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有哪些新军?编练新军的影响如何?

1895年4月,历时九个月的甲午战争结束,东亚的老大帝国清王朝,在海陆两个战场被曾经的学生、新兴的日本打得毫无脾气。陆军的失败,尤令朝廷意识到唯有编练适应近代战争的新军才能挽救衰颓之势。

其实,甲午战争开战之初的平壤惨败后,清朝中枢就已发现旧式军队不堪大用。1894年10月,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军工兵大尉汉纳根就被总理衙门召见,询问编练新式陆军的事宜。

汉纳根提出建设十万新军的计划实在太过庞大而未被采纳,不过清政府并未因此放弃组建新式陆军。

1894年12月,一支号为定武军的军队出现在天津马场,规模只有4750人。不久后,袁世凯接管了新军,大幅扩充,兵力增加到7300人。驻军地点也随之迁移到天津小站。

至此,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支军事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袁世凯精心打造北洋新军

这支军队在当时被称为新军,这个新就是相对于八旗、绿营、淮军的旧而言。

这支军队完全摒弃了旧式的训练方法,全盘西化,组建之初就聘用德国军官为教习,以德军的操典来训练这支军队。在编制上,以德国陆军的标准将这支军队编成五个步兵营,炮兵,骑兵,工兵各一营,改变了旧军队兵种不分的弊病。

每个步兵营下辖四队(连),每队下辖三哨(排),每哨下辖六棚(班),每棚正兵十二人。新军的基层编制虽沿用旧称,但已具备了近代军队的组织形式。

新军的军官也有别于旧式军队。新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不是湘军和淮军所依靠的行伍、亲属、师生,也不是八旗,绿营的因袭,而是大量使用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

中法战争之后,李鸿章为加强淮军的战斗力,创设了北洋武备学堂。这是一所近代化陆军学校,但由于淮军内部积弊过深,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在淮军仅仅只担任普通教习(比如冯国璋),成绩优异者也不过是守卫炮台的初级军官(如段祺瑞)。

但在新军中他们是当仁不让的中流砥柱,1896年时出任新军哨官以上的具备近代军事技能的学生就有130人之多。

袁世凯还创办许多军事学堂培养人才,这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随营学堂。这个学堂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下级军官。被后世称为北洋三杰的王世贞、段祺瑞、冯国璋分别在这些学堂担任督办。

曾在新军服役的冯玉祥后来回忆道“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训练,犹为认真。一旦军中有军官空缺,就直接从学堂毕业生中选拔才具优异者充任。学堂制度的创立,使新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战斗力就有了保障。

普通士兵选拔上,袁世凯也同样用心。当时无论是八旗军还是淮军在兵源选择上都是采取父死子继的方法。对于新军,袁世凯采用募兵。

袁世凯对于募兵的要求极高:年龄在20—25岁之间,体力能举一百斤以上,身高不低于4尺8寸,并要求能每小时行走20里以上。抽鸦片者、有不良记录者一律淘汰。这样的高标准保证了兵源素质。

军需和军饷上,清政府也给予即使充分的供应。旧式绿营士兵的月饷只有2两银子,而新军最普通的士兵每月的军饷都是绿营军的两倍,这使新军成了当时的高薪职业。

袁世凯极为重视发饷环节。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吃空额、冒领等弊端 ,在每月发放饷银时,袁世凯都亲自点名,按名发给。

袁世凯对普通士兵也关怀有加。小站练兵时,他几乎认识所有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并且还能大致了解每个人的脾性,长处和缺点。通过上诉各种举措,袁世凯对新军如臂使指,但也加大了新军的私人色彩。

新军的武器装备上也很先进。大量曼里夏五连发后装步枪 、曼里夏五连发后装马枪 、毛瑟五连发后装步枪 、克虏伯75毫米口径钢制后膛架退山炮和格鲁森57毫米口径钢制后膛架退山炮陆续装备新军部队。

同时,也为军官少配备了柯尔特1850年式左轮手枪。 这样,除军官使用的指挥刀 、步兵使用的刺刀和骑兵使用的马刀之外,新军抛弃其他一切冷兵器 。

这样精心打造之下,北洋新军迅速成长为清朝最精锐的军队。可惜新军并未在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新军,却跟着袁世凯南下山东作壁上观。

清末新军扩充,袁世凯实力猛增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挽救自身危亡的新政。组建新式陆军自然成为了新政的重要内容。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以其所部武卫右军仅7千人不敷分布为由,请求清政府将山东省现有各营汰疲去冗分别裁调,仿照武卫各军营制,增立1军。

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将这支新设的军队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袁世凯把原全省34个巡防营裁留改编,招募补充,遂编成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袁世凯自任总统官。共计编成20个营,14,000人。

这样袁世凯就拥有了两支晚清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1903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练兵处会办大臣,负责编练新军。新军以镇为战略单位,战时则设立军(类似于集团军)来统一指挥各镇,镇以下依次是协-标-营-队-排-棚。

其中每镇辖步兵两协,附属骑兵、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 步兵协每协下辖步兵两标, 每标又辖三营,每营辖三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新军又学习西方在每镇设立总参谋官,负责赞佐号令,参画机宜。

在新军的编组上,清政府极为严格。一般流程为各省自己按照招兵标准征募的新军兵员,当数目满足一个镇时便可呈请练兵处组建一个镇,若获批准,授予“暂编”番号,可以开始进行军事训练。训练一段时间后,练兵处派大员,组成校阅团校阅,校阅通过,即可报部成军,授予正式番号,去掉暂编字样,正式成为新式陆军。

因此,新建陆军的番号为驻防地域加番号所组成。其中番号不重复。如“直隶陆军第四镇”,并非是直隶的地方部队,而是作“陆军第四镇,驻扎在直隶”来理解。

至清亡,仅有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即北洋六镇),湖北一镇,东南一镇等八镇通过了校阅正式成军,其余各镇都仍顶着“暂编”番号。可以说新军在编组上是极为认真。而当时最先组建成军的就是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六镇。

这样的编组方式一方面确保了新军质量,但在另一方面,更强化了自太平天国时期就出现的军队地方化趋势。在这过程中,有一支军队成为了与北洋新军并列的精锐。

香帅练兵,新军成为清朝掘墓人

甲午战争之后,南方也出现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军。这支新军的缔造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张之洞号“香涛”,又长期担任总督大员,故在晚清官场称其为张香帅

甲午战败之后,张之洞向朝廷建议“非认真依照新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提出“拟在江南练陆军万人,而以洋将管带操练”。“自强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组建。

自强军成军之后人数远远少于北方袁世凯的新军,但战斗力却分毫不让。自强军在军制武器上也是全盘 “德军化”,相较于北洋新军聘请德国军官做教官,张之洞的做法更为大胆——自强军请德军军官担任每个营的副职,与中国军官一起管理训练军队。

编练自强军不久之后,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的水平随之严重下滑。不过,张之洞也调拨自强军五百人远赴湖北作为即将成立的湖北新军的样本部队。新组建的湖北新军就成了一支拥有自强军血脉的军队。留在江南的自强军在在庚子事变之后却成了袁世凯新组建的北洋新军的一部分。

张之洞在湖北练兵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这支军队在组建之初各种饷项来源极端困难,但在张之洞努力下,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

庚子之后驻扎湖北的新军被编成一个镇又一个协,即为新军第八镇和新军第21混成协,官兵总计16,104人。

与众不同的是,这支军队的文化程度很高。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大批秀才加入新军,这其中又以湖北新军为盛。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

张之洞一直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 他认为西方军队 “ 自将及弁 ,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 。无人不识字 ,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 因而他的 《 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 “ 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主帅的倾向使湖北新军成为全中国识字率最高的军队。

时人这样评价两只新军——北洋新军“ 以勇气胜”,湖北新军 “ 以学问胜”。因此,湖北新军成了革命势力的温床。

但张之洞与袁世凯对于军权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袁世凯一直紧抓不放,张之洞却极为淡然。后者北上京师之后就自动放弃了对新军的控制。

由于清政府对于湖北新军的监视没有北洋新军那么严密,更加上张之洞自身的淡然,革命党大量渗透到新军中。湖北新军中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人数超过六千,而真正与革命为难的不足一千人。可见革命党对于新军渗透之深。

辛亥革命时,一夫作难,湖北新军全军响应就不足为奇了。

两支军队最后却殊途同归。湖北新军武昌首义全国鼎沸,控制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也向清廷逼宫,终于埋葬了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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