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代魏,司马孚为何痛哭流涕

公元266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定国号晋,魏晋易代。司马孚作为司马炎的叔祖,告别曹奂时泪流满面地说:“ 臣到死的那天,也是纯粹的大魏之臣”。这位司马家族的长老已不是第一次令掌权者极为难堪。

早在司马师执政时,魏帝曹芳被废离宫,司马孚就旁若无人地放声痛哭。魏帝曹髦被司马昭手下杀掉时,朝廷百官都不敢去,司马孚却“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司马孚为何屡次做出有损家族颜面、不符合家族(皇族)利益的举动?

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生于180年,以当时罕见的九十二岁高龄卒于272年,一生横跨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历史时期。司马孚不仅参与了司马氏从地方儒学家族到曹魏权臣家族,进而成为新朝代领导者的完整历程,也见证了士大夫的代表性行为风范从砥砺名节、舍生取义向隐逸谈玄、放纵不羁的转变。

司马家族谱系(部分)
司马家族谱系(部分)

东汉中后期,士人扬清激浊、舍命不渝

西汉和东汉都存续两百年左右,但东汉进入中期之后就长期衰落,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控朝廷,政治黑暗腐败。士大夫群体一方面大起清议,扬清激浊,以明邪正之道,一方面奋其智力,打击宦官和外戚,以挽救危局,东汉政权才得以勉强支撑,近百年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在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时期(149-219年),司马家族已被视为儒学家族。司马防为人方直公正、近乎古板,对八个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诸子虽冠成人 , 不命曰进不敢进 , 不命曰坐不敢坐 , 不指有所问不敢言”。

司马孚出生之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期。168年,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先发制人,两人皆被杀。宦官集团趁机诬陷党人,以皇帝名义大兴牢狱、缉拿士人,党锢之祸再起。七、八百名党人遭杀害、流徙和禁锢,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皆被罢免官职,禁锢终身,其中代表者是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

李膺,是党人“八俊”之首,为人刚正不阿,而且“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李膺严厉惩处阉宦子弟党羽,宦官对他又惧又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被捕入狱,后来免官还乡,士大夫都认为他道德高尚,足以为天下楷模。

李膺也没有辜负天下士人。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他本有机会逃脱抓捕,却慨然投狱自首,被拷打致死。汝南名士范滂也是主动投狱,同样视死如归:“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杜密是李膺的颍川同乡,与李膺齐名,也名列“八俊”。第一次党锢之祸与李膺同时入狱,同样免官还乡。第二次党锢案,杜密又与李膺一起入狱,不愿再受拷打折磨,愤然自杀。东汉士大夫群体舍生取义的高蹈风范,今人为之击节。

汉灵帝年间,据估计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万左右,除洛阳的3万太学生外,还有1万人。两次党锢之祸直接迫害千余人,再加上株连的五族亲属和门生故吏,东汉士人精英几乎被收拾殆尽。

经此打击,不少士人对汉室心灰意冷,甚至有党人企图废掉当时的汉灵帝,但多数士人仍有较深的忠汉情节,并没有放弃汉室。这也是为何董卓之乱时,很多士人和官僚都积极参与谋杀董卓,而作为地方官员的士大夫也与武人军阀结盟讨伐董卓。

虽生逢乱世,但在家传儒学熏陶之下,司马防长子司马朗十二岁便通过经学考试而成为“童子郎”;司马懿也“博学洽闻,服膺儒教”;司马孚更像颜回再生,“箪食瓢饮、披阅不倦”。这三人都在少年时代完成儒家文化启蒙,士大夫秉持君臣大义、依仁蹈义之时代风范应该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汉献帝时期,士人明哲保身、趋利避害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代,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鼓掌之中,汉室名存实亡,士人群体对东汉皇权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

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建都于许县。起初,曹操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征辟天下名士、沽名钓誉,比如名重天下的孔融和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杨彪都于建安年间(196-220年)在朝廷做官。袁术、袁绍等军阀有篡逆之举或野心时,都遭到手下名士幕僚的谴责反对。

曹操统一北方、实力大增之后,不臣之心也逐渐暴露,士大夫被逼做出选择。孔融早就做出判断,曹操“终图汉室”。他上表反对“封建诸侯”,实际上就是针对曹操。孔融是士大夫阶层里鲜明拥护汉室、反对曹操篡逆的代表,208年被曹操杀掉。

荀彧是另一个支持汉室皇权的士人代表。荀彧试图借曹操之力匡振汉室,虽然他是曹操的首席幕僚,但官职却是东汉朝廷的尚书令。212年,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曹氏篡位企图公开化。在汉室忠臣和曹操谋士之间,荀彧坚定地选择了前者,明确反对。同年荀彧被逼服毒自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士大夫对汉室态度的转折点。

东汉朝廷完全在曹操掌控之下,功劳最大的荀彧被逼死,中原士大夫基本不再存有幻想。荀彧死后仅一年,身为名士同时也是曹操谋臣的荀攸、陈群、王朗、华歆、钟繇、司马懿等纷纷上劝进表,其中荀攸、陈群、钟繇都出自诗礼传家的颍川儒学名族。这些名士本应为士人群体的良心所系、道义表率,但他们背弃了儒家的君臣大义理念,在强权胁迫之下明哲保身、趋利避害。党锢之祸时士人以身殉道的气节似乎早已烟消云散。

司马朗在196年就为曹操效力,司马懿却两次拒绝曹操辟召,他此时仍受儒家忠义观念影响,同情汉室,当然不欲屈节宦官之后的曹操。后来曹操威胁将其下狱,司马懿被迫出仕。不过,曹操对司马懿极具戒心,甚至打算杀掉他。幸亏司马懿早就结好曹丕,曹丕力保,司马懿也勤奋工作,才免于一死。由于这段可怕的经历,以及目睹曹操手下幕僚谋士的生死浮沉,司马懿的性格和政治理念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司马孚在建安年间先是曹植府内僚佐,后来辅佐成为太子的曹丕。曹操病逝、曹魏权力真空之时,司马孚力劝曹丕节哀,并积极准备丧事,拥护曹丕继位。在司马孚看来,他的君父大节是基于曹魏皇权的。

曹操当上魏公、魏王(216年)之后,改朝易代已箭在弦上,却先后发生两次旨在推翻他的暴动。一次在东汉国都许县,一次在魏王都城邺城。发起参与和涉及这两次暴乱的,既有西汉、东汉名臣之后、献帝朝廷官员,也有曹操大臣的后代、现任僚属、甚至曹操家乡谯沛的青年名士。很可能是两次叛乱严重扰乱了曹操的篡位计划,所以他最终只做了“周文王”。

汉祚将移之际,两次暴动是东汉士大夫最后的反抗和挣扎,也是士人舍生取义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司马氏血腥杀戮,士人隐逸谈玄、放纵不羁

217年,司马朗死于疫病。汉魏禅代后,司马懿官职一路高升,战功卓著,政治威望无人能及。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氏宗族曹爽,独掌军政大权。司马懿以儒家的“礼法”和“名教”装点门面,内里则是冷酷实用的刑名法术,崇尚武力和权术,为胜利不择手段。

司马懿和接替他掌权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都用极冷血的杀戮手段,对付政治异己势力、甚至是稍有敌对嫌疑和私人恩怨者。很多名士惨遭灭族,比如曹爽一派的何晏、夏侯玄、李丰、邓飏、毕轨、丁谧、李胜、桓范等皆被夷灭三族,嵇康、吕安等名士也死于司马氏之手。司马氏对士大夫群体屠戮之猛烈,汉末宦官集团和曹操都颇有不及。

对儒家最注重的纲常——君臣大义,司马氏弃之如敝屣,恣意废立、弑逆曹魏皇帝,如本文开头所述。

历经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的士大夫,动辄死于非命,到建安晚期汉室名存实亡,大族名士都不得不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司马氏掌权后,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下,士人和朝廷官僚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数士人不敢挑战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和篡逆之举。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等儒家信仰被空前质疑,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热情消退,很多人热衷于从老庄哲学中汲取思想养料和精神慰藉,魏晋玄学大行其道。

政治黑暗恐怖和儒家价值观遭遇危机引起的焦虑、忧郁和苦闷,相当多士人隐逸、谈玄、服药、纵酒,以放诞不羁之举来缓解和发泄,其中最著名者是“竹林七贤”的嵇康和阮籍。然而在食药、嗜酒、求仙的表象之下,嵇康和阮籍都坚信儒家政治理想(不是说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儒家的),只不过前者鲜明,后者隐晦。

对待司马氏篡魏的态度上,嵇康因与皇族联姻,完全站在曹魏一边。他尖锐激烈地抨击讽刺司马氏不忠、伪善和无耻,同时又表明绝不出仕的态度,为司马昭所深恨,被借故杀掉。

阮籍的政治立场比较隐忍。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高才远识,声名远播,司马昭极力拉拢。阮籍在司马氏府中,表面佯狂醉饮,实际谨言慎行。阮籍的痛苦来源是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与委蛇,不能表现出对司马氏的鄙视厌恶,更无法践行其政治理念。行为与价值观上的冲突,情感上的矛盾,阮籍以放诞来自浊,用狂饮来麻醉,但这种自欺的行为更加重了阮籍的痛苦。

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并不如嵇康、阮籍那样愤激痛苦,也不彻底谈玄、放纵、避世,他和羊祜、魏舒等士人既能顺应时代潮流,保持放达超脱之姿态,也能积极从政、实现儒家传统的治国安邦理想。

司马孚则是正统的儒家信徒,为维护家族和曹魏国家利益,他屡屡发挥关键作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孚与司马师一起控制京师;东吴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司马孚率军督战,化险为夷;蜀汉姜维击败雍州刺史王经,震动关中,又是司马孚前往坐镇、稳定局势。

成长于汉末激昂士风中的司马孚,又为曹魏建国、治国效力数十年,对曹魏天子的道义情感深厚。在家族伦理、利益与君臣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司马孚所承受的煎熬是难以想象的。司马氏每次篡逆谋划,司马孚都未参与,而且他还全然不顾家族掌权者的颜面,屡次向曹室大表忠心。他这样做改变不了司马家族篡逆之实,却可以缓解内心的极度痛苦与自责,以求无愧于良知。

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国”,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不敢逼迫司马孚,反而对这位家族之长礼遇有加。司马孚过寿时,司马炎以皇帝之尊向他行家人礼,司马孚死后,更是备极哀荣。司马氏为何只强调孝,而不忠孝并举?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废君、弑君和逼迫禅让得来,若主张忠,岂不是自打耳光。

司马孚并非司马家族中的孤例,司马通有“大将军狂悖之弟”之名,指的就是他不与其兄司马懿合作。司马通之子司马顺更是对受禅的司马炎大加嘲讽,被流放至武威,不改其志而死。

魏晋之际,司马家族虽有个别忠义之人,但为夺权篡位,以刑名法术为师, 尽失儒家家风,其天下不能长治久安。西晋几十年就亡国,东晋司马皇权更是受制于高门士族,司马氏作为皇族大姓最终湮灭于南北朝的动荡混乱之中。汉末曾砥砺名节、慷慨就义的士大夫,在中国大分裂的乱世之中不只是谈佛论道、逃避政治责任,也以玄学探索、领悟人生和宇宙的终极道理。

后记:本文并非以舍生取义的道德标准来苛求汉末到魏晋的所有士人,果真如此的话,司马孚首先就是东汉的叛臣,与司马氏对抗的曹魏一派也多是东汉的叛臣降将,再推而广之,此后历代就没有纯正的国之忠良了。另外,本文主要考察中原名士对君权态度的转变,基本不涉及吴蜀等其他地区的士人。

魏晋之际高压残暴的统治,是忠烈不屈士大夫的不幸,但同时也成为士人反思儒家思想、追问生命本质、探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契机,他们终以晋玄学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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