听到不太想听的话题时，我就借故短暂离开一下会场。其间某次，我打算去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揿下按钮，电梯降下来，降下来，一声“叮咚”的提示音响起，光滑的金属门无声洞开的那一瞬间，脑子里猛然一亮堂，做了这篇文章标题的那句话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不是解构，不是背离，是新的可能！”
我知道，终于可以谈论他了。
我们如今的文学理论，先自把所有作家分成了两类。最大多数那一类，在祖国、母族文化、母语中间处之泰然。比较少的一类，或不在祖国，或不在母族文化，或不在母语中安身立命，竟或者几处同时不在，处境自然就微妙敏感。我属于后一类。三不在中就占了两处，常惹来无端的同情或指责。就在博客中，就有匿名的大概是身在母族文化又自以为母语水准高超者，潜隐而来，留言、提醒、教训。我的态度呢，不感动，也不惊诧。人家同情我流离失所，在外面的世界有种种精神风险。我呢，作为一个至少敢在不同世界里闯荡的人，对依然生活于某种精神茧子中而毫不自觉的人反而有深刻同情。这是闲话，打住。虽然如此，文章之道还在于多少要讲些闲话，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不想说前一类作家，关于他们已经谈得太多太多了。文学史以他们来建构，文学理论以他们来形成，当我们评述今天日益复杂的文学现状，所援引的尺度也全由他们的经验来标识。后一类作家是少数，但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不因为其他，只是因为时势的变化。全球性的交流不断增加，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原先的环境（祖国、母族文化和母语），起初，这样的离开多是出于被动，比如非洲的黑种人来到美洲，比如二战前后的犹太人逃离纳粹的迫害，以及冷战时期昆德拉们的流亡。但这种情形渐渐有了变化。这种离开渐渐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他们主动去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寄托了更多理想与希望的世界，重新生根、长叶，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写作，还会时时回首故国，但这种回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怀乡，还不如说成是对生命之流的回溯。这样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比如奈保尔。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这样的作家将会更好更多。而我们对这一类作家的意义认识不仅不够，甚至有方向性的错误。这种错误就在于，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天然地而且将不可更改地要属于偶然产生于（至少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其间的那个国家、种族、母语和文化，否则，终其一生，都将是一个悲苦的被放逐者，一个游魂，时刻等待被召回。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下，无论命运使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如果要书写，乡愁就将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但我时常怀疑在这样的表达中，至少在某些书写者身上，是一种虚伪的、为写作而写作的无病呻吟。我不相信提着公文包不断做洲际穿梭旅行，皓发红颜精力充沛的四处做文化演说的人有那么深刻真实的乡愁。真有那么深重的去国流离的悲苦，那么回来就是嘛。要么，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外面给了诺贝尔奖也怕再不能回到祖国而选择放弃。我不是道德家，不会对人提这样的要求，也反感对人提这样的要求。我只是把不同的人两相对照后，生出些怀疑。无时不在文字中思念故国者去国悠游，偶尔回来说点不着四六的爱国话就被待如上宾，反倒是那些对母国现实与母族文化保留着热爱同时保持着自己批评权利者瘐死故乡。20世纪的西藏，就出过这么一位叫更敦群培的。本来从西藏南部去了异国，在那里接触到封闭的经院之外的语言，并从那异族的语言中感到思想的冲击，回头来自然对经院哲学中的僵死保守的东西有所批判，而且，还要回到西藏，在那个封闭的世界里去实行继续的批判。结果遭受牢狱之灾，毁坏了身体，继而以佯狂放浪的方式，半是声讨，半是自保，结果身体更加不堪，西藏近代史上一位稀有的思想者，正当思想者的壮年，却因以身试法，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他欲加以改造、希望有所变化的世界。
奈保尔则溢出了这样的轨道。
他的父辈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印度。他出生时，和他家庭一样的印度裔的人，已经在那个名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在那个国家的首都西班牙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的表达精妙的小说集《米格尔大街》就是他多年后身居英国而回望自己的成长岁月时对那个社区生活与人物的叙写。这本小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笔调活泼幽默，描写简练传神，有豁达的命运感叹。但没有通常我们以为的一个离开母国的作家笔下泛滥的乡愁，也没有作为一个弱势族群作家常常要表演给别人的特别的风习与文化元素。因此之故，我就爱上了他。
他在《作家看人》中品评一个印度作家的时候，写道：“在自传性的写作中，个人偏见会让人读来有趣。”这有趣是他颇为幽默的说法。而他真实的想法是“我感觉他困于网中”。为什么呢？“在关于加尔各答生活的近乎民族志学研究的那一章中，乔杜里利用这点取得了极佳的写作效果。”我没有读过乔杜里的作品，这么引用并不是赞同奈保尔对这个作家的评判，因为我个人的写作，有时也有这种民族志的眼光。但这种引证可以证明一点，《米格尔大街》中回避文化与故国之思，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后来，读到他回忆写作这本书的文字，更印证了我的看法。
他说：“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弃了外界。”
诺贝尔奖以这样的理由授予他：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到他的长篇小说《河湾》和小说集《自由国度》，他的眼光已经转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河湾》起初还写了一点印度裔的人，在白人和数量众多的黑肤色非洲人之间的那种飘零感（因为小说的背景是非洲），但很快，小说的重点就转入了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动荡局面的观察与剖析。这是一种新的超越种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于一种流民的心态。这种方式在《自由国度》中表现得更加自由舒展。作为小说集重心的故事，就是一对男女驾车穿行一个马上就要爆发动乱的非洲国度的过程与心态。如果小说中有所倾向，那也是人类共同的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渴求的理念。在我们习见的经典文学表述中，作家都是基于国家民族和文化而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但在《自由国度》中，主人公在这种习见的基点上，与黑非洲并无关联，因此，我们习以为会毁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与那些概念的疏离反倒提供了更多样观察的角度与更丰富的感受。套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是新的时代造成了新的人，这些新的生存状况的人带来了新的感受方式。桑塔格把这叫作“新感受力”。当然，桑塔格所命名的这种“新感受力”指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东西，但借用一下这个说辞也是基于表达的方便，也更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时移势迁，“新感受力”的出现也是多种多样，而不止是她在纽约所指的当代艺术方式嬗变的那一个方面。
而在不大愿意承认这种“新感受力”出现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就会变得难以言说。还是借用桑塔格的说法，如果你要用旧方式去评说他，他就会“拒绝阐释”。
这个人的父亲离开了一次故国，他又从所谓第二故乡再次离开，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乡愁呢？如果我们希望他有，或者责难他没有，是他的错，还是我们过于“乡愿”的错？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奈保尔们在自己处境中创造出来的新东西有“同情之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以为去国之后就一定更加爱国怀乡？为什么一定以为离开母族与母语之人一定悲苦无依？奈保尔在英国用英语写作，其实，很多身在印度的印度作家一样用英语写作，至少在泰戈尔的时代，情形就是如此了。
更离谱的是，这个人数次回到印度，用游记的体裁写了三本关于母国的书“印度三部曲”。大多数的时候，他的语调都暗含讥讽，而且批评远远多于表彰和颂扬，绝望的情绪多于希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们要愤怒了。听听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吧：
“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家。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早前就结束了。”
“印度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
“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访问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的态度。……同时，也明白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其‘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一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这是他到达印度时候说的话。离开的时候他这么写道：“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的衰败。”
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行无数次被判决过了：背叛！卖国者！大刑伺候！用大批判肃清流毒！对这一切，任何人都可以预见，所以他事先就发出了疑问：“一个人如果从婴儿时期就习惯于集体安全，习惯于一种生活被细致规范化了的安全，他怎么有可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自我的人？”
是的，我们非常习惯于那种道德的安全，而且时时刻刻躲在这个掩体后面窥测世界，甚至攻击别人。与此同时，在那个看上去庞大坚固的掩体后面，很多人正在以加强这种安全性的名义来不断解构。不是一些艺术家所声称的小打小闹的解构。而是以热爱的名义，坚守立场的名义，使人们对国族与文化的理解更僵死，更民粹，更保守，更肤浅，更少回旋余地，因此也更容易集体性地歇斯底里。相较而言，奈保尔们的工作倒有些全新的意义，显示了一种新的有超越性的文化知识的成长。
就在两天前，我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前一届得主陪新得主苏童去某大学演讲，规定的题目就叫“个人史与民族史”，我就结合奈保尔的介绍谈到个人史在现今社会有时会溢出民族史，这时就有年轻人起来诘问，那些挟带着一个个有力问号的句式，一听就知道其自以为占着某种道德的优越感，我不忍用同样的语气回驳一个求学时期的年轻人，耐心回答的同时，在心里暗想，他从教材里学到的是多么正确而又渐渐远离了现实的东西啊！
奈保尔还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我们得承认，这个世界真的出现了一些新的“格局”。在这些新格局之下，不用解构什么，也不用背离什么，自然而然，就会生长出新的人。新的人多了，以他们为土壤，就生长出了新的文化，或者，有了成长出新的文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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