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岳飞怎么死的


评书和正史上都说岳飞是死于秦桧的陷害。秦桧嫉妒岳飞屡建大功,于是怂恿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军,然后诬陷岳飞要造反,把他害死在监狱里。当时另一个元帅韩世忠曾经去问秦桧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秦桧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莫须有,也就是也许有,可能有的意思,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什么证据。韩世忠听了以后当然不服,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这里就有点儿奇怪了。秦桧要置岳飞于死地,肯定和岳飞仇深似海,为什么不编造点儿证据出来呢?“莫须有”三个字连韩世忠这样的武夫都骗不过去,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秦桧是状元出身,满肚子典故的人,要捏造出点儿证据来整岳飞还不是小菜一碟?为什么偏偏要说出个“莫须有”的千古笑话来?

1141年(绍兴十一年),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准备重新与宋议和。宋廷乘机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完颜兀术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四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

五月,张俊在和岳飞巡视楚州韩世忠的军队时,暗中挑唆岳飞,欲一同分解此军,却遭飞严肃回绝。秦桧又欲陷害韩世忠,飞再次保全了韩。岳飞回朝后,即遭秦桧党羽万俟卨(音mò qí xiè)、罗汝楫的弹劾,诬蔑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楚州”,请罢飞枢密副使之职。八月九日,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飞自请回到江州旧居赋闲。

岳飞此时已无兵无权,但对他的迫害却仍在步步紧逼。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

张俊私设公堂,向张宪严刑逼供,毫无结果之下,竟捏造张宪口供“为收岳飞处文字谋反”。岳飞在江州居留,为时甚短,就接到宋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狱中,此前其长子岳云也已下狱。

岳飞义正词严地面对审讯,并袒露出背上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主审官何铸见此,亦为之动容。铸调查发现岳案证据不足,实为冤案,如实禀告秦桧。秦桧却说:“此上(高宗)意也!”改命万俟卨主审此案。

卨用尽手段,也无法使岳飞三人屈招一字。飞宁死不自诬,乃至以绝食抗争,经其子岳雷照顾,才勉强支撑下来。

十一月初七日,宋金“绍兴和议”达成:由宋向金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和议虽已达成,但岳飞始终未能被释放。万俟卨等逼供不成,为了坐实冤狱,又为岳飞罗织搜剔了所谓“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欲将飞一举定为死罪。

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以飞为无罪,与万俟卨竭力争议,均遭罢官处分。布衣刘允升上书为飞申冤,被下大理寺处死。已赋闲的韩世忠因岳飞入狱之事质问秦桧,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十二月廿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达命令:

“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宋代史料并无“风波亭”的记载),时年39岁;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们都为之哭泣;消息传到金国,金国大臣们为此酌酒庆贺,并说:“和议自此坚矣!”

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隗顺临终前,始将此事告知其子。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岳飞冤狱终于平反。隗顺之子告以前情,乃将飞以礼改葬在西湖栖霞岭。1178年,谥岳飞为“武穆”,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业绩不可磨灭。岳飞表达了被侵犯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为汉民族的文明绵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岳飞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人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无关秦桧:岳飞必然被冤死的几条理由

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关于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压力而放弃经营中原。

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500骑兵败金军10万、12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建立于一个假设上:抵抗到底,必定获胜。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岳飞的军事思想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103]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时“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史书评价

《忠愍谥议》:“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湖北转运司立庙牒》:“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宋史·岳飞传》:“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历代评价

宋孝宗:“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俊)、韩(世忠)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文天祥:“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朱元璋:“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孙中山:“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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