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曹操成名的月旦评究竟是什么?

曹操是阉宦之后,年轻时品行不佳,他“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地方上的士人颇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算法办他。后来曹操为入仕途,极力扭转负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桥玄为自己正名,桥玄的评语是“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担心自己名望不够,建议曹操请托汝南许邵主持的“月旦评”。

许邵也鄙视曹操,不欲应对,但在曹操威胁之下,不得已评价“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个褒贬兼有的品评令曹操暴得大名,不久后他就藉此被举为“孝廉”,在首都洛阳做官。许邵何许人也?他的月旦评竟然比位列三公的太尉的赏识还管用?这要从东汉的选官制度说起。

外戚和宦官当权、清议之风大盛

东汉官员的选拔方式主要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征辟是由皇帝、中央官僚和各级官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委任人才。察举则是地方州郡通过对人才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举荐人才。察举考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东汉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就是察举。察举又号称“乡举里选”,即以乡里社会的舆论评价,作为人才选举的依据。

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专政,内忧外患持续加重。权宦视乡闾评议如无物,任人唯亲、“贸易选举”,在政府机构随意安插浊流子弟和庸俗无才之辈。学而优的儒家士子通经入仕、向上流动的途径遭堵塞,于是挺身而出,发动社会舆论,臧否人物、抨击朝政,“清议”之风遂蔚为大观。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亦逐渐形成发展出“群体自觉”。

士人清议的内容以人物评论为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戚宦政治的猛烈抨击,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此类风潮的发动者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他们言辞激烈、危言深论, 甚至采用违法极端手段打击宦官、豪强等浊流;另一种主要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这是士人之间的期许和标榜,即“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这类人物品鉴以在野的郭泰和许邵最出名。

清议的人物品评之风其实就渊源于乡闾评议。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此明察秋毫:“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到了汉末士大夫清流与权宦浊流对抗之时,乡里公论仍存,但名士领衔的评论家成了公论代言人。他们的品鉴评论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选官。得到正面评价的士人,仕途通畅;被负面评价,则如堕深渊。

颍川陈寔就是这洋的名士兼人才品鉴专家,时人有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可见其评价的影响力。党人领袖李膺被公认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见,犹如“登龙门”。

汝南名士、也是党人领袖之一的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当时大宦官唐衡以李颂相托,范滂的上级、汝南郡太守宗资打算任用李颂,范滂拒用。宗资不敢得罪范滂,将怒气发在范滂手下主办文书的朱零身上。这个小吏则宁愿死于太守的拷打,也不违逆范滂的意愿。范滂的裁断竟可以凌驾于太守之上!

党锢之祸前最权威的人物评论家是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县(今属山西)人。东汉多数名士出身大家名族,但郭泰出身寒微,性格宽厚,不高标自持,亦无仕途野心,他口才无双,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郭泰评论人物的旨趣在“ 宽宏济士”,即容纳、诱导、扶掖青年后进和在野士人。据《后汉书》记载,郭泰提拔奖掖者多达六十余人。郭泰的品评对象不涉及宦官权贵,也不做激切冷峻的评语。

当时很多名士领袖也为郭泰倾倒。比如范滂评价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句话的意思是郭泰隐居不仕不违反母亲的意旨,贞忠又不矫情绝俗。天子不得以他为臣,诸侯不得以他为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尤其能体现出郭泰独立自由的人格。

汉桓帝晚期愈演愈烈的清议风潮以及士人与宦官的矛盾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党锢之祸。上面提及的多位名士遭难,李膺、陈寔、范滂皆下狱受刑,陈蕃被免官,很多士人被终身禁止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后,被罢黜的士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于是标榜古人,寄托政治理想。著名的党人三君(陈蕃在内)、八俊(李膺为首)、八顾(郭泰为首)、八及和八厨等名目来自上古时代高阳氏的 “ 八恺”和高辛氏的“八元”,他们都是舜举于尧廷以佐治的精英。

名誉称号更是东汉后期人物品鉴的一个重要特征。地方上名族士人集体获得此类称号极为普遍,如颍川的荀氏八龙和陈氏三君,汝南的平舆二龙,河内的司马八达等等。

但是名士官僚们并没有吸取言论过于激进挑衅、缺乏政治手段的教训,盲目高举高打,结果宦官集团先发制人,第二次党锢爆发,给东汉士大夫群体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郭泰不仅是当时最优秀的人伦鉴识家,对政局的判断也高人一筹。他认识到东汉衰颓难救,故拒绝入仕为官。第一次党锢发生后,郭泰立即回乡,闭门讲学,躲过劫难。但这不表明郭泰不与遇难的党人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信念,实际上他得知陈蕃等人被杀后,号哭于野外,悲痛莫名。陈蕃死后次年(169年)郭泰就去世了。

汝南月旦评与许氏兄弟

月旦评诞生于上述时代大环境之中,大约活跃于164-182年间,恰好是两次党锢(166-184年)前后。创办人是汝南平舆(今属河南)的许邵和许靖,两兄弟每月初一品评人物,褒贬时政,故称为月旦评。

许邵字子将,被视为郭泰之后最著名的人伦品鉴家,士人得到他的品题,都身价陡增。这是太尉桥玄做出极高评价后,曹操仍然卑辞厚礼求名于月旦评、甚至不惜使出胁迫手段的原因。许邵对曹操“奸雄”的评价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而且世俗流传,影响深远,当然这也多是因为曹操后来的成功。

陈寔和陈蕃是当时名士中的名士、清流中的清流,许邵品评起来也毫不留情、评语冷峻客观。“太丘(陈寔之字)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寥寥数语抓住了两人名满天下的性格特色,更敢于直陈士林领袖的局限,轰动一时,为士人所推崇,月旦评于是风靡全国。另外,许邵评价颍川荀氏兄弟也很到位:”二人皆玉也,慈明(荀爽之字)外朗,叔慈(荀靖)内润。”许邵假物为喻,两兄弟形象跃然纸上,印象深刻。

后来许劭担任汝南郡功曹,郡内官吏十分畏惧,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出身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汝南袁氏的袁绍,也很忌惮许邵这个同乡。袁绍辞去濮阳长返回乡里时,随从宾客众多,引人注目。进入汝南郡时,袁绍遣退宾客说:“我如此车马华服、兴师动众,怎么能让许邵看到?”袁绍遂单车归家。

很多学者认为,与郭泰的“宽宏济士”、提掖后辈相比,许邵的品鉴特色主要是“善善恶恶”,也就是惩恶扬善、清浊两分。诸葛亮也认为“许邵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也是就说他擅长褒贬,但没有培育教化后进之心,一语中的!

两次党锢之际,士大夫清流与宦官浊流势不两立,士人主导的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对非黑即白的臧否评断极为欢迎。许邵洞悉时代需求,标榜自持,裁量德行,月旦评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寄雌黄于一人之口”, 掌握人物毁誉之生杀大权。

许邵对陈寔和陈蕃的评价固然独具眼光,然而因为二人有缺点,许邵就拒绝与他们往来。士人领袖都入不了许邵之眼,他还能看得起谁?许邵很可能是借此姿态来博取名声、抬高自己。

东汉选举官员人才以“名”取士,导致社会过度崇尚名节,很多士人脱离正常的价值规范,故作偏激、矫饰之举,比如过于守礼、散尽家财、守丧过久、手报恩仇等。 这些行为与许邵不交往二陈一样,不过是沽名卖直。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青州人赵宣的父母死后,他在墓道里守丧二十多年,以此闻名天下,然而赵宣却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女。揭发这个伪孝子的是当时在青州任官的陈蕃。

许邵为人私德也与其评鉴宗师地位不相称。月旦评的另一个主持许靖,字文休,是许邵的族兄,两人都出自平舆的大族许氏。许靖的为人和品评风格正和前辈郭泰相似,都是循循善诱,褒扬、奖掖、赏拔后进为主,许氏兄弟在识人、评人上有巨大分歧。许邵又性格狭隘,排斥许靖使之不能被官府录用,后者沦落到靠赶马磨粮养活自己。颍川人刘翔担任汝南太守时,许靖才进入仕途。

在人伦鉴识领域,许靖的名声远不如许邵,这与月旦评期间他的点评基本没能保留下来有关,也可能是遭到许邵打压。不过许靖的评鉴生涯却远为持久。董卓之乱前后,兄弟俩都开始逃亡之旅。许邵于196年病死于豫章郡(今江西北部),年仅四十六。许靖一路逃难,辗转投靠于豫州、扬州和交州(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 等地的官僚军阀。许靖宅心仁厚,身处危机中,还能照料接济亲族乡邻。

逃难期间,曹操两次招募许靖,但他秉持正统汉室价值,一再拒绝。201年前后,许靖被益州牧刘璋征召入蜀,延续其评论生涯,”爱乐人物、清谈不倦、诱纳后进“。后来刘备夺取益州,诸葛亮亦对许靖敬重有加。群臣请封刘备为汉中王的劝进表中,许靖领衔第二,仅次于有汉室侯位的马超。刘备称帝后,许靖官拜司徒,位极人臣。222年许靖去世,享年七十三。

破除浮华、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士大夫多如许氏兄弟一样离散于各个割据集团,清议盛况不再,人物评论之风转衰,退缩于为朝廷和割据政权举荐人才,桓帝、灵帝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在野的评论大家不复存在。献帝三国时期善于识人、品评人物的士人主要有孔融、荀彧、许靖、诸葛亮、何晏、顾邵等,三国的主要政治家曹操、孙权和刘备其实也是识人、用人的高手。

士林领袖荀彧或可概括这一时期识人、评人的特色。163年出生的荀彧,成长于士风激荡的桓灵时期,但他是务实的政治家,评价和举荐人才,从是否有治国理政、谋划用兵等实用能力出发,并不重视表面的名节和德行。比如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郭嘉就是顶尖谋士,但郭嘉不拘小节,行为不够检点。荀彧为曹操推荐的人才多达十余人,而且有几人(郭嘉、荀攸,钟繇)都是曹操的骨干幕僚。

孔融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他“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颇有郭泰和许靖之风范。孔融与陈群辩论汝南和颍川人物之优劣。陈群是前述名士陈寔之孙,当然认为颍川更优,孔融则力挺汝南士人,主要着眼于他们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一面。实际上,颍川士人冷静务实,也更有谋略,曹操骨干幕僚中有近半颍川人就是明证,汝南谋士在曹操时代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颍川士人也有舍生取义者,比如荀彧。

与荀彧不同,孔融深受东汉“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昂士风的影响。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时期,孔融仍然结交宾客朋党、任意褒贬时政,引起曹操不满。205年平定冀州、权力稳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针对孔融这类“浮华交会”之徒。孔融性格张扬、不知收敛,依旧讥讽冒犯曹操,而且他拥护汉室、反对曹氏篡权,208年曹操罗织罪名将其杀掉。

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东汉献帝末的350年间,选举人才重视德行名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影响无处不在,建安时代曹操手下主持选官的名士崔琰和毛玠仍采用这些儒家标准。曹操遂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颁发“唯才是举令”,强调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要举荐。不过,曹操并非不认同“德行”的重要,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时期选才的标准有所侧重,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也就是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乱世和解决问题用有才之人。

220年曹丕以魏代汉,对后世影响无远弗届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也于同年诞生,创立者是陈群。陈群是颍川儒学名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评行为不检点、不按儒家规矩办事的郭嘉。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但也并非回到两汉过于强调德行的老路上,曹魏选官的依据基本是德才兼顾。

从两汉“毁誉于众多之论”的乡闾之议、到东汉后期的士人清议,再到“寄雌黄于一人之口”的月旦评,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朝廷中枢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评和士人清议,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主动。

曹魏士人的评议之风远不如党锢之际那么广泛激烈,而且主要体现于朝廷官僚,却也绵延不绝。曹操曾整齐风俗、破除浮华,曹丕也企图用中正官控制舆论,但是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又出了“太和浮华案”(太和是曹叡的年号),其中主角是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人。

何晏字平叔,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后来成为曹操的养子,与曹丕关系紧张,在曹叡时代仍不受重用。夏侯玄是曹魏开国功勋夏侯家族之后,但也不为曹叡所喜。至于邓飏,人品不佳,但擅长交际、打通人事关系。这群或刚入仕途或政治上不得志的青年名士在太和(曹叡的年号)年间聚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 、品评人物”,深受当时青年士子推崇。

助曹操打天下的建安老臣尚在,东汉党锢之祸的记忆犹新。于是,董昭上表要求严厉制裁这些青年浮华之徒。魏明帝遂严办“浮华”案,将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十五人免官。

东汉末年士人褒贬人物,讥议时政,太和年间的青年名士则好谈名理,清议向魏晋清谈过渡。从人物品鉴角度看,何晏对自己的评语“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意思是他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 ”。这固然是何晏的狂傲自夸,但此种评语行文无疑闪耀着玄学的光芒。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才性之学”主要讨论评价人物才性的抽象标准和原则,与玄学关系密切,相较东汉对人物德才的认识大为拓展和深化。

魏明帝死后,曹爽为辅政大臣,太和浮华案中免职的名士几乎全部复职升官,曹爽一派权倾朝野。另一个辅政大臣司马懿韬光养晦,抓住时机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灭三族。司马家族对待异己名士的血腥冷酷,远胜党锢之祸。在高压政治打压之下,除了嵇康等极少数,士人都不敢挑战司马氏。汉末清议最终转变为逃避政治、谈玄论理的清谈。

按照学者王晓毅的研究,曹丕时代草创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加强中央选举权的制度,还没有成为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司马炎以晋代魏后,通过相关法令,九品中正制的各项要素才定型完善,高级官吏的选拔权被世家大族垄断,中国从此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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