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站到山顶上才能看见的风景

老子的《道德经》问世以来,一直被人视为最难读懂的经典。可以说,有关《道德经》的整个读解历史,乃是一个不断被曲解的过程。有关《道德经》的这种命运,老子本人其实早就在《道德经》里就有所预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最后一句,说得既豪迈又苦涩。从古到今的老子注释、老子研究和老子翻译,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理解老子的学者,却少而又少。到底有多少个译本准确翻译了《道德经》,更是大可存疑。倘若说,老子《道德经》是一片山顶上的风景,那么在众多的老子注家、研究者和翻译家之中,能够抵达山顶者,极为鲜见。

由于是山顶上的风景,因此,老子的学说,一变成学问,就已入了中士闻道。而后人所有关于老子的研究,大都处于若存若亡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比如,老子不像孔子那样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始终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生平事迹,难以考据。以致做学问踏实认真如钱穆者,也竟然会一不小心错读了老子的生卒年代。在《先秦诸子系年》一著中,钱穆先生一口咬定,老子是孔子的晚辈。

《道德经》问世之后的流传,也是问题多多。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难免出现错简衍文。再加上文字的古奥,让历代学者着实忙乎了二千多年。从当年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到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老子王弼注》,学者们在《道德经》字句的注释和解释上,实在是没有少花力气。不管他们的聪明程度如何,也不管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认真与否,更不必计较他们治学方式上的新旧巧拙,他们的努力当然值得肯定,学问也做得有模有样,遗憾的只是,这些个努力并没有给世人理解《道德经》带来多少进展。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的文字太深奥。中国人选择的象形文字一直有个像不像或者形不形的问题。由此有了诸如文字学,训诂学,考据学,乃至小学,大学,等等的学问。就养活成千上万个学者而言,象形文字无疑功劳卓著。但这些学问本身,对于解释《道德经》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则可能是连老子也说不清楚的。想当年,老子写作《道德经》所使用的,很可能是相当通俗的言语,甚至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所说的那种俚语村言。只是,隔了如许年代,再通俗的言语,也会变得深奥无比。就像几千年后的中国人,即便是阅读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官方的**文件,都会深奥得像是在读天书一样的屈诘赘牙,不知所云。

然而,就算老子的生平尚未完全考证清楚,就算《道德经》在文字上还有许多待解的疑难,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道德经》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生平也罢,字句上的考证也罢,并没有在根本上造成《道德经》无法解读的障碍。无论就学术的角度,还是就思想文化的角度,有必要澄清的,与其说是生卒年代和文字句读,不如说是其言说的语境和其话语的奥义。

对老子的刻意曲解,始于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可以说,后人之所以读老子总是读得一头雾水,大都起因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由于韩非子之于老子的曲解,使老子的形象始终被遮蔽在了韩非子的阴影里。就连司马迁,也看不清楚老子和韩非子之间,究竟有如何实质性的区别。

司马迁虽然知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同时又认定“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同上)。因此,他会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不无自以为是地写道:“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理,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的这一列传,无意间把韩非子对老子的曲解,变成了韩非子之于老子在思想上的自然承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一个是“虚无”,一个则是“切事情,明是非”。这换成现代学术的术语则是:老子是形而上,韩非子是形而下,彼此相得益彰。司马迁由此将老子和韩非子的关联,在学术话语和思想文化上同时一锤定音,并且一定就是将近二千年。

近代学者章太炎,无论在学问上还是思想上,堪称佼佼者。太炎先生知道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选择联邦制――当年叫做联省自治――的道路。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太炎先生提出过著名的俱分进化说。但一面对老子,章太炎先生却像司马迁那样地陷入了韩非子当年编织的话语圈套。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太炎先生认定:“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知之。《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其成为法家者矣。”

六年前,我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并且加以重新解释的时候,曾经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后面,几乎是不加思索地以初级水平的英语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Fish couldn’t leave deep water, The powerful objects of nation couldn’t be shown to others—I suspect whether this section was written by Lao-Tzu or not, because Lao-Tzu never concerned something like the powerful objects of nation couldn’t be shown to the others, and it is most likely was what Han Fei-Tzu said. I guess it was inserted Tao-Te-Ching with the confusion by some copi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o-Tzu and Han Fei-Tzu is that Han-Fei-Tzu is a typical schemer so-called “Fa-Jia”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ao-Tzu is an innocent dream make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Unfortunately however, according Mr.Lau’s opinion in his notation, he did not c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o-Tzu and Han-Fei-Tzu, and it seems Lao-Tzu was delivering his intelligence to the rulers in his Tao-Te-Ching as Han-Fei-Tzu did in Han’s works.

这段文字翻译成中文即是:

我怀疑这二句话是否出自老子。因为老子从来不关注诸如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一类的事情。这二句话很可能是韩非子说的。我认为这二句话是被哪个抄写者混掺其中的。老子和韩非子的区别在于,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号称法家的著名阴谋家,而老子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相当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很不幸的是,劳先生(注:即D.C.劳,是《道德经》最为权威的英译者之一)却没有注意到老子和韩非子的这种区别,从而误以为老子像韩非子那样,向统治者如此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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